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鋆，满洲镶白旗人，道光朝的进士，他既是内阁大学士，也兼任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满洲正红旗人，也是道光朝的进士，他在咸丰时期便是军机大臣。这两人虽然是满人，却都主张重用汉人，而且思想开放，主张了解和学习西方事务，一直以来便是奕訢的支持者和左右手。在这两人的帮衬下，奕訢的新班子也一扫咸丰朝之前所充斥的保守顽固之风，整个朝政重新焕发出盎然生机和勃勃生气。应该说，“同光中兴”的大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于奕訢组建的新班子，慈禧并没有过多的干预而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她有意让奕訢放手去干，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就这点而言，慈禧还是很明智的，因为奕訢做得好的话，不但自己的脸上有光，还可以证明自己知人善用、领导有方。说到底，奕訢愿意抬轿子，自己坐轿子又何乐而不为呢？
　　17、杀猴儆鸡，要杀就杀一品大员
　　慈禧太后虽然抓到了权柄，但咸丰留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在太平军及其他起义军的打击下，这大清国江河日下，日子一点都不好过。
　　乱世用重典。为了重整朝纲并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慈禧采取了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杀人。
　　不过，杀人也得讲究方式方法，杀的人少了不起作用；杀的人多了，人家会说滥杀寡恩，这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慈禧当时把握一条，那就是“抓大放小”：少杀几个，但要杀就杀大的，杀几个督抚一品大员，让这些贪污受贿、渎职亵职、委靡推诿的各级文官们脚底发软；让那些克扣军饷、贪生怕死、遇阵则逃的武将们胆战心惊，以起到杀猴儆鸡的作用。

　　严打之下，总有些倒霉蛋，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便被抓了典型，成了“抓大放小”政策下的牺牲品。何桂清是道光进士，原一直在京城做官，历任翰林院编修、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等职务，后来外放为浙江巡抚，最后在两江总督任上出事了。
　　1860年5月，太平军击溃清军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主将张国梁都战死于阵中。当时身为两江总督的何桂清正在常州主管后勤军饷事务，在危机时刻，何总督拥兵自图，坐视清军大败而不假援手。可惜的是，太平军在大胜之后也没有放过他，随后便进军常州，何桂清见势不妙，便打算弃城而逃。
　　颇具讽刺的是，何桂清在将父亲和两个小妾秘密送往通州后，却封锁常州各城门并在城内张榜禁止居民流出，做出一副拼死抵抗的样子。这时，下属江苏按察使查文经等几个官员揣测出何桂清实际上是想逃跑，便向他禀请退保苏州。何桂清得禀后大喜，随后决定逃往苏州。
　　不知何故，何总督要逃跑的消息不慎走漏，常州绅民一片大哗。由于担心太平军进城后烧杀掳掠，众多人等当晚手持香烛前往总督府辕门请求留守常州。第二天，何桂清率部欲逃，结果被常州绅民拦住，由于顶香跪求的人堵塞了出路，何桂清大怒之下，竟然命卫队开枪，前后打死了十九人，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此事传开后，驻守苏州的江苏巡抚徐有壬在何桂清逃到苏州的时候，不仅拒绝他进城，反向朝廷上折弹劾，要求对其严加惩处。咸丰得报后怒不可遏，随即下令将何桂清革职并解往京师严审。在被拿问之前，何桂清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逃苏州苏州城门不开，走常熟常熟不纳，最后逃到了上海租界暂时避难。

　　好在这时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北走热河，何桂清才暂时性命无忧。等到慈禧当政，局势稍微安定后，很快有人重提此事，慈禧也想接此事大做文章，于是何桂清在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被逮入刑部问罪。
　　当时主审此案的刑部郎中余光绰是常州人，他认为何桂清作为封疆大吏却不战而逃，失守城池；为了逃生而击杀执香跪拜的父老十九人，此等行径实在是天良丧尽、罪无可赦，拟斩立决。这时，在何桂清多年经营的关系作用下，他的门生旧吏、亲朋好友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说情并竭力为其开脱，使得这个案件的审判变得错综复杂。
　　这时，慈禧排除众议，她认为不杀何桂清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能刹住那些封疆大吏、府县官员遇贼则逃的歪风，于是当年十月下谕旨将何桂清处决。谕旨下发当天，何桂清便被公开斩首。何桂清的被杀，这是太平军起事以来第一个被朝廷处决的一品大员。此斩既出，百官俱惊，清廷各级官府的纲纪也为之肃然。
　　第二个撞上枪口的是督办陕西军务的钦差大臣、统兵大员胜保。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道光朝的进士，在太平天国兴起后，他先后统兵与太平军及捻军作战。在“辛酉政变”中，胜保站在慈禧的一边，他的积极参与可谓是为政变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力保障。按理说，慈禧应该对胜保感恩戴德，即使他犯错也会网开一面，何以会在政变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就送命了呢？

　　事实上，在政变成功后，慈禧也曾对胜保大加赏赐，并很快将他升为正二品的兵部左侍郎，并由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升为上三旗的正黄旗满洲都统，一时间备受恩宠。可惜的是，好运不长，在同治元年（1862年），胜保被授钦差大臣，前往陕西督办军务、镇压回民起义。这时，曾被他招抚的两个义军首领苗沛霖和宋景诗突然反叛，胜保很快被人弹劾“拥寇自重”、“意图谋反”，随后胜保便被革职拿问。

　　在审讯过程中，胜保的其他罪行被一一揭露，比如谎报大捷、在军队中携带妓女和优伶等，甚至还将太平军将领陈玉成之妻收为己妾，荒淫无耻，令慈禧大为震惊。更为重要的是，胜保自以为在“辛酉政变”中立下大功，又通过党护苗沛霖和宋景诗的势力，不但糜费军饷无数，反挟制朝廷，渐有不臣之心。由于胜保兵力所在的位置距离京师很近，弄不好便成朝廷的心腹之患，于是慈禧决定对胜保痛下杀手。

　　于是，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胜保被革职拿问后，与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便被赐令自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慈禧便杀了两个一二品大员，这对各朝廷大员和封疆大吏们的震动是巨大的。由此，他们也知道慈禧这个女人心狠手辣，不是个好惹的主。
　　除此之外，慈禧又在同治元年对官员们进行一次严厉的考核，即所谓的“京察”和“大计”（京官的考核叫“京察”，地方官员的考核叫“大计”，每三年进行一次，同治元年正好赶上）。按清朝的制度，“京察”和“大计”都以“四格”、“六法”作为考核标准：“四格”者，即“才”（指才干，分长、平、短三等）、“守”（指操守，分廉、平、贪三类），“政”（指政务，分勤、平、怠三类）、“年”（指年龄，分青、中、老三类）；“六法”者，即“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个指标。经考核后，官员或升或降，或革或黩，其目的在于奖优惩劣，让各级官员勤勉政务、恪尽职守。

　　从嘉庆、道光年后，清廷的政风日下，考核的方法固然很好，但在实际操作中，官员们彼此贿赂徇庇、弄虚作假、虚与委蛇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对此，慈禧也略有所知，于是她决定利用这次考核的机会对吏治进行严厉整顿，以淘汰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并提拔有干劲、有进取心的官员安排在重要岗位上。
　　既然是慈禧亲自动手，那次考核就要动真格的了。考核结束后，年老体衰的内阁学士巴彦春、平庸无能的光禄寺卿雷以諴及品行败坏的光禄寺少卿范录典，被同时勒令退休；而才华出众、耿介正直的潘祖荫；敢做敢为、胆魄过人的左宗棠等人则得到了擢升。慈禧的新君上任三把火，尽管不能一改往日之颓势，但也算是有所转机。
　　18、重用汉人，识时务者为俊杰
　　满人入关的时候，清朝是个异族政权，由此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中，“重满抑汉”一直是清朝皇帝坚持的原则。清朝的“重满抑汉”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用上，比如朝廷的中央六部便设立双尚书侍郎，满汉各一，以满为主（如之前的户部，满尚书为肃顺，汉尚书为周祖培，实权掌握在肃顺手中）。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

　　为了巩固政权，清廷也尽可能的吸纳汉族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一般只能由满人担任；而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满人。由此，满人往往在朝廷和地方上上占据重要职位，地位远较汉人要显赫。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精明强干、建功立业的满人贵族相继去世，他们的子孙往往不学无术，沦为纨绔子弟，满人的整体素质也大为下降，大多数的政务和军事活动最后还是要依赖汉人，譬如康熙平三藩、雍正征噶尔丹策零，最后都是依靠汉人才得以成功；而那些满族子弟早已沦为老爷兵，靠边站了。更要命的是，这种趋势到晚清更是愈演愈烈，八旗子弟往往成天遛狗斗鸡，出入戏院茶楼，肃顺曾说，“满人大多是混蛋多”，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本朝“重满抑汉”的祖制，慈禧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垂帘听政后各地军情急如星火，太平军仍旧盘踞江东，捻军和回乱也时时威胁着清廷的心脏地区，这些心腹大患，无一天不让她悚然心惊，坐卧不安。可是，再看看身边的那些满族亲贵，除了妄自尊大便是颟顸无能，真正有才华、能够治国安邦、统兵作战的满人官员几乎是凤毛麟角。

　　慈禧想到这里，不免叹了口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自己的丈夫咸丰在的时候，这天下都治不好，何况自己一个女人呢？但叹气归叹气，该承担的责任还得去承担，慈禧仔细一想，自从太平军起后、国内战祸绵延达十年之久，而清廷还没有垮台，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各项奏报来看，不是八旗、也不是绿营，而是汉人的团练武装抵挡住了太平军的进攻，而这些汉人将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等，他们原本都是读书人，但在战乱的年代，却将他们锻炼成了军中领袖。这些人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应该是值得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