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越想越气，虽然在光绪皇帝、各王公大臣和奉旨请安的各省总督巡抚面前，她勉强挤出一点笑容，但心里的不快是遮不住的。在贺寿的朝拜仪式草草结束后，宫中也摆开戏台唱戏，可一向最爱听戏的慈禧也没有心思去享受了。
　　在锣鼓敲响的时候，慈禧陷入了沉思：她对光绪把握大局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特别是对光绪和那些清流党人鼓噪的主战主张，更是感到极为的反感。在她看来，文人好战一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正如当年清流党人在中法战争的表现一样。光绪毕竟还是太年轻了，处理问题也过于简单化、情绪化，现在战局一塌糊涂，又该如何收场呢？

　　这时，慈禧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已经在家闲置了近10年的恭亲王奕訢。慈禧认为，在这样的局面下，朝中也只有奕訢能够收拾。于是，奕訢很快便被重新起用，慈禧不仅派他管理总理衙门，而且海军事务也由奕訢来管理（醇亲王奕譞已经在1891年1月去世，时年51岁），在战事日坏的情况下，慈禧干脆让奕訢督办军务，节制统兵大员。

　　可惜的是，这次慈禧实在是病急乱投医了。此时的奕訢早已不是当年“辛酉政变”中意气风发的恭亲王了，他在多年政治斗争的挫折下，不但病体缠身，而且已是暮气沉沉，锐气全无。慈禧试图以启用奕訢来扭转不利局面，显然是期望过高了。事实上，在甲午战争中，奕訢也只是跟在慈禧后面亦步亦趋，毫无建树---在海陆军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想有所建树也难！

　　38、奇耻大辱，甲午战争饱受创伤
　　就在这战局紧张的时候，宫廷内又起波澜。十一月底，慈禧突然撇开光绪，在仪銮殿单独召见了各王王公和军机重臣。在讨论完时事后，慈禧随即宣布，将光绪的瑾妃和珍妃降为贵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隆裕皇后虽然靠着慈禧的扶助当上了皇后，但这段包办婚姻非常的不幸福。据说成婚当晚，光绪便因早泄而未成好事，而年长光绪三岁的隆裕皇后对男女事已经有所了解，她壮着慈禧的袒护，与光绪相处时多有轻蔑。可以想象，光绪和隆裕皇后在婚后也基本没什么感情，两人在一起经常是默坐无语，冷淡通宵。
　　由此，瑾妃、珍妃姊妹两姐妹便抓住机会，她们利用女人的本性和智慧去博得光绪的宠爱。特别是年纪更小的珍妃，她为人聪明伶俐，容貌也相对漂亮，她借着皇帝的宠爱，有时还会协助光绪处理政务，就像当年的慈禧所做的一样。不仅如此，她还向光绪极力推荐了她的兄弟志锐和以前的蒙师文廷式。据说，珍妃还曾试图卖官鬻爵，为河南巡抚裕宽走门路，后来被李莲英发现，密告了慈禧。慈禧得知后十分恼怒，心想这人几乎就是多年前自己的化身，但慈禧鉴于自己已经归政，只能暂时隐忍不发。

　　在甲午战争中，志锐和文廷式都属于十分激烈的主战派，他们和光绪的师傅翁同龢遥相呼应，俨然已有“帝党”之象。由于他们与光绪的特殊关系，这不但影响了当时政策的制定，也引起了慈禧的警觉和不快。对于光绪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慈禧太后是十分不满的，她认为光绪现在之所以越来越不听她的话，其中的原因就是珍妃和志锐、文廷式这些人在其中鼓唆，误国害民。特别是志锐等人，他们也不管敌我力量对比和形势变化，开战前意气风发，大骂日本蕞尔小国，鼓动皇帝开战教训小日本；等到战争失利了，就知道叫嚣惩罚当事人，杀几个人来以儆效尤。特别的有一个名叫安维峻的御史，竟然公开上折指责慈禧干政，要求给光绪皇帝以实权，这更是让慈禧大为恼怒。

　　对于这些书生清流，慈禧本意是借以利用，平衡各派势力，但现在局势紧张，人心不稳，这些人的言论和观点就显得极为刺耳了。眼看战争一再失利，慈禧觉得自己要再不出来的话，恐怕局面难以收拾，于是慈禧便首先珍妃姐妹和志锐等人开刀，并予以严厉打击：瑾妃和珍妃被降为贵人；志锐则被打发到乌里雅苏台去做参赞大臣，被远远的赶出了京城；安维峻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

　　慈禧太后对珍妃姐妹的打击，一来是惩罚珍妃姐妹的干政，二来是表示自己对光绪的绝对控制；而对志锐等主战派的打击，更是传递了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和日本停战议和。
　　1895年的正月尚未过完，坚守了一个冬天的北洋舰队最终在日本海陆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而陆路战场上，清军也是败绩连连，从辽东到山东，日军都占尽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即使不想议和也是没有办法了。
　　1895年的三月十四日，李鸿章等人迎着萧萧春雨，前往日本马关谈判和约。一路上，李鸿章愁怨满腹，快到马关的时候，他吟诗一首：“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在马关谈判的日子里，年事已高的李鸿章不但被伊藤博文百般羞辱和嘲弄，在谈判途中还曾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袭，脸上挨了一枪不说，差点就命丧东瀛。纵观整个十九世纪，国际社会中可谓是流氓当道，各国谈判的地位主要是靠拳头的软硬来决定，此时的李鸿章，哪里还有什么办法。
　　春帆楼外，冷雨萧萧。李鸿章在春帆楼与日方最后议定的《马关条约》内容如下：
　　一、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
　　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臣民可在各口岸自由通商设厂。
　　《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翰林院八十三人和内阁官员上百人联名上奏反对和约，前线的宋庆、李秉衡等人也纷纷上书要求拒约再战。此时，正好北京举行会试，各省举人大为激愤，他们公推康有为上万言书，提出“迁都练兵变法”三策，这就是历史上的“公车上书”，也是维新变法之发端。
　　在大臣们和举人们的压力下，光绪这几日焦灼万状，思前想后，“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而慈禧的宠臣孙毓汶却多次拿着和约请求光绪批准。如此看来，慈禧做好了吞下这个苦果的准备。在海军已覆、陆战不能的万般无奈之下，光绪也只得在五月二日批准了和约。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俄国、德国和法国的压力下，日本被迫归还了辽东半岛，但需清廷额外支付3000万两“赎辽费”，堂堂大清帝国沦落到这个地步，也是慈禧所没有想到的，怪不得后来有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来讽刺她的六十庆典：“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既意味着搞了近30年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而这也是慈禧执政30多年的巨大失败。在战争结束后，李鸿章作为替罪羊被从权力的顶峰上踢落下来，他在搬到贤良寺暂住的日子里说了这么几句话：“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李鸿章的愤懑之语，何尝不是慈禧执政多年的写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后，李鸿章又苦叹道：“老夫办了一辈子的事情，一是练兵，二是海军。如今看来，都是些纸糊的老虎，何尝能真正放手办理，不过勉强凃饰，虚有其表。若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箿，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箿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的辉煌正是慈禧执政时期的集中体现，可洋务运动搞了近三十年，洋枪洋炮洋船都买了；洋人也请了；北洋舰队也像模像样了，可惜那还是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而已！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李鸿章承认自己只是个“裱糊匠”，大清朝也不过是一间“东贴西补”、经不起风吹雨打的 “破屋”罢了。
　　对此，慈禧又怎能不感伤难受，但是，正所谓“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如果不能从根本体制上着手，即使洋务搞得再好，北洋舰队看起来再强大，终究不过的“裱糊”而已。正因为如此，变法图强的呼声也开始在这个古老的帝国迅速兴起了。
　　39、变法引发危机，书生想搞政变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年轻的光绪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屈辱，而1897年底因“曹州教案而引发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的事件，更是使中国陷入了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当中。此时，以康有为等人主张的变法主张便很快引起了光绪的重视。
　　康有为出身于官宦世家，从小熟读经书，后来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在当时有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称。1895年春，在得知《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时候，康有为组织了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主张“拒和、迁都、再战”，可惜局势所迫，他的主张没有得到光绪的采纳。

　　康有为虽然自诩学识渊博并自封“圣人”，但他在科举的道路上走得并不顺利，一直到1895年才中了进士，而当时他已经快40岁了。在中式之后，康有为被授予户部主事之职，这显然不足以满足康有为的雄心大志。在国难危机日益加重的背景下，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等人先后组织了强学会和保国会，宣传变法主张，而这正好与当时光绪的想法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