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阶级矛盾这是唐初统治者的共识。早在李渊统治时期，唐政府就颁布了均田令和赋役令，相比隋代的均田和赋役，剥削程度要大为减轻。特别是规定了不少减免税赋的情形。凡是遇到水灾、旱灾、虫灾、霜冻等自然灾害，盲者庄稼损失四成以上的，免租(田赋)，损失六成以上的，免调(捐税)，损失七成以上的，免庸(劳役)。到太宗贞观年间，更是大力加以落实。唐太宗一上台，就免掉了山东受旱灾比较严重的几个州的租赋。贞观二年，关中旱灾，有的人穷到卖子为生，唐太宗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命令政府用金帛代为赎回。贞观三年，又免关中二年的租税。再比如，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到灵口视察时发现受田不足，于是下令“录尤少田者並给复，移之于宽乡”，也就是让受田不足的家庭移民到土地比较多的地区去。

　　此外，唐太宗还宗经常派遣使者巡视各地，考察官吏，劝课农桑。为了不误农时，他告诫使者到达州县时，当“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多废农时”。除了告诫，唐太宗还在法律中规定，“诸非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以此防止非时调用民工，有利于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
　　在均田、减税赋、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唐太宗还特别注意减轻刑罚。李渊当政时期修订的《武德律》，主要是延用了隋代的《开皇律》，但是比《开皇律》要精简一些。唐太宗上台后，认为这个法律还是太严厉，于是在贞观元年，就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重加删定。到贞观十一年修订完毕，这就是《贞观律》。相比原来的法律，“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大大减轻了刑罚。

　　唐太宗还竭力防止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在他看来，“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敝。”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阶级矛盾。因此，他下诏“奢侈者可以为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一再告诫子孙和属下要牢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经过这一系列发展生产、休养生息的政策，阶级矛盾大为缓和，社会也就安定下来了，也出了贞观之治。当时“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一派安乐祥和的气象。

　　在阶级矛盾逐渐缓和，帝国的政权逐渐稳定之后，唐太宗就开始着手解决统治阶层内部的问题了。
　　其实统治阶层内部的问题，从唐太宗上台那一天就存在，而且很麻烦。因为，唐太宗是政变上台的，皇位来路不正。怎么用人，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弄不好，就会出乱子。当时，在唐太宗政权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隋朝的官员，比如封德彝、裴矩、屈突通等等，有反隋起义军的将领，比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人，还有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比如魏征等。面对这个问题，唐太宗展现的确实是大政治家的风范。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有人要求“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唐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唐太宗主张“惟贤是与”，反对以新旧为别，结果很快就将他们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

　　团结了各派别的人，是不是就解决了统治阶层内部的问题了呢？这一招解决的只是比较浅层的问题，只是短期内的问题。深层次和长期的问题是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如何削弱以士族为首的地方豪强势力？这个问题唐太宗是放在心上的，但是，当时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稳定政权首要的问题是缓和阶级矛盾。而一旦阶级矛盾缓和了，那么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成了必须处理的问题了。唐太宗怎么做的呢？

　　其一，继续大力发展和推行科举制度。其实从李渊开始，唐帝国就在恢复和发展隋代建立的科举制度。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从京师到州、县、乡皆置学，使宗室子孙、功臣子弟、吏民子弟都有就学机会。州、县通过考试入选，“随物入贡”，实际上就是“乡贡”。这种通过考试在政治上进行竞争的办法，正是科举制度的基本内容。《唐摭言》中也有大体类同的记载，并且认为“斯我唐贡士之始也”。由此可见，隋末中断了的科举制度到唐初又恢复起来了。到唐太宗时期，由于全国已经平定，科举制度更是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唐太宗还大力兴办学校。在朝廷设立国子监，下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种学校，收教各级官僚子弟。另有弘文、崇文两馆，专为皇亲国戚和大官僚子弟而设。在地方设京都学及府、州、县学，但主要是州、县两级学校。通过学校教育来笼络和推举人才。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一大批新鲜血液补充到大唐帝国的机体之内。唐太宗对此非常高兴，在看到新选拔的进士时，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其二，重用寒士。唐太宗手下本来就有一些大臣出身寒门，这些人在当时是不太受士族尊敬的。但是在唐太宗对他们这些不是出身名门的有才能的人同样非常重视。比如说很受唐太宗器重的魏征。他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还曾出家当过道士。这样的出身，如果按门第取人，肯定不能当上高官，在李渊当政时期，魏征也不过是太子府的一个小官。而在唐太宗手下，魏征最后官至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师、郑国文贞公。李世民评价说贞观之前辅佐之功以房玄龄第一，贞观之后以魏征第一。再比如大家熟知的程咬金，唐史上的名字叫程知节，是平民出身，后来参加了农民起义军，是瓦岗寨的重要将领。在唐太宗时期，官至左屯卫大将军并加封为镇军大将军。除了这些手下本来就有的寒门大臣以外，唐太宗还提拔重用了一批寒门知识分子。比如马周和刘洎，这两个人都起自寒微，但在唐太宗手下都做到了宰相，属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的典型。再比如李义府。他也是出自寒门。唐太宗召见他的时候，他赋诗道：“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知道他是个人才，于是就笑着回答他道：“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加以重用。

　　其三，编《氏族志》，以官方著书的方式干预各家族高低贵贱的排名。这个《氏族志》，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福布斯》排名，而功能要远远超过福布斯。现在福布斯排名的变化，是根据你个人的财产状况，他本身不会反过来影响财产状况；而《氏族志》可不一样，它排名的变化，就决定了你这个姓氏的高低贵贱。唐太宗命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的时候，按什么标准呢？唐太宗的想法是：“欲崇重今朝冠冕”，所以“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这样一来，那些依靠过去先辈名声的士族就受到了抑制，不能轻松地进入政权高层了。

　　唐太宗在位期间，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然而，他一死，问题就又来了。他的继任者唐高宗李治，一不是嫡长子，二没有唐太宗的赫赫武功。因此，对于他而言这些世代公卿的士族对他的威胁还是太大，不利于皇权的巩固。于是，他就想要进一步地推行削弱士族的政策。然而当时朝中权势最大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是门名之后，代表了士族的利益。别看这两个人是臣而高宗是君，但这两个大臣的政治力量是不能低估的。他们是唐太宗临死时指定的顾命大臣。唐太宗曾对唐高宗说道：“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如何对付这两个人呢？

　　唐高宗先从自己的家事做起，即废立皇后，要废掉王皇后而改立武则天为皇后。有人说了，这是皇帝的私事，与削弱士族的势力有什么关系？比如柏杨先生就认为唐高宗李治是被武则天的美色所迷惑，他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年轻男子，一旦落到一个年纪稍长，经过长夜痛哭，企图心强烈，权诈万端，心理又已成熟的美女之手，就好像一只苍蝇一头撞到蜘蛛网上，除了听凭摆布外，很难逃生。所以仅只短短四年，李治就成了武曌的掌中玩物”。与他的说法相反，著名的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认为废立皇后这件事是唐高宗很有作为的一个表现。我个人认为，白寿彝先生的认识显然要更深刻一些。

　　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仅仅是宠爱武则天，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她封为皇后？比如，唐玄宗那么宠爱杨贵妃，但杨贵妃到死也就是一个贵妃娘娘，没当一天皇后。废立皇后这件事是一次严肃的政治斗争，与士族、庶族两股政治力量的消长关系极大了。皇后不仅仅是皇帝的老婆，她母仪天下的尊贵地位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原来的皇后王氏出身名门望族，祖母同安长公主，是唐高祖的妹妹；而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木材商人出身，在当时虽然因为资助李渊起兵而当了官，但是门第还是很低的，以至于高士廉编的《氏族志》里就没把他们家编进去。以武则天取代王皇后，可以看作是提拔寒族人物的一次试探。结果，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人坚决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说来说去，原因就是武则天出身不好，不是名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