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方面，隋文帝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改官制。隋帝国是由北周发展来的，而北周的官制应该说是不太合理的。大概是出于政治号召力的考虑，宇文泰建立北周时，仿效《周礼》建立了所谓“九命六官”之法，设三公、三孤、六卿以及大夫士。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周礼》早已不符合实际需要了，所以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说：“当然，周礼已年代久远。但正因年代久远，他才可以在周礼的旗号下作适合于自己意愿的变动。他所行官制，有许多已是秦汉制度。他打起周礼的旗号，也还有深一层的意义，这样就是想因此而使自己的政权带有几分古老华夏文化的色彩。”其实是官制名称花样很多，但是往往是名实不符，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世有损益”，“官员班品，随意变革”。由于杨坚本人是汉人，又是世家大族，所以到隋文帝这里，“使自己的政权带有几分古老华夏文化的色彩”的这种纯形式上的需要已经不存在了，于是就废除了“九命六官”制，而在借鉴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所以这些政权(当然主要是借鉴北齐和梁、陈这几个比较近的王朝)的官制的基础上，建立了著名的三省六部制。三省，即内史省(原来叫中书省，因为避杨忠的讳改了)，主管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长官是内史令；门下省，负责审核政令，长官称为纳言；尚书省，负责执行全国政令，长官为尚书令。在尚书省之下，设六部，也就是吏、民、礼、兵、刑、工六部，后来除了民部因为避李世民的讳而改为户部之外，这六部制一直延用千年，直至清末。三省六部制度，可以说是分工合理、权力架构极其科学，所以对于整个政府的运作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中央政府进行了改革，地方行政也有了一定的变化。主要是简化地方行政机构。由于历史原因，南北朝州、郡、县三级政府设置得既多又滥，“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形成了官多民少的局面。隋文帝在统一天下之后，将原来州、郡、县三级政府中的郡这一级撤掉，改为州、县两级，并且合并了不少州县，裁汰了大批冗官。这样一来，地方行政机构大为简化，行政效率当然就提高了，而且还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

　　第二件，创科举。九品中正制在北周时就已经基本上被废除了，到隋文帝统一天下之后，更是将其明令废除，实行州县地方官荐举人才的方法。到开皇十八年，即公元598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事实上是开了科举的先河。所谓科举，即分科举士，这里已经分了“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显然也能算是科举了。所以韩国磐先生就说这“相当于后来的制科”。根据《大唐新语》和《通典》中的记载，到隋炀帝时，“改置明、进二科”，“始置进士科”。也就是说，科举制始创于隋炀帝时期。不过，又韩国磐先生又考证出，“实际并非如此。韦云起就是开皇时明经科出身的。”而“据各书(即《旧唐书》、《新唐书》记载，以房玄龄十八岁举进士的时间推算，进士科在开皇十五或十六年时已经出现。”无论怎么说，科举制度在隋代时已经出现，隋文帝如果说没有创立这一制度，至少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为后世创立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三件，徙世族。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统治，隋文帝下令将陈朝皇室大臣及江东豪族等迁入长安。被迁者，自陈后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余里，络绎不绝。这个举动，与当年秦始皇强迁山东六国贵族入关中，可谓是异曲同工。这些世家大族离开了原来的土地之后，势力大为削弱。后来，隋文帝又派大将杨素率兵将在江南叛乱的地方豪强镇压了下去，江南门阀世族就从此一蹶不振了。

　　在政治方面进行改革的同时，隋文帝在经济方面也有一系列的举措。概括一下，可以称为一个核心、三个手段。哪一个核心呢？就是以增强政府经济实力为核心。哪三个手段呢？其一，均田。北周、北齐都进行了均田，但由于豪强地主的阻挠和各种突发事件比如战争等的影响，这个工作时断时续，并未取得很大的成效。根据考古发现的敦煌石室资料中《郑延天富等户户籍计帐残卷》（经中国学者考订为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的户籍或计帐）记载，残卷所涉及的三十三户中，只有六户授田达到规定数字；而其余各户授田数量则远远达不到规定标准。在大力推进均田的北周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其他地方也不可能比这好很多。所以，隋文帝统一天下之后，就继续推行均田。所用的方法，大体上是延用北齐的均田法。其二，“大索貌阅”。“大索貌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外貌特征来重新核定年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年龄上做文章，虚报年龄。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就是易建联了。在隋帝国刚建立那会儿，这种虚报年龄的事更加普遍。为什么呢？当时纳税和服徭役是有年龄界限的，十八岁以下和六十岁以上的人是不用交税，也不用服徭役的。所以，就有很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而谎报年龄。隋文帝在公元585年，通过“大索貌阅”，一下子就发现隐藏的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人。可见成绩显著。其三，“输藉”，也就是降低税赋和地方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为什么降低税赋能够和地主争夺劳动力呢？一方面，当时的农民在豪强地主的手下种田，是不用承担赋役的，而只需要向地主交地租。那么，这样一来，对于农民而言，国家的赋税就和地主的地租有了一个成本比较的问题。哪边收得低，那就种哪边的地。隋文帝通过降低赋税的办法，又使一大批农民自愿地跑出来向政府报出自己的户口。

　　通过这些经济政策，加上国家统一后战乱平息，隋帝国经济实力大涨，中央财政收入也大幅提高。史书记载：“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师帑藏皆充于廊庑之下!”财政连年盈余，钱粮多得仓库都装不下了。而据唐太宗所言，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与此同时，隋文帝还注意到周边的突厥、吐谷浑都相当强大，所以便有了对府兵制的进一步改革。开皇十年，也就是公元590年，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即军人及其家属也可以与普通百姓一样参与到均田中去了。这样一来，士兵及其家属就和普通平民在经济待遇方面平等了，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通过这个改革，府兵制与均田制紧密地结合起来，府兵制变成了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了。

　　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应该说方向是正确的，成效也是显著的。但是，令人失望的是，这个新兴的大隋帝国并没有能够长治久安，相反，它迅速的垮掉了。
　　从宿命论的观点来看，每个大分裂时代之后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帝国政权都不会存在太长时间。秦帝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代，但它只存在了15年；西晋，结束了三国时代，但从统一到灭亡也只有37年；隋帝国结束了南北朝，但从统一到灭亡，只有29年；再往后就是元代，算是支持得最久的，89年。相比它们的继任者，西汉统治天下211年；唐统治天下280年；明朝统治天下276年，它们实在是太短暂了。

　　它们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垮掉呢？或许有人会说，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还有人会说，大家习惯了分裂，统一的政权还没有得到天下的公认。我想，这么说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同的政权又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具体到隋帝国，它的问题出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剥削的残酷。
　　我们先看隋文帝时期。很多史书上都说隋文帝开皇年间是所谓“开皇之治”,但其实隋文帝对老百姓也是够狠的。开皇十三年，也就是公元593年，杨素给他修仁寿宫，由于工程大，时间短，劳动者死亡上万人，隋文帝同独孤皇后看到仁寿宫豪华壮丽，对杨素大加称赞，并赏钱百万，锦绢三千段。而且，在当时，由于长期以来都是国对国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所以土地的集中程度很高。如大贵族杨素，除按官品占有永业田和职分田外，还曾两次得到赐田一百三十顷；而在一些地方每丁只能有田二十亩。同时请注意，隋帝国的政权基础是以地方豪强为核心的关陇集团，虽然隋文帝通过一些手段与地方上的大地主们争夺人丁，但是对这支非常强大的豪强地主势力仍然更多的是依靠而非限制。这些人对于农民的压迫也很厉害。这些都为日后的农民大起义埋下了隐患。

　　如果说在隋文帝时期，阶级矛盾还不是那么尖锐，到了隋炀帝时期，经过这位大花花公子的折腾，就是没有问题也能弄出点儿问题来，何况隋帝国本来就是“名曰治平无事，其实有不测之忧”。
　　他是怎么折腾的呢？
　　一是大兴土木。仁寿四年（604）七月做了皇帝，十一月他就东赴洛阳，下诏营建东都。诏书中说修建要“务从简约”，但事实则完全相反，“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在修新都城的同时，他还修长城、开通济渠、开京杭大运河、通驰道。说白了，就是开展大规模的基本设施建设。现在我们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国家出台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基本设施建设。但是，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时，给皇帝打工那是义务的、无偿的，是刺激不了经济的，只能是劳民伤财。当时全国人口总共就八百九十万户，四千六百余万口，而被征去修城、开河的劳工就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

　　二是大肆挥霍。一个是摆阔。前几天看报纸上有人结婚花六百万请客，一些明星的婚礼那更是动不动就几千万上亿。普通人一看，这花得挺多的。但是，这要是跟隋炀帝一比，那就太差了。结婚这还算是一生一次的大事，人家隋炀帝过年就因为有西域人给他拜年，他就下令“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来给他拜年的西域人，全部免费吃喝玩乐。那钱花的，史书记载：“所费巨万”，不知道有多少。

　　除了摆阔之外，隋炀帝还是个旅游发烧友，特别喜欢游山玩水。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巡游中度过的。如果他是像徐霞客等驴友那样徒步自助游，倒也罢了，可他偏爱组团参加休闲度假游，而且组的旅游团还特别大。那是自然，大大小小的老婆得带着，再加上随从、侍卫、奴仆等等，“从行宫掖，常十万人”。团队的规模大，接待的档次也高。一路上坐的都是五星级的豪华游轮、豪华大巴，住的都是专门建设的六星级宾馆。以南游江都为例，史书记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同样喜欢四处巡游的秦始皇待遇就差得远了，也就是十来辆一模一样的“奔驰”跟着(还不小心被张良砸坏了一辆)。所以，白寿彝先生说他：“游幸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而且如此阔气排场，均为前所未有。”当然，无论是摆阔还是巡游，都由国家买单，而最后负担都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