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经济层面的变革首先是引起了军事上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唐代的军事制度府兵制是与经济制度均田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面在讲北周和隋的时代都谈到了府兵制。府兵制其实是一种无偿的征兵制。参军的士兵平时是农民,自己要耕作,到打仗的时候进入军队里,很多粮食、衣服等后勤补给问题也都是自己解决的。在均田制崩溃之前,存在大量的自耕农,这些人除了上交税赋之外,还有的要服兵役,成为府兵中的一员。而到唐中期之后,均田制瓦解了,自耕农们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怎么能去服兵役?于是就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想办法逃避服兵役,另一种是没有粮食服不了兵役。怎么办呢?政府没办法只好花钱雇人当兵。于是府兵制就被募兵制代替了。这又是一个重大变革。府兵制时期,士兵是义务兵,是兼职或者说业余的;募兵制时期,士兵是雇佣兵,是专职或者说职业的。说到这里,有人恐怕会说,那募兵制下的军队应该比府兵制下的军队战斗力强才对呀?一个是职业队,一个是业余队呀!问题没那么简单。从理论上说,募兵制下应该招募那些身体素质好、能打的壮汉来当兵,然后进行集中强化训练,最终打造一支虎狼之师。但是,由于当时处于和平年代、大唐帝国又是比今天美国还牛的超级大国,所以在大唐帝国的中央军(首都附近)当雇佣兵又拿银子又不用打仗,还可以耀武扬威、以强凌弱,这属于美差。结果招募来的基本上是些地痞流氓,而且基本上也不怎么训练。而在边疆一带,条件比较艰苦,而且有仗要打,那么当然选人、训练就都要严格得多。这样一来,中央军的战斗力就和边防军拉开了差距。
从政治层面来看,人和制度两个方面都出了问题。先说人的问题。在帝国时代,一个政权里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皇帝。唐玄宗上台之初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是有政治才能的。但是,一个人干一个工作,干久了总会厌倦。唐玄宗从公元713年除掉太平公主独揽朝政开始,到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已经在皇帝这个工作岗位上干了将近三十年,而且是一无升职机会,二无失业压力。是人都会烦。所以,开始不大愿意处理政务了,而更愿意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了。皇帝如此,大臣也不怎么样。当时宰相中权势最大的是李林甫,此人是李唐宗室,为人口蜜腹剑,是拍马屁的顶尖高手,是玩弄权术的超级达人,但是在治理国家方面绝对不合格。他当政期间,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而继他而起的杨国忠,还不如李林甫。李林甫至少还能控制大局,杨国忠这位靠妹妹杨贵妃上台的宰相除了会贪腐,什么也不会。除了人的问题以外,制度方面又有什么问题呢?帝国制度本身的问题,比如皇帝制度的问题、官僚制度的问题,我们留到最后去讲,在这里主要讲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科举制度出现的问题。科举制度的本意是通过公平的考试来选拔人才,但是到了唐玄宗时期,考试舞弊现象出现,而且还很严重。这里所说的舞弊,可不是带个纸条、打打小抄之类考场舞弊。当时主要是找关系、走后门,所谓“考功举人,请托大行,取士颇滥”。结果根本就不是考试选拔人才,其实质是看谁的关系硬、谁的路子广,考试只是形式,在考试之前,谁第一、谁第二、谁不及格就已经定好了。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完全被官僚、贵族们把持操纵,真正有才能但无权无势的人无法进入统治阶层,科举制也就失去了进步意义。第二个是中央与地方二者关系出现的问题。从秦帝国建立开始,一直到唐代之前,除了东汉末年在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之下曾经出现过地方政府脱离中央的情况外,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地方政府都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华帝制中的官僚体系是一种层级节制的组织,各级地方政府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权都受到上级政府的约束。然而,到了唐中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从唐睿宗开始,唐政府在边关设置节度使。这节度使是干嘛的呢?一开始,节度使只是代表皇帝统军,也就是只有军权。但是,从唐玄宗怠政开始,中央政府懒得理普通政务之类的麻烦事,只想捞点儿油水,于是就充分放权给节度使。当然,作为回报节度使们得给朝中大臣们行点儿贿、上点儿贡。逐渐地这些节度使辖区越来越大,权力也越来越大,到后来辖区内的军政、民政、财政包括吏治都归节度使管了。比如安禄山就不但是节度使而且还兼任河北采访使。这些节度使权力不断增大的同时,中央政府对他们的监督却在放松,也基本上不进行轮岗。于是,一方面节度使们要通过行贿、上贡获取辖区内的大权,当然就盘剥百姓,从而加剧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节度使们长期在一个地方主政,就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势力,有了对抗中央的本钱。
这三方面的重大变化,导致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了。所以,从安禄山第一个站出来起兵反唐之后,大唐帝国就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泥潭,无法自拔,直至灭亡。
那么,有人要问了,难道大唐帝国就没有人想过重振朝纲,将大权收归中央吗?当然有了,从平息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历任皇帝都有这么一个梦想。但是,却无一能够实现,只有唐宪宗时期中央集权稍稍有点加强(也只是“稍稍”而已)。其中原因何在呢?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政治方面讲,中央政府内部出现了内斗不止的情况。具体说是两个问题。其一是宦官与朝臣之间的斗争;其二是朝臣之间的党争。
先谈第一个问题。宦官是一个以服侍人为职业的群体,因此自身的政治、业务素质是比较低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低素质的政治势力却在唐玄宗时代起逐渐进入了大唐帝国的统治阶层。唐初,宦官地位不高,其作用也不过“守门传命而已”。到唐中宗时期,宦官人数有所增加,但地位仍然不高,五品以上的宦官很少。但到了唐玄宗时期,宦官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官职很高。史书记载:“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者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所谓“衣绯、紫至者”,也就是五品、三品以上的官员。当时,五品以上穿绯色的朝衣,三品以上穿紫色。其中最为著名的宦官就是高力士,因助玄宗平定韦后之乱有功而受重用,后来直接参预玄宗理政。唐玄宗对他信任有加,常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所以,加拜骠骑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委以重任。各地上奏的表章,先由高力士初审,后报唐玄宗,一些小事就直接由高力士拍板定了,根本不必上报。所谓“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当时许多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慎矜、杨国忠、安禄山等,其所以飞黄腾达,都和他有关。甚至肃宗为太子时也称呼他为“二兄”,诸王和公主叫他“阿翁”,驸马们则叫他“爷”。自高力士之后,宦官这支势力就登上了唐帝国的决策层。
如果只是进入了决策层,那也还罢了。更糟的是,唐玄宗的子孙们更进一步地扩张了宦官的实力。一方面,由于地方上节度使拥兵自重,几度叛乱,以至于皇帝不敢相信任何武将,竟然将禁军的指挥权交给身边的宦官。比如唐肃宗时期的李辅国,唐代宗时期的程元振和鱼朝思,都是禁军的统帅。另一方面,唐代宗时,增设了内枢密使一职,专门由宦官担任,主要职责就是执掌机要,传递诏令等。相当于今天的机要秘书。这样一来,宦官就既控制了“枪杆子”,又掌握了“印把子”,那权势自然是不可一世,可以说一个个都权倾朝野。不过,对于皇帝而言或者对于皇族而言,宦官掌权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从来也不会去想篡位。他们压根也没有篡位的必要。因为,权臣的皇帝的唯一区别就在于皇帝可以把权力传给后代,而权臣则不一定。宦官没有后代,你说他费那劲干嘛?
宦官掌权之后,那就是一条,拼命享受,大肆掠夺。比如说宫市,也就是以宫中采购货物为名,用低价强买。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里不是有这么一段吗?“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说的就是宦官对普通百姓的剥削。宦官的专权,必然侵害了朝臣的利益,朝臣无论忠奸善恶都想从宦官手里夺权;宦官的胡作非为,又引发了一些正直的朝臣的不满和反对。所以说,无论于公于私,朝臣与宦官的矛盾都是始终存在的,史称南衙(朝臣的衙门在南)北司(宦官机构在北)之争。这一争起来,那就是刀光剑影,甚至血流成河。我们举最激烈的两次冲突。一次是永贞革新。唐顺宗永贞元年,即公元805年,以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主,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五条改革措施中,有三条的锋芒直指宦官,分别是夺宦官的禁军兵权、罢宫市、罢五坊小儿。但是,宦官首领俱文珍、刘光琦不是傻子,没有交出兵权,而是联合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均、河东(今山西太原南)节度使严绶,拒绝服从政府命令。恰好当时顺宗重病在身,于是俱文珍等人直接逼迫唐顺宗退位,扶持太子李纯继位。王叔文集团失去了皇帝的支持,结果改革失败,王叔文被贬后杀害,王伾被贬后死在贬所,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到边远地区当司马。历史上将他们合称“二王八司马”。另一次是“甘露之变”。事情发生在唐文宗太和九年,即公元835年,当时的宰相李训准备以政变的形式除掉以仇士良、鱼志弘为首的宦官集团。朝臣集团准备以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降有甘露为诱饵,引诱仇士良、鱼志弘等宦官前去查看,然后发动伏兵诛杀宦官。但是却在伏兵动手之前被仇士良等发觉,结果宦官指挥军队对朝臣进行了镇压和屠杀,朝中几乎为之一空,甚至唐文宗也被宦官软禁。
除了朝臣和宦官的斗争之外,朝臣之间的党争也非常厉害。说起党争,从秦到清历朝历代都有,甚至在秦帝国统一天下之前就有。但是,唐代的党争却与其他朝代不同。其他朝代的党争,要么是纯粹的权力之争,比如东汉的党锢之祸;要么是关于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议,比如北宋新旧两党的党争。而唐代的党争却不仅是官场的政治斗争,而且是两个阶层势力之争。哪两个阶层呢?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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