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帝国比起来，耶律阿保机建立的契丹国应该说是非常落后的。当时还处在奴隶社会，也没有文字，更谈不上什么文化。但是，当时契丹的军事力量却很强大，是个野蛮的军事强国。《辽史》上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纩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它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呢？第一，畜牧业发达。马匹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役畜，既是战斗工具，又是运输工具。而契丹继承了游牧民族在这个方面的特长，马匹特别多。据史料记载，耶律阿保机曾经一次赠送给李克用三千匹马，数万头牛羊。耶律德光也曾送给后晋皇帝石敬瑭“良马二千匹，战马一千二百匹”。出手如此大方，可见其家底有多么丰厚。第二，善于骑猎。他们“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连皇帝后宫的女人都善于骑马射箭，何况男人。善于骑射有两个好处。一是军队容易形成较强的攻击力。打仗和打猎从文字上看是一字之差，从实际上来讲也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都需要杀伤对手，都要防止被对手杀伤。契丹人善于骑猎，射箭射得准，其军队自然也就容易形成比较强的战斗力。二是野外生存能力强，不用携带过多的辎重。军粮可以靠打猎来解决。比如耶律阿保机在西征时就曾经率军“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甚至可以做到“日有鲜食，军士皆给”。这是一般军队做不到的。因为，在某些方面，打猎比打仗的技术含量要高，没点技术，连猎物在哪儿都找不到。

　　不过，像这种单靠军事力量立足的游牧民族国家，可以说是多得很。从汉代的匈奴到唐的突厥，再到明代的瓦剌，真是一抓一大把。本来也不怎么值得一提。不过，契丹从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开始，就打定了主意要汉化，而且在他们自己看来，契丹人就是中国人。这一点，还真就和匈奴们不一样。这么说有证据吗？当然有了。耶律阿保机曾经问手下说：“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大家都说，那当然得先祭祀如来佛祖了。要知道，契丹是举国信佛教的，这个回答很正常。但是，耶律阿保机却说：“佛非中国教。”他老人家不崇洋媚外，要先祭祀中国人。最后，他选择了“建孔子庙”，祭祀孔子。这就可见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了。还有一些旁证，比如契丹统治者特别喜欢和中原统治者攀亲戚。大家都知道，匈奴与汉帝国、土蕃和唐帝国都是先通婚然后成为亲戚。而契丹就不一样，他们最喜欢硬攀亲戚。比如耶律阿保机与李克用结为兄弟。到耶律德光占据汴京时，见到李嗣源的妃子王氏时，竟然“拜之曰：‘吾嫂也’”。可见这种亲戚关系，契丹皇帝在时过境迁之后还是认的。此外还有石敬瑭叫耶律德光干爹，宋真宗和辽圣宗结为兄弟。反正是契丹人挺好这一口。

　　在当时来看，契丹的这种做法，是很正确的。但是，效果怎么样，却要听天由命。前面讲了，在契丹建国初期，他们只有军事力量强大，社会制度非常落后，还处于奴隶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们积极向中原的先进国家学习，但由于差距太大，他们是不可能赶超中原帝国的，充其量只能达到匈奴、突厥这样的高度。但是，历史给了契丹一个巨大的机遇。石敬瑭，这位急于保命、急于当皇帝的地方大员，大方地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这对于契丹而言，真是天上掉下个大比萨。

　　过去的历史研究者往往强调幽云十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认为这是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打开了大门。这当然是实情。但是，对于契丹而言，得到这幽云十六州，最重要的绝不是掌握了入侵中原的门户。试想，如果我们国家现在得到了美国的加州，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块土地吗？不，我们同时得到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得到了许多成熟的经济实体，从中我们又可以掌握了先进的管理模式等等。这才是最重要的。契丹人就是这样得到了一块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全面超过自己本土的辖区。得到了这块沃土，就等于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先进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促使整个契丹国在短期内完成了质的飞跃，由一个奴隶制国家迅速地发展为一个封建制强国。比如，当时大量的“并汾幽冀之人”被安置在契丹首都临潢府，从而使得当地的经济水平得到了空前发展，出现了各种手工业作坊。

　　运气来了，真是门板也挡不住。几年之后，一张更大的比萨砸中了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头。
　　石敬瑭死后，中原的后晋帝国不再愿意臣服于契丹，但是朝中很多大臣，比如刘知远、杜重威、张彦泽等人并不忠于后晋，各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对手军心不稳、人心不齐，这给了契丹入主中原绝佳的机会。耶律德光当然不会放过。而当契丹大军南侵之时，刘知远手握重兵，却隔岸观火，坐观双方成败；杜重威更是将二十万大军拱手交给耶律德光，妄想以此做第二个石敬瑭。一盘散沙似的后晋怎么是契丹的对手？就这样，公元947年的大年初一，耶律德光率契丹大军大摇大摆地进了汴京，轻而易举地当上了中原帝国的皇帝。为此，他还专门将国号改为辽。大辽帝国就这样诞生了。

　　然而，契丹人显然没有做好入主中原的准备。就好比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篮大比分西班牙队时一样，胜利来得太突然，有点儿接受不了。俗话说，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而对于契丹人而言，打天下真容易，容易到根本没想到居然能打下来。而坐天下太难，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想过怎么坐天下。他们还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我前面说过了，得到幽云十六州，促使整个契丹国在短期内完成了质的飞跃。但是，这里所说的“短期”是相对于一般情况下比较缓慢的社会变化而言的。并不是说，今年得到幽云十六州，明年就一步进入封建社会了。这种重大的社会变化，怎么也得要二三十年的时间。而当时，这个变化还没有完成。按照奴隶社会的习惯，契丹人到处抓奴隶。中原人哪里受得了这个？纷纷起来反抗。于是耶律德光感叹道：“真没想到中原人这么难管。”我要说：那是当然喽，中原人早就不习惯当奴隶了，谁让你开历史的倒车来着？如果契丹人稍微文明一点、稍微进步一点，稍微保护一下中原地主的利益，在中原站稳脚跟其实并不难。但是，刚刚思想还停留在奴隶社会的契丹人做不到这一点，于是结果只能是灰溜溜地离开中原。

　　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辽帝国内乱就没停过。为什么会内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辽帝国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愿意向封建社会前进的贵族与那些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要回到奴隶社会的贵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从长期上来看，是扫除了辽帝国向封建社会前进的障碍，但从短期来看，却使辽国国力下降，无暇他顾。正是在这个时期，后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伐，收复了一些地区。宋太祖则利用这个时期辽国不主动向南扩张的机会，灭了南方的几个地方政权，实现了国家的基本统一。

　　宋帝国实现了国家的基本统一，而与此同时，辽帝国则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一个封建制的帝国在北方完全建立起来了。这时辽国的统治者是辽景宗耶律贤。他与前任耶律璟不同。耶律璟身上更多的是奴隶主的特点，终日只知饮酒作乐，很有点夏商时期君主的感觉，应该算是典型的奴隶主一个。而耶律贤基本可以称之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励精图治，任人不疑，信赏必罚，而且更多地任用汉人为官，因而更多地吸收了汉人的统治经验。比如高勋、郭袭、室昉、韩匡嗣及其子韩德让等，都先后得到重用。而且，由于当时社会已经逐渐走出了转型期，封建地主的思想和势力都已经占了主导地位，所以虽然仍有反叛事件，但数量很少而且都很快平定，与穆宗时期相比，总的来说内部稳定、政治清明、将相协和，生产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辽朝开始中兴。史称：“景宗之世，人望中兴，岂其勤心庶绩而然”。可以说，此时的辽帝国，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匈奴、突厥，也不是以前的契丹，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强大帝国。

　　基本介绍了一下辽帝国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站在宋帝国的立场上来看宋辽两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首先在于如何认识对手辽帝国。前面说了，现在的辽帝国，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帝国。对此，宋太宗没有充分地认识，甚至到现在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宋太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选择了秦汉对付匈奴、唐突厥的办法，希望通过战争征服契丹或者将契丹驱逐到漠北。而现代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就认为宋帝国军事上很弱、很没有骨气。当然，我们承认，北宋中期以后一直到南宋，整个政府是没有什么骨气的，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只关心赵氏皇族的江山稳固而弃全国人民利益于不顾，但是在北宋前期，情况却是完全不同的。

　　面对强大的辽帝国，最初宋太宗没有意识到其强大，于是轻易挑起了战争。然而，从公元979年宋太宗伐辽开始，一直到公元1004年，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双方大打出手，但却都没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几场大战打下来，到宋真宗之后，宋政府对辽国的整个认识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逆转，将其视作不可战胜的超级强国。最突出的例子是在公元1042年，辽国趁宋与西夏之间发生战争的机会，派萧特末、刘六符出使宋朝，通过实施战争恫吓。宋帝国因为胆怯，被对方狠狠地敲了一笔竹杠，“岁增银、绢十万两、匹”。

　　除了辽国，北宋的外患还来自西夏。不过，西夏其实并算不上一个能够与辽宋抗衡的帝国，充其量只是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但是，由于它的统治者李元昊好战，对宋帝国发动侵略，结果双方打了七年仗。而且，也是双方都没有得到好处的仗。
　　总而言之，在北宋的外部，有一个强大的辽帝国和一个爱惹麻烦的西夏，这就是北宋的外患。然而，事实上，这些外患其实并算不得什么致命问题（当然，到后来女真人灭掉辽国之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那是后话了）。真正可怕的问题在内部。
　　宋帝国内部的问题出现在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