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先生曾经把中国从秦到清这段帝国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秦汉时期，统治者是贵族地主；第二个阶段是魏晋时期，统治者是士族地主；第三个阶段是隋唐以后，统治者是庶族地主。这个划分，对不对咱先不评价。但至少有一个事实是公认的，即士族这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风光无限的阶层在隋唐之后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们为什么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呢？科举制度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请注意，没有一个阶层会心甘情愿地下台。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科举制度的产生，不可能一下子就将士族阶层消灭。士族阶层要维护自己的种种权利，就必然与凭借科举制兴起的庶族地主发生冲突。

　　这种冲突从唐初就存在。比如在唐太宗时期，关中士族韦挺，对寒素出身的监察御史马周就很不客气。同一时期的寒门宰相刘洎更惨，被士族出身的褚遂良谗害而死。而寒门出身的李义府上台以后，又给刘洎平反，而且还帮着武则天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朝中士族代表大加谄害。不过，由于庶族寒门的势力比较小，还没能形成与门阀士族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所以在初唐时期，这种斗争还是零星的、小规模的斗争。但是，随着科举出身的人越来越多，官越当越大，特别是在武则天时期大量起用寒门人士之后，两派势力逐渐旗鼓相当了。于是，一边是科举出身的新官僚，一边是依恃门第的旧士族，两派各树朋党，互相攻击，斗争的情况越来越剧烈。这场斗争，从唐玄宗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唐宣宗时结束。

　　唐玄宗时期的斗争主要是在李林甫把持朝纲之前，斗争的双方，庶族寒门这边是张说和张九龄，士族这边是宇文融、崔隐甫。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张说被宇文融赶下了宰相的位置，而宇文融和崔隐甫也被贬斥。原因是唐玄宗“恶其朋党”。从总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当时士族一方还有点优势。
　　唐德宗时期，党争出现了一个小高丨潮丨。代表庶族新官僚利益的元载、杨炎、常衮与代表旧士族的李揆、刘晏、卢杞展开了一场恶斗。双方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一上台就不但换人、改政策，而且往往要杀人，当时就有人说：“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斗来斗去，基本上是打了一个平手。
　　到唐宪宗时期，两方的斗争达到了最高丨潮丨，双方展开了一场大决战。这就是著名的牛李党争。这场党争，从宪宗到宣宗，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帝，达四十年之久。斗争的双方，一边是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基本代表庶族新官僚利益，主要成员有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杨虞卿、李钰等，都是进士出身；另一边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代表的基本上是旧士族的利益，主要成员有宰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宰相郑珣瑜之子郑覃等人，也有李绅、陈夷行等进士出身的人。牛党执政，就尽排李党；李党执政，也尽排牛党；两党同时有人执政，那就互相攻击排斥，必使对方倒台。直到唐宣宗时，牛党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

　　唐中期之后党争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不过还要补充说明几点。第一，作为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朝臣间的党争和朝臣与宦官之争不是相互独立的。事实上是，宦官、士族、庶族三方的斗争，是个三国演义，而不是两雄争霸。第二，既然是官场斗争，那么就没有严格的政治原则。虽然从总体上说，庶族地主是支持科举制、主张中央集权(比如反对分封、制定两税法)，而士族往往反对科举制、重门第、重礼教；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又往往是你要赞成、我就反对，一切以阻碍对方、打击对方为原则。

　　前面讲的是政治方面，从经济方面来看，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导致中央政府无力推行集权。
　　一方面，中央财政出现了困难。财政为什么会出现困难呢？有几个原因。其一，均田制破坏之后，租庸调制不能运转了。什么是租庸调制呢？简单点儿说，就是按人头征收税赋和徭役。安史之乱后，均田制迅速崩溃，大量的人丁逃到了富户豪门之下，于是税赋就收不着了。《新唐书》记载：“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唐德宗建中元年，即公元780年，在杨炎的提议下，制定了两税法，开始以田亩征税，总算是有了改善。但是，由于政策的执行需要时间，当时的效果还不明显。其二，经济重心南移之后，中央政府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下降了。唐代长江流域的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特别是安史之乱暴发之后，北方战乱不断，倒是南方比较安定。于是，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之下，南方的人口大幅增加、经济总量也大幅增加，江淮一带取代了关中和中原地区成为新的经济中心。而首都在西安，中央政府在西安，那儿由于战乱经济凋敝。比如，唐德宗兴元元年，即公元784年，关中米价上涨，“斗值钱五百”。两年之后，因为“关中仓廪竭”，竟搞得中央军哗变。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需要的很多战略物资都要从江淮运到关中。而几个重量级的藩镇正好就在从江淮到关中的路上。如果不能搞定淮西、淄青、汴宋这几个节度使，那关中就真的要“白居不易”了。

　　另一方面，地方节度使们的经济势力很强。一方面，由于庄园经济的发展，地方节度使的财力相当雄厚。很多节度使不仅手握重兵，而且还广占良田。就拿比较好的郭子仪来说，“自黄蜂岭洎河池关，中间百余里”都是他的私田。再比如，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侵吞百姓的土地就有“八十八户庄宅，共一百二十四所”。另一方面，他们几乎垄断了地方税收。由于他们手握重兵，中央政府不敢太得罪他们，只要他们不公开反叛，中央政府也就不怎么找他们要钱。比如魏博镇的田承嗣，“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庭”。不但独占自己辖区里的税赋，而且别的地方上贡的物资，也可以雁过拔毛。比如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劫持诸道节度使进奉的货物和转运米二万石，占据同州不听朝命，聚集亡命之徒数万人，纵其剽掠，对抗朝廷。就连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崔圆入朝所带的财物，也被周智光强留了一半。

　　一方面是中央财力的下降，一方面是地方财力的增强。虽然在唐宪宗时期，由于两税法改革成效的显现，使得“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中央财政收入大增，又一再整顿漕运，平定了在从江淮到关中的路上捣乱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浙西节度使李錡。中央集权有所加强。但是，藩镇的经济基础还在，财权并没有被收归中央。所以，中央最终还是没有削平诸藩镇的经济实力。

　　由于政治、经济这两方面的原因，唐帝国无奈地认可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唐帝国看来，割据就割据吧，只要你们别再像安禄山、史思明一样造反就行了。
　　他们不造反，有人来造反。唐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应该是公元881年1月，“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前面讲了，均田制破坏以后，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雇农。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内部斗得不亦乐乎，地方上藩镇割据，上上下下哪有心思管理国家？一心只想着怎么从老百姓身上捞上一把。就拿两税法来说，本来是一年只征两次，而且“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但执行起来却是税外有税，拼命盘剥。结果，形成“乡闾屡困于征徭，帑藏因兹而耗竭，遂使从来经费色额，太半空系簿书。缓征敛则阙于供须，促期限则迫于贫苦”的局面。老百姓身上别说是油水，就是骨头渣子都要榨得没有了。怎么办？只有造反。攻入长安的，正是这群逼得无路可走的农民。

　　这次攻占首都长安的农民起义军，是由黄巢率领的，所以大家习惯上将它称为黄巢起义。但是，这掀开唐末农民起义风暴的，却不是黄巢。掀起这场大起义序幕的是裘甫，他在公元859年底首先在浙江象山一带发动了起义。最初，起义的人数很少，只有百十来人，但很快快发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并且改元“罗平”，铸印“天平”，这就等于宣布不再承认唐帝国的统治，也就是说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接着，义军又破唐兴，夺上虞，下余姚，进慈溪，占奉化，占据了诸暨、宁海等地，一时间官军接连败退，毫无招架之力。后来，唐帝国调集大军前往镇压，到第二年的六月，这将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公元868年，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爆发了。这次起义，最初是一场军队的哗变。由于不愿意再长期守边，驻守桂州的八百名边防军战士发动了哗变，杀死军队首长，然后以推举庞勋为首脑，准备直接回老家去。但唐政府肯定不会允许这种公然违抗政府命令的事情发生。于是就调集军队准备剿灭他们。结果，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发现形势严峻的庞勋，立即改变原定前进路线，从湖南沿江东下，经浙西进入淮南。一路上吸收贫苦农民和逃亡士卒，扩大起义军队伍，同时，制造兵器，加强军备，准备和唐军作战。此后接连攻占了宿州和彭城(今徐州)，声势大振。后来，虽然在唐军的反扑下于公元869年八月被剿灭，但是正如《资治通鉴》所言：“唐亡于黄巢，而祸基桂林”，这次起义对唐帝国的打击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