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看什么叫用不合适的人。一是用那些没有能力、没有资历的人。原先作为中央最重要的军事力量，禁军的统帅一般都由重臣名将担任。但是，到北宋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像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等名将都靠边站了，任命的是一些当时名气、地位较低的将领担任三衙的长官，各分管一部分军队。虽然说我们不能完全凭借名气来看一个人的能力，但是像石守信、高怀德等人都是久经沙场的名将，能力是不用怀疑的。比如石守信就是后周世宗麾下的一员猛将。公元954年，后周抗击北汉的高平之战，石守信因为战功升任亲卫左第一军都指挥使。两年后，他又跟随周世宗征伐南唐，而且担任先锋，参与六合等地战役，也立下了大功。但是这样的人，能力太强、功劳太大、名望太高，宋太祖不敢用。二是用专业不对口的人，用文官来管军事，外行领导内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打仗的事，不是一介书生能搞定的。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必须有很深的军事造诣才能胜任。但是，从宋太祖开始大宋帝国就一直用文官担任枢密院的首长，掌管打不打和如何打。也就是说，大宋帝国的总参谋部是由一帮文人组成的。这个制度在宋太祖、宋太宗那时恐怕还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呢？这哥俩都是行伍出身，本人就能指挥打仗。特别是宋太祖，他本人在后周时就是有名的军事指挥官。所以，他们可以在后方制定作战计划，交枢密院发布。但是，他们的后代就不行了。生长在深宫之中，当时又没有电影、电视，打仗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整个决策层，没有会打仗的，国家的军事力量怎么能够得到保障？

　　用不合适的人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不给所需的客观条件。什么客观条件呢？一个将领要有实力，那么必须有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而一支军队要想有战斗力，一是必须经过严格地训练，二是必须上下同心。自从宋太祖制定禁军更戍法以后，军队就经常调动。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情况。就好比一支球队经常换主教练，这支球队的战斗力当然就不会太强。在军队中也一样，大家都知道，不同的将领带兵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训练方法差别很大，个人作风也差别很大。举几个例子，西汉时期有几位著名的军事将领，都是厉害的角色，但他们在军队中的行为举动反差非常大。一个是飞将军李广。他在军队里生活非常朴实，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和士兵打成一片。但是，有一条不好，跟着他打仗，得到的战利品很少。而另一位名将霍去病就与他完全相反，根本不会在乎手下士卒的疾苦。吃的是专门制作的美味佳肴，还喜欢召集手下亲信搞些娱乐活动，比如踢场足球之类的。据说，有一次出征回来的时候，有的士兵因饥渴而死，而霍去病自己还有吃不完而烂掉、丢弃的美食。不过，跟着霍去病打仗，往往能有很丰厚的战利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一些跟着李广的兵，再跟着霍去病出征，会是什么心情，会不会尽心尽力；反过来，跟惯了霍去病的士兵，跟着李广恐怕也不报怨不能建功立业。再比如，岳飞打仗，好野战；诸葛亮打仗，特别在乎阵型，善于打阵地战。那么，习惯跟着岳飞打野战的军队，能不能严守诸葛亮所定的八阵图；反过来，跟着诸葛亮打阵地战的士兵，也不可能熟悉野战的战法。所以说，经常把军队调来调去，造成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训练不系统、上下不齐心。当然，宋太祖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军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对于皇位也就没有什么威胁了。

　　除此之外，宋帝国还广泛地吸取了以前历代的经验教训，建立了防范外戚、后宫、宦官干政的一整套制度。什么样的制度呢？一是使后宫都官僚制度化，除了皇后以外，都授以各种官爵，从而将所有这些皇亲贵戚妃嫔太监都纳入到官僚体系之内。二是严防这类人员干预朝政，给了他们官爵但不给差使，也就相当于挂虚职。比如宗室虽然爵位很高，但在宋神宗之前，一概不派差遣，从神宗开始也不过“选择差注一二”。再比如，外戚一律只担任武官，不得干预政事。

　　做了以上的这么多的工作，大宋帝国应该算是稳定下来了。但要长治久安，宋帝国的皇帝们还觉得不是怎么太放心。于是，他们又再加了一个保险措施：尚儒术、用儒士。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知识分子是对皇权威胁最小的一个阶层，虽然他们中很多人都有所谓“代理人心态”，但是不忠心不等于会造反。同时，儒家思想中的忠君思想、纲常伦理，又正是对付“代理人心态”的一剂特效药。大宋帝国的统治者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一方面，重文轻武，优待士大夫，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换取知识分子阶层的衷心拥护。另一方面，在思想层面上，把儒家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仁义”来改造知识分子。

　　唐末以来，武将的地位很高，有权有势。而从北宋开始，这种风气完全逆转了过来。举几个例子。宋仁宗时，宰相吕夷简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武将对自己无礼。怎么个无礼法儿呢？也不过就是反应慢了点，没有及时向他行礼。吕夷简立即大发雷庭，而且上纲上线，说这个武将轻视自己就是轻视朝庭。最后，弄得这个武将“以此废斥”。再比如，宋真宗时期，有一个状元，名叫陈尧咨。此人出身书香门第，文武双全，特别善长射箭。据说有一次射铜钱，一箭中的。当时宋真宗想派他当武将，出任节度使，授节钺。但是，他的母亲却说：“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当时节度使虽然权力不大，但工资福利待遇却远高于其他官员)，贻羞于阀阅，忍乎？”最终没有接受。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很多人眼里，不当文臣而当武将是一种耻辱。

　　社会风气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帝的倡导。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来看看北宋初期的三个皇帝是怎么倡导重文轻武的。宋太祖本人就最重读书人，史料记载，“太祖最好学。海内宿儒，征聘殆尽。”他还曾经说过：“作相须读书人。”宋太宗比他哥哥更加重文，他上台以后扩大了科举取士的数量，重用文臣。洪迈就在他的《容斋续笔》一书中写道：“本朝科举取士，太平兴国(太宗的年号)以来，恩典始重。”到了宋真宗时，在重文轻武上就走得更远了，从他这时开始，“择儒臣有方略者统兵”，武将几乎都靠边站了。在宋真宗时期，还有几个很代表性的例子。比如，宋真宗时期，有一个进士名叫李光辅，文武双全，善于击剑。这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宋真宗不知道是脑子进水了还是头袋被门夹了，竟说：“若奖用之，民悉好剑矣。”结果，把他打发回家了。再比如，宋真宗还亲自写了一首流传很广的打油诗，倡导老百姓学习儒学。诗是这么写的：“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诗写得很庸俗，但话很是实在，告诉老百姓，要想有香车、豪宅、美女等等，那就读书吧！读书不但能够得到物质利益，精神生活上也非常惬意。宋帝国对士大夫真是好得不得了，基本上是平等相待，所谓“与士大夫共天下”。比如包拯曾经有一次和宋仁宗发生争执，言辞非常激烈，唾沫都喷到皇帝脸上了。但皇帝不但没有治包拯一个“大不敬”之罪，而且最后还真按包拯说的办了。再比如，神宗和王安石推心置腹，以朋友相待。放在别的朝代，这恐怕是不可能的。通过几代人不断地而且是力度越来越大的倡导之下，在所有人的心目中，读书当官成为士大夫，就成了人生中的最佳选择。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至于唐时的“宁作百夫长，胜过一书生”的尚武精神则完全不复存在。

　　在尚武精神泯灭的同时，儒家思想迅速昌盛起来。首先是孔子的地位再次得到了提升。宋真宗不但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而且还亲自撰写了《文宣王赞》，说孔子是“人伦之表”。其次是儒术的官方地位再次得到巩固。自汉武帝以来，儒学就一直是官方政治理论。但是，大家知道，汉代事实上是儒法兼用，一直到刘备那个时候，法家仍然很受推崇。比如刘备在去世前就专门让诸葛亮抄写法家著作交给后主刘禅学习。两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昌盛，而唐代道家思想、佛教思想也都得到了官方的提倡和推崇。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儒家思想取得了绝对统治地位。宋真宗强调，儒术是“帝道之纲”。在《崇儒术论》中，宋真宗这样写道：“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第三，儒家思想得到了空前发展。大家知道，儒家思想自从孔子创立以来，经过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比如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对儒学的发展。再比如，西汉时期董仲舒等人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而在董仲舒之后，宋代就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宋代儒学的发展，起源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但当时唐帝国已经是江河日下，儒学的发展没能持续下来。到了宋代，在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氏父子、二程等人的不断努力下，形成了新学、蜀学、理学三大学派。儒学非常昌盛，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大宋帝国就这样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里，皇帝之下，是一个由大量儒家知识分子组成的庞大官僚体系。皇帝的位置是坐稳了，但是危机却没有结束，也不可能结束。这危机来自内外两个方面。我们先来看对外方面。
　　北宋自立国以来，就有一个可怕的对手在北边虎视眈眈。这就是辽帝国。请注意我对它的称呼。它是“帝国”，而非一般的游牧民族。这个雄踞北方的庞大帝国是如何兴起的呢？我们得把时间拨回到唐朝末年。
　　唐朝末年，有一个名叫耶律阿保机的契丹头领废除了原来氏族部落的一套政治体制，在族内外的支持之下，于公元907年当上了皇帝，并且在仿造唐帝国的组织形式的同时，保留自己民族的特色，建立了一整套独特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里，既有朝官又有族帐，既有州县又有部落。基本上是族帐、北朝官、部落管少数民族和皇族事务以及畜牧业；南朝官、州县管汉族事务和手工业、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