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给杜丁大尉下命令之外，基申斯科夫还派百人长纳巴托夫、一名通译及15名哥萨克前往协助。
　　在基申斯科夫心中，也许还认为这只是土尔扈特人擅自动兵的事件，他的处理也是轻描淡写。
　　但这是一场让他，甚至连他的女皇都五雷轰顶的事件。

　　杜丁大尉接到命令后仅2天，1月5日，渥巴锡麾下将领桑杰策凌便率军袭击了他的兵营，俄国驻军全部被歼。而前来协助杜丁大尉调解的纳巴托夫等人也被早已等在路上的另一位土尔扈特将军马尔哈什哈截住，糊里糊涂的掉了脑袋。
　　1月15日，面对已经集结完毕的军民，渥巴锡宣布了东返的决定：“为了摆脱俄国的压迫，别无他法，只有回归祖国，就可以‘生活在古老的国教、国语的中国同胞那里，和决定今世来世幸福的崇拜之地，盛满宗教佛法神水的汪洋大海的中国，以及赐大福于万民的活佛身边’”[23]。人们抛弃了所有不方便携带的物品，而渥巴锡则亲手点燃了自己的宫殿。

　　土尔扈特人三万三千户近十七万人，以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的精锐部队为先锋，达什敦多克和洛桑丹增大喇嘛率领的其余领主队伍为两翼，渥巴锡和策伯尔多尔济率军殿后，浩浩荡荡的启程了。
　　游牧民族最后一次的大迁徙正式开始。
　　1月29日，队伍到达乌拉尔河沿岸。30日和31日，先锋部队烧毁库拉多斯卡亚、卡尔梅科夫、莫达山区和索罗奇科夫等防线的哥萨克据点。
　　2月1日，全部队伍渡过了乌拉尔河，进入了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向恩巴河挺进。
　　面对这场突然的变故，俄罗斯帝国虽然震惊，但仍然迅速做出了反应。基申斯科夫被叶卡捷琳娜女皇下令逮捕，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惨痛代价。处理责任人的同时，女皇急令奥伦堡总督莱英斯多尔普和军团指挥达维多夫少将出兵截击，接着又派出特鲁本堡将军率领由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组成的骑兵团紧紧尾追。可由于渥巴锡的行动迅速，俄国军队被远远的落在了后面，女皇的命令成了空文。

　　但此时的俄罗斯帝国的势力已经达到了中亚，军队虽然没有追上，但还有藩属可以指挥。女皇的谕旨迅速传达到哈萨克小帐首领努尔阿里汗的手中，命令他堵截土尔扈特人。这离渥巴锡率队进入哈萨克草原，仅相差6天。
　　土尔扈特汗国在阿玉奇汗时代曾经帮助准噶尔汗国征讨过哈萨克，让其丧城失地，两家早有深仇。如今看到土尔扈特人在沙皇大军的追击下扶老携幼举族东迁，正好是报仇的良机。
　　努尔阿里汗立即组织军队向土尔扈特人发动了进攻，土尔扈特人猝不及防，为了保护老幼妇孺，不等部队集结起来便与敌接战，这是东归路上第一次也是最为惨烈的激战，9000余土尔扈特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
　　2月中旬，队伍抵达伊什姆河附近的木哥扎雷山口的奥琴峡谷，这里是东进必经之路，但已经被哥萨克骑兵所扼守。渥巴锡派一支精悍的队伍绕过山涧峡谷，迂回到敌军背后，两下夹击，全歼守军。
　　队伍虽然得以继续前进，但沿途不断受到哈萨克人的袭击骚扰，人员、牲畜不断损失。当3月间到达巴恩河东岸时，又遭到严寒袭击，冻饿而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英国作家德昆赛在他的《鞑靼人反叛》中写道：“往往早晨醒来的时候，几百个围在火堆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已经全部冻僵而死去”。虽然这只是作家的描述，但凡是在冬天到过草原的人，都会明白，这种惨况决不会仅仅是想象而已。

　　惨重的伤亡让队伍人心浮动。渥巴锡为了安定人心，让洛桑丹增大喇嘛向部众传达七世达赖的语言“1770年—1771年，是土尔扈特回到佛召唤的中国最好的时机”[24]，在信仰的鼓舞下，所有人最终坚定了决心。
　　4月中旬，经过休整的队伍继续前进，击溃俄国和哈萨克联军，但在作战中再次损失大量人员，随后继续不断遭到哈萨克人小股部队的偷袭，倒下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躲避袭击，土尔扈特人进入了沙腊乌孙大草滩，这里缺乏洁净的饮用水，人和牲畜都不得不饮用草滩里的积水，结果，人、畜均染上痢疾，死者旋踵。这里的经历成为土尔扈特人心中永远的痛，直到现在，土尔扈特人之间除了“您好”、“家人可好”之外还有“肚子怎么样”问候语。
　　灾难仍没有结束。
　　6月中旬，当土尔扈特队伍行军到姆英塔湖时，陷入了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与中账阿布赉苏丹5万联军的重围，通往准噶尔的道路被切断。渥巴锡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迅速派出使者与哈萨克人谈判，并同意送还在押的1000名俘虏，从而争得了3天的喘息时机。在养精蓄锐，调整兵力后，“就在第三天的傍晚，猛攻哈萨克联军，经过浴血奋战，牺牲了无数英勇战士的生命，成功突围，越过了姆英格地区”[25]。

　　“牺牲了无数英勇战士的生命”，这诗化的语言所隐藏的，依然是遍野的尸体和血泊。
　　为了避免再遭袭击，土尔扈特人绕巴尔喀什湖西南，走戈壁逾吹河、塔拉斯河一线，沿沙喇伯勒抵达伊犁河流域。
　　经过半年的跋涉，土尔扈特人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1771年7月8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相遇。清军所看到的，是一片凄凉景象：“皆为老弱孤独，妇女幼儿甚众，摇晃行走而来。至其游牧处观之，则饥馑疲惫者甚多。……看来已是甚为窘迫”[26]。
　　这支启程时17万余人的队伍，仅剩下66073人[27]，几乎所有的财物、牲畜都丢在了身后一万多里的路途上，而每一里道路，还有着十几个土尔扈特人的亡魂。

　　死去的人是为了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故土已经出现在眼前，他们能够如愿以偿么？
　　（五）被忽略的当事者
　　同样一段历史，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写史要力求忠实，而论史则千差万别了。
　　土尔扈特的东归，在现代的大部分历史学家眼中，都是悲壮而富有正面意义的事件，是“中华向心力”的有力注脚。
　　而在清朝，学者们的看法则大不相同。

　　在魏源眼中，土尔扈特东归是因为舍楞“盛言伊犁空虚可据状……渥巴锡惑其言，……伊犁将军舒赫德严兵备边，遣人迎诘之。渥巴锡与众台吉等计议数日，始以慕化归附为辞”[28]。
　　俞正夔则更不客气：“三十六年，土尔扈特乌巴锡闻绰罗斯、和硕特、辉特皆亡，可以窃据伊犁游牧也，即弃俄罗斯，率众南来。六月，至卡伦，知伊犁规模已定，不敢逞，乃藉众来归”，“来归之由，实由舍楞唆抢伊犁，继至而知其不可逞也，舍归顺更无他法”[29]。
　　现代史家要迎合民族团结的国策，必定要找出历史上的例证，悲壮的东归故事自然是最佳选择。
　　而清代学者则是对与清朝争斗百年的准噶尔汗国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连同宗同源的土尔扈特人也充满不信任。
　　他们说得都有道理，但却忽视了当事人，也就是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人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皇帝。

　　先说渥巴锡和土尔扈特人。
　　若说是渥巴锡是在听说准噶尔汗国崩溃后，冒着俄罗斯的围追堵截，用全部族17万人的生命来做抢夺已经被清朝占领的伊犁地区的赌博，就太小看了渥巴锡的智慧。准噶尔是土尔扈特的宿敌，并且一直处于上风，一百多年来在中亚驰骋纵横，但最终被清朝军队荡平，以至于连人口都被屠杀殆尽。俄罗斯帝国是惹不起躲得起的强者，乾隆时期的清朝难道就是任人宰割的弱邦？把自己置于一个强敌的尾追之下，去进攻另一个强敌，只能是神经错乱的表现。

　　但若说渥巴锡和土尔扈特人把自己看作“中华大家庭”的一员，不远万里来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却又是拿着现代政治理念来意淫前人的笑话。清朝作为以征服立国的帝国，无论对于汉人还是蒙古人来说，都是征服者，对于臣服者不会吝啬怀柔之赏，而对于敢于反抗的，也从来是兵威相加，犁廷扫穴。土尔扈特人虽然与清朝一直有贡使往来，关系较为亲密，但把清朝看作是“祖国母亲”，如现在的海外游子一样充满着亲情，决不是当时土尔扈特人所能达到的“觉悟”。

　　渥巴锡率众东归，他所希望的，是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求得一个独立藩属的地位，这样不仅维系了部族的生存，也可延续汗国的国祚。
　　再说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