日期：2008-5-31　12:41:57
　　(17)
　　既然提到了楚留香，我就顺便提了一下被禁得很惨的金庸小说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小说被禁了好几本，读者看到的大部份都是盗版书，就拿《射雕英雄传》来说好了，当初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原因在于，”射雕”两字出自于***诗词，所以就被迫改了。
　　更早以前据说，不是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问题就在于”东邪”，在东方的桃方岛上，有暗喻台湾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另外一本，《天龙八部》据说也被禁了，问题就出在其中一段：王语焉见两个人在打架，就随口说：这是江南蒋家的名招”过往云烟”啊！ 所以就被禁了…
　　在台湾以前这种另人匪夷所思的事件还不少，台湾有个作家叫陈映真，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总人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克吐温的小说来，就说：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书！所以，同理可证，当初很多马克思韦伯的书也都遭殃。
　　甚至连法国作家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翘楚，只因为这位外国作家姓名发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书。
　　所以说当初「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小警总」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这长期的高压统治让人民心里襟声，并被逼着要自我检查。
　　台湾人的习惯，吃杨桃是切成条状来吃的，要等到我大一点才知道杨桃可以切片切成星状来吃，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习惯切成条状来吃，原来上一辈的人都听过那些故事：有个卖杨桃的小贩有次把杨桃切成星状串成一串来卖，然后隔天就消失了…。
　　所以更早一代的台湾人几十年来已经对政治培养出高度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是高度的压抑性。为什么医生在台湾是受人尊重的行业，每年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医学院呢？应该可以从日本时代说起，当时日本人不让台湾人读法政相关科系，因此菁英们只能选择医科；一直到国民党统治，228事件以后政治这种东西让台湾人彻底感觉可怕与绝望，因此台籍第一流的人才还是继续读医科，对政法避之唯恐不急，久而久之，一直到现在，医生就变成一种崇高受人尊敬的职业了；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党外以及后来民进党，有很大一部份的主要支持赞助者都是医界人士。

日期：2008-5-31　13:53:10
　　(18)
　　等到一定的年纪一定会问妈妈「我从那里来」这种问题，妈妈总是吱唔其词，有一次被我问烦了，她就答「爸爸给妈妈打针就有你了」嗯……现在想想这样说倒是挺有道理的
　　我家庭还算美满，生活一切还都过得去，就跟许多台湾七十年代组成的家庭一样，父母都是中南部来的人，落在台北定居；父母间对话以及跟朋友们队话几乎都是讲台语；但因为环境的关系，我跟他们对话反而都是用国语(普通话)，爸爸到现在还一直很后悔的是他没逼我好好学台语。
　　台湾可以说是一个移民社会，几百年来不断有人移入，主要有四个族群，闽南人(73.3%)、客家人(12.0%)、外省人(13.0%)与原住民(1.7%)。
　　闽南人及客家人大部份是几百年来陆续迁入，而外省人，或者用现在较政治正确的叫法：新移民，当然这个新住民的用法到了近十几年，大量的外籍配偶进入台湾，变成她们的通称。
　　49年后约两百万人随着国民党来台，除了少数高官高级将领外，大部份都是乘船来台，而后政府将外省人安迁至台湾各地，因此台湾各地皆有一定的外省人分布。来台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政府安置的地点，到了现在，其中台北市的外省族群最多(百分之三十)，再加上他们长期掌控了台北从上到下的资源，耳濡目染。所以也许可以说，跟我同一辈出生在台北市的小朋友，比起其它县市，台语说得好的比例是稍微低了一些。
　　来台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政府安置的地点，在台湾形成台湾特殊文化的眷村，眷村里可说是一个独立于传统台湾人社区的小聚落，里面可能有自己的一切公共设施，有点类似大陆的大院，所以啦！外面的人看里面神秘，里面又视外面好像随时要欺负他们，几十年来小矛盾不断，但也没发生什么大问题。
　　关于本省人与外省人，有一个有趣的昵称：「芋仔」（外省人）、「番薯」（本省人）。当初许多孤身随军来台的官兵，国民党承诺等未来反攻大陆之时，每人可以分到一块田耕作，这个证件叫”战士授田证”，但后来反攻无望，这根本也变废纸一张。他们许多人在台湾娶了媳妇，但台湾本省人因对国民党印象不是很好，因此在娶媳妇过程中也不免引起许多家庭问题；若无家眷，许多人晚景都挺凄凉的，只能住到荣民之家去。在我的成长记忆当中，许多卖早餐豆浆油条的都是这些人，每都下午，也都有个山东口音的阿伯骑着破摩托车在家附近喊着大馒头之类的，或者，他們也只當大樓管理員，清潔工之類的基層工作。而说到这不得不提的就是红烧牛肉面，这种以前在大陆根本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些外省老伯们思乡之下，凑合着台湾食物作出来的产品。
　　另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高雄岗山最有名的特产就是明德辣豆瓣酱，原来岗山是空军官校所在，国民党当初从成都最后带了一批人停留在此，形成一个眷村，这些退伍的老兵没事干，只好做自己家乡特产来卖，没想到还卖出个名堂来。
　　当然这些”老芋仔”们不是个个都那么幸运，悲剧其实更多，这是时代造成的。在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许多的电影及文学作品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随后要说的”李师科银行抢案”不仅是震驚全台的台湾第一次银行抢案，更因为主角就是这么一个老兵而众人瞩目，他這麼做的舉動到底是為什麼？这件事都现在都一直被人当作案例来提起。
日期：2008-5-31　16:10:32
　　(19)
　　当年的另一个引起市井小民兴趣的话题是李师科案。这也是台湾治安史上第一件的银行抢案。
　　李师科跟所有的外省老兵一样，打过抗战，剿匪(是的，大陆的解放战争，国民党的说法是剿匪，不过反而被匪给剿了)。退伍后一样没什么谋生技能，只能开出租车维生。
　　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人，也不缺小钱，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他是坏人的人居然干下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他持槍抢银行时留下一句名言：「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我只要一千万！」
　　这句话被那个时候的小朋友玩丨警丨察抓小偷时争相模仿，不过如果在家自己乱喊，反而会被妈妈敲一下头。这件事就深入大家的心中，他的犯案动机也不断得被大家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讨论；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般民众才开始去关心外省老兵的问题。所以越到后来，李师科反而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李师科案后来被拍成电影，一部是《大盗李师科》，另一部是《老科最后的春天》，两部我都看过了，最后都是李师科在法庭上被拖走前大喊：「我还有话要说！」他到底还想说些什么呢？这些老兵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就跟那些走在路上你连瞧都不会瞧的那种人一样，但因为时代的缘故加入了军队而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年轻时可能还能依赖保加卫国，反攻大陆的信念活下去；但等了几十年，反攻无望，老了又不得不退伍，又不得不成家，许多是用钱去「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智障女孩。一方面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一方面求取亲情的慰藉，但也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民国七十几年的台湾文坛大量作品都是在讨论外省老兵议题，这都是从李师科案后开始引发的思考。他们的身体虽然在台湾，但心灵仍然寄托在那遥远的家乡。虽然过了几年开放大陆探亲，但很多人也等不到那时候，连魂都归不了故土了。
　　老兵问题是个很大的题目，我就讲讲我自己了解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