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打谁，后打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问题。宋太祖和周世宗采用了不同的战略。周世宗，大家都知道，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皇帝。当时，他也是要一统天下的。他手下大臣王朴建议采用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周世宗最初是采纳了这一建议，对后蜀和南唐发动了进攻。但是，周世宗在执行这个战略时并不彻底。他伐蜀，夺取了秦（今甘肃秦安北）、阶（今武都东）、成（今成县）、凤（今陕西凤县）四州，但并没有直捣后蜀的老巢，一举灭蜀。他伐南唐，夺取了江北的大片领土，但也没有渡江灭南唐。他在取得了南征的一系列重大胜利之后，中止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掉转枪头，与北方的辽国干上了。宋太祖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北边，对北部的辽国、北汉，宋帝国是以防为主，不轻易挑起战端(其间，也曾有一次想趁北汉皇帝去世之机灭掉北汉，但没有成功)。主要精力放在南征上。从公元963年到976年，宋太祖先后灭掉了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宋太宗继位后，又迫使闽越和吴越献出国土归降。直到这时，宋帝国才将矛头指向北汉。

　　对宋太祖的这个战略，有些人是很有意见的。比如白盾先生就说：“他(指宋太祖)和柴荣不同的是没有把与辽国争衡，恢复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作为首要战略目标，而是着手削平南方的割据小国，表现出一种勇于对内而怯于对外的弱点。”进一步地，就会说燕云十六州的无法收复，给游牧民族南侵打开了方便之门。我觉得这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其一，避实击虚，是一种高明的战略。当时以北宋的实力，能够一举灭辽吗？以西汉武帝时期如此之强大，和匈奴连年征战的结果也不过是个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其实是两败俱伤。就北宋当时那些底子，和辽国争衡，其最好的结果恐怕也就是打个平手。其二，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不要忘记吴起当年曾说过的一句话：“在德不在险。”而事实上，北宋对燕云十六州可以说是志在必得，从赵匡胤兄弟一直到宋徽宗，一直就没忘过这点儿事。早在宋太祖灭掉后蜀之时，北宋就建立了专门为夺回燕云十六州的仓库，称之为“封桩”。宋太祖说：“石晋割幽燕以赂契丹，使一方独陷外境，联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四五百万，遣使谋于彼，傥肯以地归我，则以此酬之，不然我以二十匹绢购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太宗时期，更是几次大举伐辽，双方打得热火朝天。直到徽宗时，辽国对北宋已经完全没有威胁可言，而北宋的决策层却还不忘夺回幽燕，下了一手联金灭辽的臭棋。结果，燕云十六州没夺回来，反而引狼入室。这些是后话，暂时不提。

　　有人对于先南后北的战略持反对意见，而也有人对于灭北汉持反对意见。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陈致平先生就说：“许多军政上的措施，宋太宗与太祖也有很大的出入。譬如宋太祖的国防政策是于西北保留北汉，屯置重兵，而不轻启边衅，一方面从事积蓄，储备国力，以守为攻。太宗即位后首置内藏库，将封桩库归入内藏，不另行储备。继之大举北伐，倾全国之力，将北汉灭掉。又继之讨伐契丹，而有高梁河之败。从此契丹入寇不已，西北方夏人的边衅又起，国力未充而外患频仍。国家方臻统一，已开始了竭蹶的现象。”甚至说：“北汉虽平，海内虽然统一，但宋人从此与契丹接壤，北方之边患乃起。”竟将宋灭北汉之役当作宋帝国北部边疆外患的开端。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其一，统一天下是巩固政权的必要措施。北汉并不是一个边陲小国，其所在地的核心是太原。既然北汉是辽国的保护国，那么辽军就完全可能借道从太原出兵伐宋。如果是这样，那么洛阳、开封、长安、邯郸、大名府等重镇都是近在咫尺。所以说，北汉就像一根毒刺一样钉在宋帝国的胸膛上。威胁太大，非除掉不可。在宋太祖时，不是不想除掉这根毒刺，是能力不足。他几次围攻太原，都没能攻下。到宋太宗时，国力进一步增强，所以才能一举灭北汉。其二，灭北汉与宋辽大规模开战是两回事。辽宋之间的大规模作战，应该是北宋试图夺回幽燕之地的结果。当宋太宗大举伐北汉时，辽国确实出动了军队进行救援，被宋将郭进击败。但是，这次救援行动，应该说与以往的历次宋辽交兵并无区别。宋太祖伐北汉时，辽国也曾出动军队前来帮自己的小兄弟，结果也是被击退。而此后，双方并没有大打出手。为什么这一次宋辽之战就一发不可收拾呢？在我看来，原因主要是宋太宗得陇望蜀，得寸进尺，想一鼓作气收复整个幽燕地区。这个举动与灭北汉不同，它侵犯了辽国的核心利益。我们试想，如果宋太宗在灭掉北汉之后，不是大举伐辽，而是派使臣与辽国展开谈判，划定两国边界，那么整个局面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是否能够像宋太祖所想像的那样，以金钱把幽燕地区买回来，那倒不一定，但是，至少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和平的局面。

　　在此，顺便说一个观点。很多人都对汉唐鼎盛时期中国对外征伐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特别崇尚那些所谓“赫赫武功”。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必须区分这些对外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不能因为胜利者是我们，而就自豪。比如，公元89年，窦宪率大军伐北匈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并在燕然山上刻立石碑记载这次功绩。对此，柏杨先生评价道：“窦宪攻击北匈奴汗国这次战役，胜利果实，可称空前。班固的‘燕然勒石’，从此成为典故，流传两千年而景象仍新。窦宪又固然是皇亲国戚，因然是个坏胚，但在这件事上，他对国家确有重要的贡献。是非功过，理应分明，窦宪做出应受歌颂的事时，我们由衷歌颂。”然而，正如当时很多大臣所说，北匈奴早已没有侵犯汉朝边关，这所谓“重要的贡献”其实是对北匈奴赤祼祼的侵略。既然我们不希望被侵略，我们又怎么能对侵略别人感到自豪并加以歌颂呢？回到宋辽之间，即使幽燕地区是北方的一道重要屏障，但宋帝国为什么一定要用战争来夺取呢？或者，既然夺取幽燕地区是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那么为什么不能通过与辽帝国进行和谈而达到这一目的呢？事实上，虽然辽帝国始终控制着幽燕地区，但在澶渊之盟后直至北宋末年，辽国都没有大规模入侵中原。所以说，对外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而非上策，如果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那么应该优先用外交手段。

　　第二，削弱各级官僚的权力。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说北宋加强了中央集权或者皇权。但我个人认为，与其说是加强了中央集权或皇权，还不如说是削弱了除皇帝以外所有政府成员的权力。采用的方式很简单，一是分解职权，二是削弱实力。
　　我们先谈第一个，分解职权。怎么分解法呢？一是从管辖的地域范围上分解，收取州治。过去一个节度使往往统辖几个州，将辖区内的军事、行政、财政、司法等大权集于一身。宋太祖下诏各节度使除了直辖的州郡之外，所领其他的郡一律由中央派官员治理。
　　二是从管理职责上分解，增设官员。如果说前面的收取州治，只是针对节度使，那么增设官员则不仅是针对地方大员，而是对所有政府官员进行了分权。比方说，整个政府的权力如果说是一百的话，那么，当政府有一百个官员的时候，平均每个官员手上的权力就是一，而当两百个官员的时候，每个官员手上的权力就只有二分之一了。所以，这个分权的办法，效果非常明显。皇帝很满意，于是加以推广。在中央，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并把五代时期临时性的枢密使和三司使等官职变成永久性的。在地方上，增设了路这一级，设了转运使、提点刑狱等官，州府设置通判一职，管理军民政事，一切事务都可以不经州郡长官直接向中央汇报。不但如此，宋帝国还创造性地造出了一个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也就是说，有官衔不一定有职务，有官衔的人多，真正办事的人少。等于说给官僚集团搞了一个替补阵容，上场比赛的只是部分队员，还有一大帮替补在下面坐着呢。这官员一多，每个官员个人的力量就很有限了，而且官员内部的竞争就非常激烈了，皇权也就巩固了。没上场的，争着有上场的机会；上场的不但想往上爬，还得提防着别被人替换下来。一来大家都忙着相互竞争呢。二来这么多人相互监督，这么多双眼睛盯着，谁还有心思打皇帝的主意？这一招效果真是好，再加上官僚制度本身的缺陷(这个我们还是留到最后再说)，于是这种状况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宋初内外官员只有三五千员，到宋真宗景德年间，也就是公元1004年到1007年政府官员就已有1万多人了。又过了五十年，到宋仁宗皇祐年间，即公元1049年到1054年，政府官员的人数又翻了一番，达到了2万多人。

　　这是分解官员的职权。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每个官员手中的权力都不会特别大，而且还相互牵制，因此就不足以威胁皇权。但是对于高层军官的军事指挥权而言，光分解还不行，万一他们勾结起来怎么办？所以，还得削弱其实力。怎么个削弱法呢？一个是用不合适的人。再一个就是不给所需的客观条件。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