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至正交钞”定为每贯当铜钱100文，兑换当年世祖忽必烈时的“至元交钞”二贯，高出一倍有余。而印数首批就达200万锭，这对于民间财富可说是“豪夺”。因而行用不久，物价腾贵10倍。可朝廷不但不采取措施，竟又命户部印造次年新钞600万锭。钞票多到“舟车装运，舢舻相接”的程度。在帝国首善之区的大都，新钞10锭还买不到1斗粟。老百姓对交钞舍弃不用，只用银钱交易，甚至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交钞成为购买力极低的废纸。

　　巨大的天灾加上这样糟糕的币制，危机已然暗潮汹涌。而朝廷向治理黄河的兵民支付的报酬就是这种交钞，各级官员还要克扣。被天灾人祸折磨得苦不堪言的民工终于奋起反抗，“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熊熊燃起。
　　乱世英雄起四方，刘福通、徐寿辉、郭子兴、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个个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朝一日攻入大都，夺取天下。
　　此时在大都城中统治帝国的，是元惠宗、“乌哈噶图汗”——妥欢帖木儿。
　　他是元明宗、“和西拉古图土汗”和世剌的长子，一个虽然出身贵胄，但幼年甚为坎坷的苦命天子。
　　“三帝更位”时，文宗重新接位。登基不久，便宣布明宗的太子妥欢贴木儿不是其亲生儿子，将之流放高丽大青岛，后又流放广西静江（今桂林）。此时的妥欢贴木儿只有九岁，父亲暴死，生母早逝，又无缘无故流放边疆，可说大为悲惨。可就在流放地的大园寺中，年幼的妥欢贴木儿受到主持秋江长老的教育，系统的学习了儒家经典，竟成为元朝诸帝中侵淫汉文化最深的一个。

　　待到叔父文宗驾崩，弟弟宁宗懿璘质班即位仅一个月便夭折，13岁的妥欢贴木儿终于结束了流放生涯，回到大都即位为帝。
　　幼年的不幸，使得惠宗早年也曾锐意进取，先后铲除燕帖木儿、伯颜两大权臣集团，重用儒臣脱脱，实行“更化改制”——恢复科举、设宣文阁、开经筵、行太庙四时祭、修辽金宋三史、翻译经史书籍、编纂《后妃功臣传》等史书、修订《至正条格》与《六条政类》等典章。可说全面重开汉化之路，这不但让脱脱“中外翕然称为贤相”，后人甚至认为如果惠宗能够“持其心, 常如至正之初, 则终保大位, 何至于远遁而为之虏者!”[14]

　　可惜，“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少年登基的他，很快便被宫廷糜烂的气氛所感染，沉溺于声色淫逸之中。与西域番僧学习“房中运气之术”，以至于“丑声秽行，著闻于外”。闲暇时还进行“科学研究”——制造的龙船、宫漏、五云车等“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罕有”[15]。
　　朝政必须是要有人管的，既然皇帝耽于淫乐，太子爱猷识理答腊便想出面提前掌权。可惠宗虽然不愿意管事，但更不愿意放权，父子二人的政争随之展开。
　　朝中大臣也分为两派，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枢密院事图坚帖木儿为一派支持惠宗，皇后奇氏、丞相搠思监、朴布华为一派支持太子。两派明争暗斗，朝政更加混乱。
　　农民起义爆发后，原本在丞相脱脱的运筹下，官军一度取得优势。1354年9月更是将张士诚部围困于高邮。但在破城在即的紧要关头，脱脱受到中书平章哈麻等人的弹劾，被免职流放，代领其军的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太花疏于统兵，号称百万的官军主力被义军击溃。
　　官军主力元气大伤，靠募兵起家的察罕帖木儿、答失八都鲁、李思齐、张良弼等逐渐崛起，成为元军主力。答失八都鲁死后，其子勃罗帖木儿继之；察罕帖木儿死后，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继之。可这四家军阀扩大自己的地盘要比拱卫朝廷上心得多，互相争权夺利，攻伐不已。

　　地方将帅如此，若朝廷能够居中调解，使之为己所用，也还可以用来遏制义军。而朝中相争的两派又各自拉拢他们为奥援，惠宗派与勃罗帖木儿结盟，太子派则联络扩阔帖木儿。朝中的党争与军阀的火并遥相呼应，真是乱可乱，非常乱。
　　义军的领袖们在南方称王称帝，你争我夺，最先起事的红巾军灭亡在自己人手中；而北方的大元朝廷也在同室操戈，太子一度被孛罗帖木儿逼得逃出大都，最后孛罗帖木儿被杀，扩廓帖木儿却又因为不愿帮助太子夺位而与太子派产生仇怨。
　　义军在争夺地盘，无人顾及北伐；而朝廷在诏命扩廓帖木儿以太子的名义率诸军南征时，张良弼、李思齐、脱列伯、孔兴、张思道等部人马均不听调遣。
　　南北双方在内耗中对峙。所不同的是，南方逐渐在整合，而北方则日趋分化。
　　此消彼长中，历史的车轮走向了公元1368年。

　　在这一年，帝国将迎来第二次崩溃。
　　第一章：草原乱世——动荡的北元
　　公元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
　　这一年，蒙古帝国大汗兼大元朝皇帝所能控制的领地，只剩下了中国北方和蒙古本部。
　　江南大部被从红巾军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所据有，其定都南京，国号为“明”。
　　四川东部和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贵州北部是明玉珍建立的“夏”政权，定都重庆，此时，是其子明升在位。
　　原本由元帝国册封的西藏萨迦政权被绛曲坚赞的帕竹政权所取代，虽然还奉元为宗主，但早已“独立自主”。
　　（一）“奇迹”——北元的开始

　　无论是明升的夏政权还是绛曲坚赞的帕竹政权，都满足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有朱元璋的明王朝有着一统天下的雄心。
　　早在称帝之前的1367年，还是吴王的明太祖便已经派出北伐军去实现自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终极目标。
　　北伐的策略为先取山东，次下河南，后夺潼关，对大都进行战略包围，待取得大都后，再分兵夺取山西、陕北、关中、甘肃等地。而实行这战略的北伐军是由丞相徐达、平章常遇春率领的二十五万百战精锐。
　　朱元璋很看重自己的对手，他的战略无懈可击，但却有些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此时的元朝，将帅不受制于朝廷，士兵毫无战心，混乱到了没有还手之力的地步，数月之间，山东、河北、河南相继丢失。

　　明军顺利地将大都城置于唾手可得的境地。
　　1368年7月28日，北伐军兵临通州，镇守通州的知枢密院卜颜贴木儿力战而死。通州陷落。
　　通州是大都城的东南门户，失守后，大都除了自身的城防之外，再也无险可倚。虽然帝国还有左丞相扩廓帖木儿，太尉纳哈出、李思齐，梁王匝拉瓦尔密等人率领的近50万军队，但要么是远水不解近渴，要么是冷眼旁观，私心自保。没有一个靠得住。
　　元惠宗素手无措，召集百官朝议，决定“避兵北行”。
　　危急时刻，左丞相失列门、知枢密院事黑厮等大臣力主据城死守，宦官伯颜不花甚至痛哭道：“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1]

　　这样的血性虽然可贵，但在没有援军可盼的情况下固守京城无异于自杀。惠宗叹道：“今日岂可复作徽、钦！”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与中书左丞相庆童同守京城。自己率皇后、皇妃、皇子及朝臣百余人北走上都，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京城。
　　皇帝的出走，大都城失去了最后抵抗的希望。五天后，徐达的大军轻而易举的攻入城内，被任命为监国的淮王帖木儿不花以及左丞相庆童、平章迭尔失、平章普赛因不花、左丞张伯、御史中丞满川等大臣战死，大都城陷落。
　　曾经无比强大帝国的首都，世界上最繁华的“汗八里”，有着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防，随着一小群人乘着夜色仓皇出城，便永远的换了主人。
　　这可算是历史上的“奇迹”。
　　而这背后，是更为空前绝后的“奇迹”——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近百年，在失败后竟然全身而退，回到祖先故地继续国祚。
　　北元的历史从此开始，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既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又是北元的开国皇帝。
　　日后，满清皇帝一直禁止开发辽东，保护“祖宗龙兴之地”，也是想效法元朝，留个退路。可惜，世事变迁，除了在日本羽翼下弄了个“满洲国”外，一切只是镜花水月。
　　奇迹，毕竟不是总能发生的。

　　（二）帝国的反击
　　元惠宗的不战而逃，使得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他是“知顺天命”，“表彰”了他一个“顺帝”的名号。这虽然比“违命侯”、“畏威候”、“负义候”之类听起来好些，却也代表了不屑。
　　到达上都的惠宗，面对的是早已被红巾军残破的断壁颓垣。
　　习惯麻木的人只有在残酷的现实前才会明白自己的错。几乎成为废墟的上都与繁华无匹的大都，如此强烈的对比终于让惠宗清醒了过来。他似乎一下子爆发了登基之初澄清天下的雄心，也一下子找回了祖先的血性。
　　一道道谕旨如雪片一样从上都简陋的宫殿中发出，发给那些虽然有私心，但还算忠心的将军们。
　　扩廓帖木儿最早接到谕旨，一向以大元忠臣自居的他立即率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关进攻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