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太小，是整个问题的起因。但皇帝不会总是那么小，他总是会长大。皇帝长大之后必然会和掌权的这些外戚（他的舅舅们）发生冲突。怎么办？得找个帮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作为皇帝，父母是指望不上了。老爹肯定死掉了，老妈如果不死也和外戚是一伙儿的，至少不会帮自己。朋友呢？皇帝整天在宫里到哪儿去结交朋友？数来数去，到最后皇帝总算是找到一群知心人，那就是宦官。于是，皇帝和宦官结合起来对付外戚。结果，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外戚被打倒了宦官又得势了。

　　同时，皇帝长大了，也该结婚了。一结婚，新的后族又产生了。这个时候，如果长大了的皇帝一直手握大权也便罢了。没料到，东汉后期的皇帝不知什么原因，一个一个比着先死。请看几个实际掌过权的皇帝的情况：和帝，终年27；安帝，终年32；顺帝，终年30；桓帝，终年35；灵帝，终年33。于是后族、宦官轮流上台。
　　后族和宦官当权倒也不见得朝政就一塌糊涂，关键还得看谁在掌权。比如汉和帝时宦官郑众虽然因功封侯而参政，但其“一心王室，不事豪党”，政治还比较清明。又如，和帝死后，邓太后临朝，不过她还比较有政治头脑，比较开明，所以东汉政权也算是比较稳定。也就是说，一直到汉安帝亲政之前，东汉帝国虽然已失去了上升的势头，但还没有开始没落。再往后，从后族来说，无论是顺帝时的阎氏、桓帝时的梁氏，还是灵帝时的窦氏，都没有太大的政治才能；而宦官这边更是只会阴谋诡计而且个个贪得无厌。朝政到了他们手里，结果可想而知。

　　那么刘秀在政权结构设计时最为依重的中坚力量儒家知识分子也就是士人的情况怎么样呢？面对后族和宦官的乱政，难道他们会无动于衷吗？当然不会，他们为维持这个政权的稳定而竭尽全力。
　　早在和帝时，窦太后临朝，司徒袁安和司空任隗就上书告外戚核心人物窦宪的状。汉安帝时，又有张纲将当朝的外戚梁氏指为当道的豺狼。到了汉桓帝时，以太学生为主的在野知识分子和以陈蕃、杨秉、李膺等为代表的在朝知识分子一起合力以各种方式（既包括“清议”等舆论手段，也包括直接上书甚至直接对违法的宦官和外戚及其附庸进行打击）对朝中的外戚、宦官进行攻击。

　　然而，这场政治斗争的结果却是以知识分子集团的惨败而告终的，知识分子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展现了我们现代人难以想像的风骨。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在这场延续十余年的大动乱中，无数知识分子其及亲属朋友被杀。仅建宁二年（公元169年）诬告张俭谋反一案，就杀害了数百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气节是我们现代人身上所罕见的。例如，抓捕范滂的诏书下达之后，范滂自动投狱，县令郭揖解下官印，愿放他走，自己也一起逃亡。范滂就说：“我死了，这事就完了。怎么能把我放走而连累到你呢？况且你家中还有老母。”后来慷慨就义，死时年仅33岁。

　　杀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所谓“党锢”就是剥夺政治权利，即当官的权利。自西汉以来的选官制度给在野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做官敞开了大门，但是自外戚和宦官掌权以来，盘据要职的却是那些依附权贵的无能之辈、无耻之徒。党锢之祸开始后，那些真正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不是被杀就是遭到排斥，或者对东汉政权失去信心从而隐居山林。

　　党锢之祸的结果是，知识分子集团完全被驱逐出朝庭，政权由外戚、宦官和地方豪族所把持。东汉帝国已是大厦将倾。
　　在政权迅速腐败的同时，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
　　第一，民族矛盾日渐尖锐。突出的例子就是西羌。在桓帝之前，羌人大规模的起义有三次，每次间隔大约是三十年左右。然而在桓帝之后，反抗越来越频繁。公元159年、161年、162年、167年，羌人连续发动叛乱。到黄巾起义后，更是起义不断。
　　第二，平富分化日益加大。我们前面讲东汉的兴起时曾说过，东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能够缓和下来，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刘秀等统治者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政策，放松剥削；其二是战争消灭了人口、重新分配了资源；其三，气候温暖，利于农业恢复和发展。但是，到东汉后期，三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前两个方面变化太大。先看政府内部，当权的是宦官集团和后族集团，这些人穷奢极欲，又不懂治国之道，党锢之祸以后正直的知识分子被排斥，于是从上到下没有不贪赃枉法的。例如，灵帝时杨党因其父是中常侍，就“恃势贪放”，家财千余万。又如，宦官王甫命手下搜刮“财物七千余万”。如果说上面这两个例子只是个案，那么《华阳国志》记载当时“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则属于概括了。再看民间的大地主。东汉政权本来就是依靠地方豪强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对于大地主阶层是支持其发展的，而支持的结果就是这些大地主们越来越富有，而与之相对应的，老百姓越来越贫穷。据有的史料记载，东汉末有的地主家资至三亿七千万，家中“食客常三四百人”。例如，有个叫折国的，《后汉书》说他“有资财二亿，家僮八百人”。这些人“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过着极奢华的生活。到灵帝时，灵帝公开卖官，这些人又花钱买官，然后再通过行政权力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而与之相对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悲惨生活。东汉后期，人吃人的惨剧再度上演。例如，桓帝元嘉元年（151年），“任城、梁国饥，民相食。”又如，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贫富差距的拉大，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平民生活状况的恶化，直接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于是，自汉安帝时开始，农民起义不断。在安帝时期，平原（大概就是后来刘备当县令的地方）毕豪起义，杀了县令；山东沿海有张伯路起义，转战九郡。在此之后到黄巾大起义之前，七十余年的时间内全国各地发生起义三十多起，平均每两年就有一起。

　　而到了公元18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农民起义，黄巾大起义爆发，“旬日之间，天下响应”，“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数十万农民同时拿起武器，反抗东汉朝庭。
　　这次大起义规模空前，但是它并没有像以前的陈胜、吴广起义（含刘、项等人的起义）摧毁秦帝国或者赤眉、绿林起义摧毁新莽政权那样摧毁东汉政权而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原因何在？
　　其一，东汉政权的根基深厚。前面已经讲过，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是一个以地方豪族大地主为基础、以知识分子为中坚、以皇帝为顶尖（架空的后族和军功阶层在皇帝两侧）的类似金字塔的结构。到了东汉后期，在尖子上，皇帝的权力旁落到后族和宦官手里，党锢之祸将知识分子从金字塔的中层驱逐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依附后族或宦官的官僚。上面两层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下层的地方家族大地主却不但没有变化，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本身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一是这些地主个人及家族财富比东汉初年大幅增加；二是田庄经济的发展，包括田庄普遍出现、田庄规模的扩大和内部结构的完善；三是与田庄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地主私人武装力量的发展。

　　其二，黄巾起义没有得到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这有三个原因。第一，从知识分子本身来讲，由于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知识分子们忠字当头，忠于汉室。比如大家熟知的诸葛亮，至死不忘“复兴汉室”。另外，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是地主出身，他们不可能反对封建制度本身。第二，从东汉朝庭来讲，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北地太守皇甫嵩就提出解除“党禁”，而且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当年三月，下诏“赦天下党人”，而且还开始求贤“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第三，黄巾大起义是以宗教形式进行组织的，里面有很多太平道的思想，其中有朴素的平等思想，也有许多怪力乱神的东西，这种思想与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是有冲突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

　　接着说黄巾大起义。黄巾大起义(包括同时期的其他一些农民起义)的作用何在呢？按子曰3363的说法是：“为人作嫁衣,当了雷锋”；按liw200的说法是“基本上击碎了中央权威，被地方势力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