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唐高宗怎么办呢？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了，那么士族势力就会抬头，削弱士族势力的政策就很难得以实施。相反，如果武则天当上了皇后，那么武则天就会成为唐高宗削弱士族势力最有力的支持者。所以公元655年十月，唐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至此，武则天走上了政治舞台。

　　唐高宗原想以武则天为帮手来对抗朝中的元老派，也就是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士族集团。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漏了一个环节。武则天并不是一个贤内助，相反还是一个竞争者。大权逐渐落到了武则天这位极有政治手腕的寒门皇后的手里。特别是到公元660年以后，唐高宗得了病，不能处理朝政。是什么病呢？估计是高血压一类的病，时不时头晕，而且眼睛也看不清。朝政就开始完全由武则天一个人说了算。从公元660年到公元705年，长达45年里，无论武则天的名号是皇后、皇太后还是后来的皇帝，反正朝政是处于武则天的掌控之中的。在武则天的推动之下，唐帝国继续大力推行削弱士族的政策。

　　其一，打压士族在朝中的代表人物。公元659年，朝中士族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柳奭、韩瑗被告发意图谋反，长孙无忌被逼自杀，柳奭、韩瑗被就地处决。此案牵连非常广，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不但长孙无忌、柳奭、韩瑗三个家族全被流放岭南，而且许多朝中官员都受到株连。比如于志宁被贬为荣州州长，其家族中有九人被贬官。另外如褚遂良、来济等士族人物则早在长孙无忌案发之前就被贬官了。之后，又对裴炎、程务挺等士族集团的人物进行了清洗。

　　其二，将《氏族志》重新改写为《姓氏录》。《姓氏录》完全按当时官爵的高下定门第等级。武则天所在的后族当然被评为第一等，而其余完全依照当时的官品高下为准。以五品作为一条界线，凡五品以上的，不管是不是士族出身，都写到《姓氏录》里去。这样一来，一些平民出身的士卒，因战功升官到五品的也升入士族。这种情况受到了当时士族的讥笑，称之为“勋格”，也就是功劳表。但是讥笑却改变不了寒族势力上升、士族势力下降的事实。

　　其三，大量招纳庶族知识分子进入政权高层。武则天在与李唐宗室和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士族集团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能孤身奋战。她需要帮手，她需要一帮人来帮她打击政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大批著名的酷吏，比如周兴、来俊臣、侯思止。但是，如果武则天只想到找人来帮助自己打击政敌，那么她就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不但知道如何打击政敌，更重要地是他必须懂得政权的巩固不是光靠打击政敌就能够做到的。事实证明，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她深知其中的道理，所以在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的同时，她特别重视提拔那些能够代替士族贵戚来治理朝政的人。这些人，正是出身庶族的新官僚。把这些人招纳到她的麾下，主要的办法有这么几个。第一，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创立了殿试、糊名和武举。武则天特别重视科举，曾一连几天在洛成殿亲自测试贡举人，并曾命令把在吏部复试者的名字糊掉而进行暗考，开了后世“殿试”和“糊名”的先河。武则天称帝后，还破例开了武科，即在科举考试当年同时进行武举考试，内容有骑射、步射、马枪、负重等内容，考中的可以任用为武官。唐朝名将郭子仪即由武举进入仕途。第二，扩大了科举取人的名额，为庶族知识分子大开入仕之门。在唐太宗当政的二十三年中，共取进士二百零五人(就这样，唐太宗还认为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呢)。而在武则天执政的五十年中，共取进士一千多人，平均每年20人，是唐太宗时期的两倍。第三，破格提拔人才。武则天曾设恩匦，也就是接受自荐信的专用信箱，鼓励人们自荐。又派出十道巡抚到各地寻访人才。对于这些自荐或者被推荐的人才，经过初审之后一般都给予官职，进行试用。试用合格的，立即提拔，不合格的立即罢黜问罪。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政策，武则天提拔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能臣，例如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张嘉贞、唐休璟、张说、张九龄等人。这些人不但帮助武则天治理天下，还有的直接参与了开元盛世的建设。所以，唐德宗时的宰相陆贽评价说：武则天“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宏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这段话，讲了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武则天求士的目的就是收买人心，稳定政权；二是提拔人才的方法是鼓励举荐和自荐，唯才是举，而且建立了一个以称职不称职为标准的职务任免制度；三是后果是当世和后代都得到了好处。

　　由于有了庶族知识分子的支持，武则天成功地镇压了李唐宗室和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士族集团的反抗，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但是，到她年纪大起来以后，问题就来了。谁继承皇位呢？斗来斗去，最终是她儿子唐中宗李显发动政变复辟成功。之后，又是一连串的宫庭斗争，直到公元713年，唐玄宗李隆基发动政变除掉太平公主之后，大唐帝国终于又稳定了下来。

　　到唐玄宗登基这个时候，大唐帝国的政权结构已经近乎完美。在这个政权结构中，庞大的地主阶级成为这个政权的基础。他们中的优秀人才(主要是知识分子)靠科举制度进入政权的中层，形成大唐帝国的中坚力量。而在这些知识分子之上，处于统治地位的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在这样的政权结构之下，出现盛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有道是盛极而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大唐帝国迅速地走上衰亡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可以从经济、军事、政治三个方面来讲。
　　从经济方面来看，虽然说开元盛世时期整个帝国的经济十分繁荣，但其实在盛世之下忧患早就在暗暗涌动。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私有制之下，自由竞争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这里所说的自由竞争还是不平等的竞争，是普通农民与官僚、贵族和商人的竞争。其结果当然是普通农民在竞争中败下阵来，不得不出卖自己分得的土地。在战争年代，通过战争来消灭人口进而平均分得土地；在和平年代出现人口增殖和土地兼并，激化矛盾，最终导致战争。从西汉开始这个循环就一直没有停息。当大唐帝国经历几代人的和平之后，问题又来了。到武则天之后，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富商豪贾和达官显贵，他们占有大量土地，“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另一方面，却是大量自耕农的破产，只能“佣力客作，以济糇粮”，或者“卖舍贴田，以供王役”，结果是“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粮，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如果只是竞争造成的两极分化也还罢了。更厉害的是政府沉重的剥削。自武则天当政以来，广建宫殿、寺庙，唐玄宗时还大搞封禅。庞大的财政开支当然是由普通老百姓来承担。有几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其一，唐初每年的国防开支只有二百万贯，而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为一千二百多万贯。其二，唐初漕运粮食入关中，每年大约二十万石，唐玄宗开元年间，每年则要运入关中二百五十万石。除了经济、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剥削加重了。当时就有人指出：“其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剩利，名目万端，府藏虽丰，闾阎困矣!”也就是说，政府只知道剥削，结果政府财政大丰收，而老百姓却穷困不堪。大量的自耕农在大地主和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破产，沦为佃农，其结果就是唐代初期沿用前朝旧制建立的均田制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庄园制。庄园早在东汉的时候就出现了，到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大规模了，当时谢灵运就作《山居赋》详细描述了他们家的庄园。但是，在唐代中期之前，这些庄园经济，还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只是一部分大地主才有庄园。而在大多数地区，土地是由国家所有，以占田或者均田的方式给普通老百姓耕种。我们前面讲过，均田制就是老百姓从政府那里得到土地，在所得的土地上耕作的同时，也承担国家的赋役。从唐代武则天后期开始，由于国家赋役太沉重，加上竞争的存在导致许多自耕农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结果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都减少了。这些人都跑到富家大户里去当佃户，而土地也都到了那些达官显贵和富商豪贾手里了。这怎么得了？政府接连下令：“自今已后，更不得违法买卖口分永业田”，禁止土地兼并。但是，经济规律在那儿起作用，哪里是一纸政令能禁止得了的？政府一看这招不行，于是，政府也开始改变经营策略，不再将田均给普通老百姓耕种，而改由建立庄园，自己直接经营。于是，就出现了皇庄和官庄。由政府任命的庄宅使来经营和管理。这样一来，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庄园经济就发展起来了。这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应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庄园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社会化生产的影子，应该比分散的个体农业更有效率。当然，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剥削是更加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