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卓行废旧立新之际，许多京官已经意识到山雨欲来，纷纷弃官而逃，但最让董卓担心的是袁氏兄弟和曹操，他们都没有往家乡跑，而是别有目的。袁绍北上逃往冀州，而他的铁哥们韩馥“刚好”在那里做刺史；袁术南下荆州南阳郡，而他的铁哥们张咨“刚好”在那里做了太守；曹操跑得最辛苦，在中牟差点遇难，但最后跑到了兖州的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而他的发小张邈“刚好”在那里做太守，而他的另外一个哥们刘岱则是兖州的刺史。显然，他们的逃亡，也是周、伍两个卧底的杰作。

　　这时的董卓还睡在梦里，还想着息事宁人。名士们说：袁家四世五公的家底，把袁绍逼得反了，那可是一呼百应。董卓一听，心眼也活动了，于是让袁绍做了渤海太守，还封了侯。
　　除了跑走的那些人，现在对董卓威胁最大的是他的老上司——左将军皇甫嵩。董卓离开西凉时，是带走了三千亲兵，但他带不走的还有四万人马，就捏在皇甫嵩的手里。而且皇甫嵩就驻屯于扶风（今陕西省兴平市），离洛阳也不是很远，成为董卓的心腹之患。假如皇甫嵩起兵讨董，估计董卓未必是对手。可惜他也是一个脑子进水的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与何进一样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无法承担历史的责任，结果被自己老部下董卓近乎儿戏般地收拾了。董卓先是在皇甫嵩的驻地扶风设了一个汉安都护，总统西部军事，剥夺了皇甫嵩的军权。然后，假传圣旨，让皇甫嵩入京任一个可笑的小小的“城门校尉”。愚忠的皇甫嵩竟然把军队交给了他人，来京赴任了。

　　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无论做什么事业，要成为一个大丈夫，必须要有胆有识，也就是敢作敢当。有胆才敢做，有识才敢当，才知道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这段历史之所以如此混乱不堪，就在于没有英雄出现，或者英雄没有到他该到的位置。
　　何进无胆无识，不知该做什么，也不知该如何去做，大权重兵双双在握，却可笑地被几个已经走投无路的宦官弄死；
　　袁绍有胆有识，但都是第二流的，能做点事但做得都不漂亮，从招外兵开始就把棋走错了，利用老底子一路混到官渡之战，但那时曹操不会再给情面，于是他输得很惨；
　　宦官有胆有识，但他们的胆识都是在“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代行皇权中练就的，一旦士大夫跟他们摊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实力，不过以他们的胆识却把招数也用到了极致（如骗杀何进、挟持幼帝），但那一刻也是死到临头之时；
　　董卓也有胆有识，胆子是超一流的，但见识却是二流的，因为他仅仅是一个军人，从军事角度偷袭得手，做了一些大事，却不知如何收尾。
　　历史就是如此地错进错出，历史走向其实是由一个个错误塑造的。何进素餐尸位，袁绍偏软，董卓偏硬，皇甫嵩偏傻，倒是宦官的手段很完美（但是低层次的圆满），这些加在一起，才造就了如此的历史进程。直到真的英雄出现，他才把握正确的历史方向，才能让我们看到希望，感受到历史的顺畅。
　　对于军人董卓来说，在洛阳的表现也许已经代表其最高水平了。在表面上，一些士大夫似乎也接受了他的统治，甚至在他擅行废立之时也默不作声。但这个时候，董卓和他的部下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关东的豪杰们毫不犹豫地树起反旗。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就是董卓及其部下，竟然在首都洛阳对老百姓进行烧杀掳掠。其实这肯定是董军在西羌作战时的惯常做法，对被征服地区的烧杀掳掠，是军队激励士气的最佳方式，在世界古代史中几乎每隔几页都能看到。不靠这个，蒙古人何以打到欧洲并建立了世界史上最大的帝国？但在一个和平年代，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却是骇人听闻和匪夷所思的。《三国志》和《后汉书》都充满悲愤地记载了董卓军的恶行，说董卓放纵士兵，肆意打家劫舍，甚至还挖开灵帝的陵墓（文陵）。此外，董卓“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董卓的部下杀了人还把男子的人头挂在马头下，显然他们把屠杀老百姓当做了实弹演习了。很久没杀人，估计他们手痒痒了。董卓军做这样的事情，从任何角度都是无法宽恕的，王者之师与流寇、叛军的区别就在于是不是祸害老百姓，是破坏社会秩序还是维护社会秩序。人们对于权臣窃政的事情见多了，但对于公然的强盗行为，对于官军变为贼寇，那是谁也不能接受的，关东诸侯再不揭起义帜，那就不是汉子了。

　　外戚和宦官被同时消除，东汉帝国的政治真空却无法被很好地填补。何进的犹豫不决，袁绍的自信不足，皇甫嵩对汉室的愚忠和殉葬，都体现了在巨大政治危机面前的经验不足和失魂落魄；而宦官和董卓倒表现出果断的作风，这与他们久经政治、军事风雨有关，不过他们不代表正义，所作所为也极其可耻。
　　东汉王朝的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皇帝成为武人的傀儡，斗争转向了“忠臣”和乱臣贼子之间。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十回：诸侯讨董。
　　第十回：诸侯讨董
　　董卓进京五个月后，迎来了新的一年(190年)。董卓为小皇帝取了一个新年号：初平。从这个年号也可以看出董卓的确没啥文化——“中”平刚过，怎么又返回去变成了“初”平？既然乱是“初”平，看来以后少不了还要平上一阵子。
　　不过初平的年号，对于袁绍却是一个好兆头，因为他的字（本初）也含着一个“初”字，于是在初平元年正月，袁绍向各州郡发出了讨董的倡议。经历了讨黄巾、诛宦官两役，各州郡对于派兵勤王的程序早已不陌生了，更何况现在各州郡新任的刺史和太守们不少都是周、伍二人特意安插的袁绍铁哥们，于是各州郡纷纷起兵响应，就像当年的黄巾起事一样，也弄出了一个“八州并起”的动静，不过上回是贼人打官军，而这回是官军打叛军。

　　各州郡起兵的强人还真不少，名单如下：冀州是渤海太守袁绍和刺史韩馥，兖州是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和行（代理）奋武将军曹操，豫州是刺史孔伷、颍川太守李旻、陈国相许玚，徐州是广陵太守张超，青州是刺史焦和，荆州有后将军袁术、刺史王睿、南阳太守张咨和长沙太守孙坚，并州是西河太守崔钧，司隶是河内太守王匡。

　　各州郡起兵后，分头向洛阳方向挺进。但各路人马在距离洛阳大致数天路程的地方都不约而同地止步不前，安营扎寨。于是，在洛阳的北面、东面、东南方以及西南方汇聚成四大方面军，遥遥地形成了一个战略包围圈。
　　第一方面军，是华北方面军，由驻河内（今河南省武陟县南）的袁绍、王匡部和驻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的冀州刺史韩馥以及屯于漳水一带的张杨、於扶罗部组成。一方面军的主力是王匡的泰山兵，其前锋已抵达黄河边上的河阳津，与洛阳隔河相望。一方面军的统帅是袁绍，他也是关东联盟的盟主。
　　第二方面军，是华东方面军，由进驻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的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和曹操等部组成。除了张超（张邈的弟弟）所部是广陵子弟，其他人马都来自兖州。第二方面军，人多势众，但群龙无首，后来发生流血火并。其中最显眼的是曹操和鲍信。
　　第三方面军，也就是华中方面军，由进驻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孔伷和李旻所部组成。第三方面军以豫州兵为主，战斗力较弱。由于孔、李二人也都是弱者，后来孔伷部并入第二方面军，李旻部并入第四方面军，第三方面军番号取消。
　　第四方面军，也就是华南方面军，由进驻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的袁术和孙坚部组成。四方面军的主力是孙坚率领的强悍的长沙兵，孙坚虽奉袁术的号令，但基本是自行其事。

　　未来三分天下的三位创业者，在这次讨董行动中都露面了。第一位是隶属第二方面军的曹操，第二位是隶属第四方面军的孙坚，第三位是给曹操临时打工的刘备。曹家和孙家未来各分一鼎绝不是偶然，在这次讨董行动中，他们二人的表现最杰出，而这回刘备总算勉勉强强追上了一步，在曹操第二次募兵的路上，刘备与曹操相遇，像上次帮助毌上校一样，这次刘备又给曹操帮了点小忙，并因此得以参与讨董会盟，但他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