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穷兵黩武。在自己家里折腾也就罢了，隋炀帝还好打个仗。别的小规模战争就不说了，三次对高丽，也就是今天位于朝鲜半岛的一个独立的小国，大打出手。打仗第一是要派军队出征。朝鲜半岛离中原直线距离就有几千公里，中间还隔着山、隔着河、隔着海，以当时的运输条件，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打仗，从人员到粮草装备怎么运输，那困难真是难以想像。公元612年，第一次远征高丽时，隋炀帝命令在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兵车万辆，以供军需运输之用，至于运输粮草装备的民夫，约有二百多万人。史料记载：“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真是惨不忍睹。军队到了高丽还得打仗。俗话说得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隋军远征朝鲜，一不适应当地的气候，二不熟悉当地的地理，三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这仗怎么能打得赢？结果，第一次远征高丽三十五万大军渡过鸭绿江，但只有二千七百人返回辽东，可谓是一败涂地。

　　大兴土木、大肆挥霍、穷兵黩武，这三样随便有一样便足以导致灭亡，隋炀帝三管齐下，那隋帝国的底子再厚也受不了。然而，如果仅仅把隋帝国灭亡归咎于隋炀帝的胡作非为，那也是不全面的。隋炀帝的暴政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其二，大隋帝国的统治层内部也很不安定。至于具体是怎么个不安定法，我们下会再讲。
　　大隋帝国的统治层内部怎么会也很不安定呢？
　　前面讲了，每个大分裂时代之后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帝国政权都不会存在太长时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帝国的基础在统一天下之前都比较小。这个比较小的基础与原先比较小的国土范围是相适应的，而一旦统一了天下，用一个较小的基础来支撑一个庞大的帝国就显然存在问题了。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为新兴的统一大帝国的头等大事。

　　从隋以前的历史经验来看，大秦帝国在统一天下之后，根本就没有想到扩大自己的政权基础；西晋的办法是将九品中正制贯彻下去，以获得整个士族阶层的支持。前者的结果是强大无比的大秦帝国，在陈胜振臂一呼之后土崩瓦解，一时间山东六国全部复国。而后者，则由于士族权力的膨胀，中央集权受到威胁，最终造成了天下大乱的局面。隋文帝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前车之鉴，他对此是下了一些功夫的。

　　第一，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豪强的势力。大家注意，隋文帝大力推行均田、“大索貌阅”、“输藉”、精简地方政府、裁汰冗官、强徙江东士族，所有这些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地方豪强。均田、“大索貌阅”和“输藉”，是在和地方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争夺剥削对象；精简地方政府和裁汰冗官则削掉了很多地方豪强的政治权力；强徙江东士族更是直接对士族的打压。因此这些政策不可能不受到地方豪强的反对。也就是说，地方豪强此时对于中央政府是不那么忠心的。这就有严重的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两个方面。一是这些地方豪强势力并不小。整个两晋南北朝时期，几百年就是这些地方豪强的天下，每个家族都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军事力量。这种局面，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二是隋帝国原先的政权基础就是以关中地方豪强为核心的关陇集团。对地方豪强的打压如果是一视同仁，那么就是拔剑自刎、挥刀自宫；如果不一视同仁，那么就会造成关东大族的不满。那么隋帝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一视同仁呢？我不知道。但无论隋帝国怎么做，都必须解决这个难题。于是，就有了第二条。

　　第二，开科举，将庶族地主和其他知识分子都笼络到政权里来，从而扩大自己的政权基础。这是高招，但是存在一个小问题，即这事得慢慢来，一下子不可能涌现出那么多人才，把原来的那些人都替代了。
　　隋文帝没有完成这个事情，历史的重大史命就落在了他儿子肩上。然而，杨广没有承担这副重担，他也没有看到这些地方上的豪强士族们对他手中的帝国并不忠心。他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相反还因为他的暴政激化了矛盾。
　　有人问了，我这么说有没有证据呢？有。我们来看看隋末农民大起义过程中(包括之前)这些地方豪强的表现就知道了。最开始跳出来造反的是杨玄感。他是司徒杨素的儿子，出身士族，曾祖父杨暄，官至北魏辅国将军、谏议大夫。祖父杨敷，为北周汾州刺史。另外如，豪帅陈瑱等聚众三万攻破信安郡城；建安等郡豪帅多捕执隋地方官，响应刘元进；豪帅司马长安攻破长平郡城（山西高平县）。六一五年，攻破西河郡城（山西汾阳县）；涿郡豪帅卢明月聚众十万，屯祝阿（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等等。所谓豪帅，便是地方上的豪强。另外，包括后来势力非常大的窦建德，也当过里长，在乡里也是有势力的人。至于李渊、罗艺、薛举、李轨等人就更不必多说了。

　　残酷的剥削必然引起激烈的反抗，从大业七年，即公元611年开始，农民起义就开始席卷中华大地。最开始是王薄在长白山(这个长白山不是今天东北的长白山，而是在今天山东邹平一带)起义。接着，张金称、刘霸道在山东，高士达、窦建德在河北，翟让、单雄信等人在河南，杜威伏、辅公祏在江淮建立了抗隋革命根据地，高举反隋大旗，声势极其浩大。

　　而内部的重重矛盾，又导致一些地方豪强武装和地方军阀也加入到反隋的大军之中。这一点是与秦汉时期不同的。秦时，用柳宗元的话讲是“有叛人而无叛吏”，各郡县首长没有一个起来造反的；西汉时情况特殊，只针对王莽，要复辟汉朝；东汉时，各地方军阀都是打着汉朝的旗号镇压黄巾军。到了隋炀帝这儿，连统治阶层内部都在反隋，都不承认隋帝国的统治，公开反隋了。最早站出来的，是隋朝开国功臣杨素的儿子时任礼部尚书的杨玄感。他声称要“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很快就拉起了十多万人的队伍。其中还有很多高官子弟，大约有四五十人，比如蒲山公李宽的儿子李密就是其中一位。在杨玄感之后，李渊、薛举、李轨、刘武周、萧铣、罗艺等人都割据一方，公开反隋了。后来就连隋炀帝身边的宇文化及等人也开始造反，于是就有了江都兵变。

　　结果，民反了，官也反了，这样的政权当然只有灭亡一条路。
　　继隋而起的，是李渊建立的唐朝。唐朝与隋朝相比，有着先天的优势。什么优势呢？
　　第一，天下是打下来的，而不是偷来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偷来的天下总没有打下来的天下稳当。隋朝的天下就是从北周那儿偷来的，是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得来的。在隋文帝杨坚当皇帝之前，他和其他很多大官僚、大贵族一样，不过是个臣子。最终是凭借政变上的台。这就不足以让其他大官僚、大贵族信服。比如杨玄感，他就不服，所以后来有机会就起兵。唐朝不是这样建立的。当时割据一方的诸侯非常多，例如在雄踞河北的夏王窦建德，占据洛阳的王世充，在甘肃天水自称秦帝的薛举，在甘肃武威的李轨，在山西北部内蒙南部一带的刘武周，在湖北江陵自称梁帝的萧铣，在江淮一带的杜威伏、辅公祏等等。唐帝国的建立过程，就是一一将这些诸侯消灭的过程。从公元617年起兵，到公元624年基本统一全国，唐帝国总共花了七年多的时间，打了大大小小无数场仗。还敢有不服的吗？想想窦建德、王世充、辅公祏他们那么强的实力都被打垮了，谁还敢与李唐帝国逐鹿中原？

　　第二，李唐帝国的统治者出身高贵。一方面李氏皇族本身出身很好。李渊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这事估计不可信，但是他们家族却的确是累世高官。李渊的爷爷李虎追随宇文泰开创了关中政权，是西魏北周时期赫赫有名的八柱国之一。李渊的老爹李暎僖沧龅搅吮卑仓葑芄堋⒅蠼＠钤ㄗ约菏鞘老奶乒诜此逯肮僖沧龅搅擞益缥澜⑻羰亍２坏绱耍钤ɑ故腔是住Ｋ夏锒拦率嫌胨逦牡鄣幕屎蠖拦率隙际嵌拦滦诺呐４送猓险扇耸撬宄ㄖ葑芄苌裎涔家恪Ｋ裕钤ㄗ约憾宰约旱某錾矶嫉靡獾貌坏昧恕Ｋ担骸拔依钍衔粼诼の鳎挥婿加瘛＝导白驽牵鲦凼摇＜熬僖灞暮Ｔ萍派媸眨熳印Ｖ寥缜按释酰嗥鹞⒓薄Ｏ匀皇侨衔约罕绕鹎懊娴哪切┑弁踉诔錾矸矫妫呛苡杏攀频摹Ａ硪环矫妫频酃蟪贾泻芏嗳艘彩浅錾砗芨吖螅际鞘兰掖笞濉Ｌ迫怂彰崴摹短苹嵋防锩嫘吹们宄骸霸紫嘞衄r、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附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为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所以苏冕十分自豪地夸耀道：“创业君臣，俱是贵族，三代以后，无如我唐。”出身高贵有什么好处？出身高贵就容易得到士家大族的支持，江南、山东和关中等地的地主上层几乎都在朝中有代表人物，因此其政权基础就要比隋朝大得多、坚实得多。

　　优势归优势，李唐帝国要面对的问题却和隋帝国是一样的。两晋南北朝几百年大乱的历史教训告诉人们，一个帝国政权要稳定，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必须削弱士族等地方豪强的势力。这个问题，李渊是否意识到了，我们不能肯定。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削平群雄的战争，从公元624年基本统一全国到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统治天下的时间也就两年，还无暇顾及地方豪强的问题。解决削弱士族等地方豪强势力的重任是落在了政变上台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身上。

　　那么，李世民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呢？李世民当权之初，如何削弱以士族为首的地方豪强还没有成为大唐帝国的首要问题。这一时期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呢？是阶级矛盾，而非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当时，给唐太宗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大乱，而是隋末的农民大起义。所以，唐太宗上台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大力落实均田以恢复和发展农业，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防止过度剥削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