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6-10　21:40:57

　　从金章宗末期到金国灭亡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一时期，从外部看，蒙古、西夏、南宋都纷纷向金国发动了进攻。首先是公元1206年，南宋挑起战端，大举伐金，结果一战即溃，不得不再次议和。也就在这一年，铁木真统一蒙古，成为成吉思汗。几年后，公元1210年，蒙古大举入侵金国，第二年攻陷金国西京和西北各州。两年后，蒙古再度入侵，围攻金国首都燕京。金人无奈求和，并在次年迁都开封。而正因金国迁都，成吉思汗认为金国求和不诚恳，再度出兵围攻燕京，终于在公元1215年攻占了燕京。就在蒙古大举伐金的同时，西夏也跳出来找金国的麻烦。从公元1211年到公元1224年，几乎年年进攻金国。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南宋也在1214年撕毁了和议，不再进贡，因此宋金两国也开始了连年战争。外部是四面楚歌，国内也好不到哪儿去。在中央，发生了两次重大的政变。公元1213年，金国国君卫绍王被胡沙虎所杀，胡沙虎立金宣宗为帝。不久，胡沙虎又被部将所杀。在地方上，中原民变东自山东，西至关中，北起河北，南达淮河，已成燎原之势。这些变民，有一部分是叛变的地方官吏以及一部分心怀故国的义士，但更多的是饥民。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红祅军、李全等。这个时候，虽然金哀宗想努力振兴国家，但无奈金国已是积重难返，最终为蒙古和南宋联军所灭，金哀宗自缢而亡。对于金国的灭亡，陈致平先生有这样一段评论：“金人虽亡，然而抗战到底，其牺牲死难之精神颇为惨烈。”这一年是公元1234年。

　　金从1115年建国算起，到1234年是119年；从入主中原的1127年算起，是107年；从绍兴和议形成南北对峙的1141年算起，是93年。那么，为什么曾经强大一时的金国在短短百年的时间里就由强变弱，最终虽然“抗战到底”，但仍然不免于灭亡？陈致平先生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他在《中华通史》中这样写道：“主要原因是自金人南迁以后，许多‘猛安’‘谋克’（千夫长、百夫长）也都治田地、买产业，他们又都不会耕种，乃将田地租给汉人，或雇汉人为奴婢，替他们耕种。他们自己都是酒食游宴，无所事事。这些女真人乃逐渐腐化，完全失掉了当初那种强悍善战的精神。加以女真的政治能力既不足，人口比例又稀少，统治着辽阔的土地。在东北不得不借助契丹，在中原不得不借助汉人，日子一久，自然处处捉襟见肘，于是金人的威势，就一天天的没落下去。”从这个评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金人必败的因素。其一，成为统治阶层就会丧失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其二，人口太少统治不了太广大的地域。这个评论应该说很有见地，但是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个问题。因为，第一点是人性的普遍规律，第二点，那几乎就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陈致平先生的回答推论下去，那就是任何少数民族政权、任何外来政权都无法长期统治中国。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别忘了金人的后代所建立的清帝国统治了中国长达两百年之久。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留个疑问在这里。因为，另一个想破解这个问题的政权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个政权就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我们且看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你得遇上这个问题。在灭掉金国的时候，蒙古显然还没有到遇上这个问题。他们现在心里所想的是要更大的地盘、更多的财富。就和当年金国崛起之时一样，蒙古大军不会因为抢够了地盘而停下进攻的步伐，要让他们停下进攻的步伐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遇到无法战胜的对手。
　　南宋是这样的一个对手吗？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不是，因为，如果说北宋在我们的眼中是积贫积弱的，那么南宋就绝对是懦弱、腐朽的代名词。我们在前面也通过对绍兴和议的分析，向大家充分展现了南宋开国皇帝赵构等政府决策者的懦弱和无能。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南宋朝庭为什么会是这样一副模样呢？
　　我们还是要从政权的组织结构上来寻找答案。北宋的政权结构，我们前面已经说了，皇帝之下，是一个由大量儒家知识分子组成的庞大官僚体系。南宋继承了这个特点，但是与北宋不同，皇帝的权力下降了，而官僚体系的首长宰相的权力上升了，也就是说，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力。南宋的宰相一般都兼任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有时还兼管全国的财政。这是北宋的宰相们比不了的。整个南宋时期，出现了四大权相，分别是高宗时的秦桧，宁宗时的韩侂胄，宁宗理宗时的史弥远，理宗度宗时的贾似道。

日期：2009-06-14　21:00:55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皇帝本人的无能。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四大权相都是在什么人的手下掌握了大权。南宋总共有九位皇帝，但成年皇帝只有六个，分别是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除了孝宗和光宗时期以外，基本就是这四大权相当政。而在这六位皇帝中，唯一一个比较有能力、有作为的孝宗皇帝在位时期，是没有权相当朝的。当然，有人可能也发现了光宗朝也没有权相当朝，但光宗在位时间很短只有五年，而且其中大部分时间孝宗还在世。可见，权相正出现于皇帝无能的时期，皇帝如果比较能干，也就没有了权相。然后，我们来再看看除了孝宗和光宗以外的四位皇帝与他们所任用的权相的关系。最典型的是赵构和秦桧的关系。秦桧在赵构当皇帝时期权倾朝野长达十八年之久，可以说干尽了坏事，史称“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他能够这么做，这是不是因为赵构宠信他呢？不是。赵构在秦桧死后对手下人说：“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而且，下诏恢复了张浚、胡寅等反秦人士共二十九人的官职。由此可见，赵构对秦桧是不信任和畏忌的，但在秦桧病死之前却又不敢把秦桧怎么样。再比如宋理宗和史弥远的关系。按理说理宗是应该感谢史弥远的，因为理宗是史弥远弄上台的。宁宗原来想传位给理宗的哥哥，在宁宗死后史弥远强迫皇后改了诏书，这才有理宗的上台。但是，理宗皇帝实际上在心里对史弥远很不满。所以，等到史弥远一死，立即将史弥远的党羽梁成大、李知孝等人免官，而起用反对史弥远的洪咨夔等人。大家瞧瞧这些皇帝们多有出息，宰相活着的时候都由着他们把持朝政，等他们被老天爷收拾了再收拾其党羽。

　　第二，参与政治的人太多，而又没有合适的参与方式(比如民主选举)。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从北宋建国开始，就不断对官僚体系进行扩张。从皇帝们最初的想法来看，是希望用大量的官僚来分散权力，使得官员个人的权力不致于威胁皇权。同时，宋帝国又对儒家思想大力提倡，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很多学校。尤其是太学，那基本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里面都是后备干部，很热衷于政治评论。这么多人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而当时是帝国制度，没有民主选举、议会政治这些民主化的制度，于是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党争。实际的职位少，而要当官的人多，当然就得竞争。而在官场之上，那就是党争。从北宋中期以后，宋帝国内部的党争就没有停止过。最初是新旧两党的党争，到北宋末年、南宋前期又有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党争，到南宋中期开始又出现了道学之争。其实变不变法、是战是和、崇不崇尚道学都只是个幌子，其实质是争夺权力。注意，皇帝是不能参与到党争中去的。一来，皇帝的权力不用争；二来，皇帝不能变成某一党攻击的目标。所以，当皇帝倾向于某一党的立场时，他就必须推出一位代理人来，那么这位代理人就会很容易大权独揽，成为权相。而一旦他成为权相，皇帝想反过来对付他，那就困难了。因为皇帝不能反对自己的主张，也即不能利用另一派的力量。秦桧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赵构自己想求和，但他不能自己直接站出来对付岳飞等主战派，必须依靠主和派的头子秦桧。而等到秦桧当权，赵构又不能将斗倒了的主战派扶起来对付秦桧。有人说，如果皇帝没有倾向意见会怎么样呢？皇帝一旦没有意见，那么就只能由着两派自己争个结果出来。行政体系只有一个头，不会出现两派势均力敌而又和平共处的情况，只能是一派压倒另一派。而通过激烈的政治斗争上台的宰相，那势力小得了吗？只有在孝宗时期，孝宗本人能力比较强，能够平衡两派。典型的例子是在宋孝宗初年，主战派领袖张浚和主和派领袖汤思退在同一年被贬而死。第二个问题，民意对皇权的威胁。就在北宋立国之时，随着士族门阀势力的垮台，随着普通百姓政治觉悟的提高或者说思想的进步，皇帝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国家是谁的？因为，当时所谓“天命”的那一套，已经不能再忽悠人，至少是不能再忽悠士人。从帝国制度的角度来讲，国家是皇帝的，但是皇帝不能公开这么说。皇帝如果说国家是我的，那么官僚集团和平民百姓对于这个国家就没有必要去爱护。结果宋太祖就立下规矩，叫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就是说，天下是皇帝的，也是士大夫的。既然如此，士大夫们就得对自己的国家发表意见。这是他们的权利。宋帝国时期，对于民意(也就是士大夫的意见)政府始终是重视的，而且民意的影响非常之大。这里就有一个矛盾：皇帝不能由民意决定，而民意又必须尊重。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即所谓的“虚君实相制”。结果是，当皇帝没办法应付民意(他们无能)的时候，皇帝自己也愿意躲到一边，由宰相来承接民意的指责。就如同今天的日本一样，天皇是不受指责的，而首相就有可能被骂得狗血淋头。但是，这种状况是与帝国制度大权集中于皇帝之手相违背的。其结果就是帝国制度那种中央集权的高凝聚力、强执行力体现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