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方面是来自官僚体系的危机。前面已经讲了，宋太祖等人为了防止政府官员对皇权产生威胁，于是就采用了分割职权的办法来削弱他们的权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整个官僚体系的膨胀。我们前面也用数据来说明了，宋初内外官员只有几千人，到宋真宗时期，就已有一万多人了。到宋仁宗时期，政府官员的人数就达到了2万多人。官员一多，危机就来了。什么危机呢？一是效率危机。在官僚体系内，人越多，效率越低。官员多了，效率必然降低。这是管理学的基本常识。著名的管理学家帕金森曾经说过，官僚们可以相互制造工作。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局长要在一个比较重要会议上作一个报告，于是就叫分管的科长草拟一份材料，科长又让办事员先写个草稿。于是办事员忙了大半天写了个草稿，交给科长。科长看了以后，觉得有些地方不满意，改了一下，再交给办事员重新修改。办事员又去修改了一个小时，然后交给科长。科长满意了，拿去交给局长。局长看了，又提出几条意见，于是科长又拿回来改。因为局长要得急，所以科长决定不再交给办事员，而是自己改。熬了一个夜晚总算搞定，第二天一早交给局长。局长还是不满意，但是再让科长去改，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就自己坐下来修改，改来改去总不满意，觉得还是自己写比较好，最后花了一个上午自己写了一个报告。你看着每个官员都忙忙碌碌的，但是整个机关的效率高吗？北宋政府，这个典型的官僚机构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这是官僚机构的通病，本来也没什么稀奇的。但是，北宋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特殊之处在于，第一，官吏的来源中，有大量的官员是靠门荫进入官僚体系的。所谓门荫，也就是爹当官，儿子也就能当官。这就有点儿类似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以门第取人。这样进入官僚体系的官员，不可能有什么能力，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来。第二，并不是每个官员都有职务，挂虚职的一大堆。有人说，那这样干实事的人少，行政效率不是会相对高一些吗？不然，一方面，薪俸费用那是年年要出的，另一方面，这些闲职人员那都是想方设法要得个差遣的。也就是说，这些替补们拿着高薪，还一个劲儿地想上场。不过，与球场上不同，官场上一个官员合格不合格、称职不称职那不是像球员那些好分辨，也不由老百姓说了算。谁说了算呢？一个是皇帝说了算，二个是其他当官的说了算。皇帝不好巴结或者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巴结得上，于是这些当官的就相互支援、相互扶持。发展下去，就产生了派系，出现了党争。党争，就是第二个危机。除此之外，就是财政危机。这不用多解释，这么多官员，得花钱养啊。

　　第二个方面是来自地主阶级的危机。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皇帝和他的政府不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吗？地主阶级怎么会给他们带来危机？大家不妨考虑这么一个问题，皇帝凭什么来当这个总代表？举个比较贴近生活的例子，很多地方都有商会或者类似的协会，这些商会的头头是些什么人？或者说，谁在这些商会中最有影响力？毫无疑问，是那些最有实力的大商人。也就是说，皇帝或者皇族你要当这个总代表，你就得有经济上的控制力，得有经济实力的支持。以前的那些皇帝们有吗？有。从秦以来，一直到唐中期，虽然土地私有制一直在发展，但是，国有土地仍然很多，甚至可以占到主体地位。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均田制、占田制等等土地制度。田如果是私有的，能“均”吗？而到了唐中期之后，均田制瓦解掉了。国有土地很少，而私人庄园占有土地很多。宋帝国不得不对这种现状予以承认，也就是“不立田制”，让土地自由买卖。那么，这些私人庄园，会不会发展成为独立的地方政权呢？宋帝国的皇帝们不能不担心这个问题。那么，怎么办？首先一条是决不允许私人武装力量的发展。自从安重荣说出了兵强马壮者当皇帝这一真理之后，帝国的统治者们就时刻牢记着要把枪杆子抓在自己手里。在唐末到北宋初年，各地都有很多乡社，“设置教头，练习兵仗”。这些乡社实质上是一种地主武装，其作用主要是保护当地的地主包括一些自耕农免受土匪、农民起义军等武装力量的侵害。在唐末到北宋初期这一段战乱年代，这些乡社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到了北宋帝国统一天下之后，这些武装力量就对北宋赵氏江山形成了威胁。于是，宋政府对这些乡社严厉打压，一律取缔。这就有一个问题了，谁来保护地方的安全呢？如果地方上的安全不能得到保障，那么这些乡社武装就有其存在的根基，就不可能被禁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加强对地方、对老百姓特别是贫苦农民的控制力。宋太祖想出了一个主意：养兵。什么叫养兵呢？就是充分利用雇佣兵制度，把以破产农民为主的不安定分子收容到军队中去，免得这些人在地方上搞出什么乱子来。这个主意，从理论上来说，真是好。一方面，通过养兵，给了破产农民一个出路，避免他们为了生存去铤而走险。这恐怕也算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吧。另一方面，壮大了政府的力量，加强了政府对国家的控制力。军队不管怎么说，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总的来看是统治工具。军人多了，统治力量应该是加强的。同时，军队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使老百姓成为军人也便于对老百姓的控制。于是，自宋太祖起，凡是发生灾荒，政府就到那里去征兵，甚至强制饥民入伍。时间一长，就使得军队人数极其庞大，从最初的二十万人增长到仁宗时期的一百二十多万人。

　　这么多军队怎么部署呢？没有放在边关上。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既然养兵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就不能把老百姓弄到离家万里之外的边关。否则，那跟流放有什么区别？能够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吗？第二，赵氏皇族的经济控制力并不强，必须加强行政的控制力。所以，必须把军队驻守在内地，以防国内发生动乱。当然是这实际上造成了宋帝国对外的柔弱。

　　第三方面的危机，当然来自于普通的老百姓也就是农民。有人说了，你前面不讲了宋帝国建立了一个“养兵”的社会保障制度吗？既然有了社会保障，那就不会有造反的农民了。从理论上说，确实如此。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两码事。一个问题在于这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呢？没有。不但没有，在很多地方由于地方官的贪腐和搜刮，还使得许多老百姓被逼上梁山。比如四川。在宋初治理得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四川。宋朝在灭后蜀时，曾经要诸州报告后蜀苛捐杂税的情况，准备免除其中的一部分，以缓和当地的阶级矛盾。但是还没来得及实行，灭蜀的宋军将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就私开府库，侵吞财宝，纵军掠夺平民子女、抢夺钱物。结果激起了民变。在平定叛乱后，又把推行善政的事放在了脑后。不仅将后蜀府库的物资全部运往开封，而且还川蜀的田税改以布帛折充，称为“科折”；设“市买场”低价强买民间的布帛，称为“和市”。到了宋太宗年间，又设“博买务”，民间织造布帛全都被以低价购入，严禁商人贩运。这些苛政，再加上当地贪官污吏的盘剥，终于酿成了李顺、王小波起义的弥天大祸。再比如，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官吏的剥削，也有起来造反的。最典型的是湖南桂阳一带的瑶族人因为受不了官营盐业的敲诈，而与官府发生了长达五年的武装冲突。那么，这个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呢？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吏治，一个是财政。前者，我们已经讲过了，政府官员太多，而且很多没有能力，贪污的官员也很多。后者更简单，你得有钱来养兵，一缺钱不就得断饷吗？没钱怎么办？就得加税，想着法儿的盘剥。另一个问题在于，军队内部也是有等级的，也是有剥削的。上层军官和下层士兵之间也存在很激烈的冲突。在北宋时期，相当一部分被后来史学家称之为“农民起义”的起义，都是兵变，是由一些下级军官或者士兵发动的。比如公元1043年，京东路忻州地方“捉贼虎翼军”的一个士兵王伦就杀死巡检使朱进，发动了兵变。王伦兵变以后，得到了很多平民百姓的支持，一度攻占了海州、扬州等地。王伦自己还“署置官吏”，建立年号，有要和宋帝国分廷抗礼的意思。再比如1044年，河北保定也发生了兵变，原因是他们的粮饷被克扣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这三个方面的危机纠结在一起，愈演愈烈，严重地威胁到宋帝国的稳固。特别是当宋真宗时期，宋辽两国签订了盟约之后，外患也变成了内忧。和平是拿钱买回来的嘛。所以说，从宋真宗以后，宋帝国的主要问题不在外部，而在内部。西夏那儿小打小闹不影响大局，辽帝国也可以花钱搞定。所有的危机，可以说集中到一个字上。这个字就是“钱”。

　　那么，这些危机，宋帝国的统治者们意识到了吗？
　　应该说意识到了。到了宋仁宗时期，皇帝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于是就开始了改革。这一次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主要是由范仲淹主持，核心人物还包括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他们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是吏治的，主要是裁汰冗官，对恩荫制度加以限制，建立考核激励机制，依官员政绩优劣分别升降。他们希望通过吏制改革，培养和选拔出贤明能干的官吏，从而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他们的改革方向对吗？翦伯赞先生认为：“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然而范仲淹等人却把改善吏治作为最关键、最中心的一环，很明显，他们对于真正的关键问题并没有找到。”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范仲淹等人的改革如果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如果宋仁宗对范仲淹等人的支持力度能够和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力度相当，那么这个改革应该是能够取得一些成就的。也就是说，在我个人看来，虽然仅仅在上层建筑上进行吏治的改革不足以解决大宋帝国的危机，但至少可以缓解一下危机。从“庆历新政”的改革方案来看，方案本身是合乎管理学的原理的，是科学的，但是问题在于实施这个方案阻力太大。任何一次政府裁员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北宋阻力尤其大。因为北宋是官本位的社会，官员处于社会的上层。你将一些人从上流社会驱逐出去，提高进入上流社会的门槛，怎么可能不受到巨大的阻力？宋仁宗显然没有冲破这层阻力的能力和勇气，范仲淹等人的方案中也没有化解这种阻力的办法，所以这次改革最终失败了。

　　这一次改革失败了，但是问题没有解决，那么解决问题的尝试也就不会停止。到宋神宗时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运动之一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大幕。
　　王安石变法开始之时，北宋帝国的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司马光就说当时“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范镇则说：“人民流离，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少宽其力役、轻其租赋，岁太熟，民不得终岁之饱，及有小歉虽加重放已不及事。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也就是说，当时老百姓已极端穷困，而政府财政也是入不敷出。这些问题是上上下下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用南宋陈亮的话说那时的名士“常患法之不变”，大家都主张改革。但是，究竟怎么改革，意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