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喘了喘气，又接着说道：“早些时候，奕劻还再三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听后如捣蒜般的叩头，连称有罪。这时，一向保守顽固的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他赶紧上前奏道：“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皇上谴斥，至于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
　　慈禧太后听后，又转身问光绪：“要是有臣下变乱祖先之法，你可知该当何罪？你说说，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之法重要？背悖祖宗之法而行康有为之邪术，你怎么会昏愦到这种程度？”
　　此时的光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战栗答道：“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太后听后厉声道：“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他！”
　　可怜光绪当时早已是魂飞齿震，脑子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对。

　　慈禧太后又厉声追问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
　　光绪皇帝战栗了半天，说：“知道。”
　　慈禧太后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在得知光绪知道康有为等人的“围园”之谋后，慈禧太后极为的愤怒，她斥责光绪说：“我抚养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要听小人之谗言暗害于我吗？”
　　光绪被吓得浑身颤抖，好半天才说：“我无此意。”

　　慈禧太后又是恨又是怒的斥骂道：“痴儿，今日无我，明日还会有你吗？”（倘若慈禧太后真的被害，光绪是否能掌控政局的确是未知之数）
　　由此，慈禧太后便宣布训政并收回光绪皇帝的权力，随即又下旨捉拿康有为兄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慈禧太后便将戊戌年的维新变法消灭于无形当中。
　　当时京城中就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袁世凯的出卖行径：“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原来，谭嗣同至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勤王后，袁世凯佯作答允，等到他回了天津后，便立刻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于是荣禄紧急报告慈禧太后，这才有了政变的发生。
　　紧接着，慈禧太后又发出密谕，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七人先行革职并交刑部治罪。接着，整肃行动进一步扩大化，诸多维新人士或如宋伯鲁等人被革职监禁、陈宝箴与熊希龄等人革职永不叙用、徐致靖等人被定罪流放，就连光绪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倒了大霉，在随后的几天里被杖毙四人。
　　最为惨烈的，当然是被杀的“戊戌六君子”。在这些人当中，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恐怕是最冤枉的。他是六君子中惟一没做官，也不是维新派的风云人物，他完全是死于杨崇伊密告康氏兄弟“出入宫禁”的谣言。据说，康广仁被杀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其状惨不忍睹！

　　六君子中，谭嗣同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在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是有机会脱逃的，他完全可以像梁启超一样避居日本使馆，但谭嗣同坚辞不受，掷地有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随后，谭嗣同便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静待捕者。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四天后，六君子未经审判、也未定具体罪名（因牵涉到光绪），就在菜市口刑场被杀。
　　六君子就义之日，观者万人空巷。临被杀前，谭嗣同叫监斩官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刚毅扭过头，不予理睬。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好汉子铁骨铮铮，谭嗣同真不愧为一个真正血性的殉道爱国者。可叹的是，六君子引颈就戮之时，守旧势力却纷纷弹冠相庆，这些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者在为最后的垂死挣扎而欢呼的时候，那些对国家民族前途真正忧心如焚的青年志士却喋血街头，这又是何等的讽刺与悲凉。
　　再说康有为。当慈禧太后下令捉拿康氏兄弟的时候，康有为正安步当车的前往天津，准备奉光绪之令去上海办官报。殊不知，此时京城已经风云突变，所幸当时有人通风报信，康老师才得以在追兵赶到之前换乘英国船逃走，最后经香港去了日本避难。梁启超则是在政变发生后避入日本使馆，后来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剪去发辫、改穿和服，乘坐日本军舰逃走，最后和康有为在日本会合。

　　六君子既死，各新党维新派或逃匿、或监禁、或流放，一时败落；而原本和维新派同气相应的洋务派开明官僚们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只得缄口自保或者干脆靠边站，神州上下，万马齐喑，唯有那些老朽昏庸的守旧大臣拊掌称快。这些人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掌握了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视新事务为仇敌，这也是整个晚清最为黑暗的时期。正是在这些人的统治下，导致了最为荒谬的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之祸。

　　至于光绪皇帝，那就更惨了。在政变后，慈禧太后将光他幽禁于瀛台，并派来心腹太监和侍卫对瀛台严密看防，光绪的任何举动，都会有人向慈禧太后报告。瀛台本为圆明园三海中的一小岛，三面临湖，只有一桥可以进出，从此后，光绪便失去了人身自由。
　　光绪虽被幽禁，但限于他的皇帝名分，因而他还得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之下，每日像个木偶一样上朝召见臣工，这种苦处比禁锢独处恐怕更要痛苦百倍。这次训政，慈禧太后已经掀掉帘子，直接和光绪并排坐着，形如两君。更可笑的是，每次召对大臣，都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说话，而光绪只有在慈禧太后示意他说话的时候，才会勉强说了两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光绪被置于大庭广厦之中，声音笑貌无一自然，如颠、如聋、如哑，而大臣们对光绪也是以颠聋哑视之，仿佛对待空气一般。

　　慈禧太后还怕民间舆论对她不利，又让太监们到酒肆茶坊里去传播谣言，诋毁光绪的种种昏庸不道、无端迷信西法，甚至谋杀太后等等（不过，据现在新发现的材料，戊戌年的“围园”之谋的确存在），这下反让人觉得都是光绪的不是，而慈禧太后训政便是理所当然。如此一来，光绪的更加孤立了。
　　有一次，光绪见湖中有一水鸟，便让太监给他拿弹弓来射鸟消遣取乐。一个颇有玩心的小太监不知利害，便欣然到房中取出弹弓交给光绪。正当光绪玩得开心的时候，便有太监去报告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随即追查是谁将弹弓献给皇帝的，小太监听后大恐，自投于湖中。慈禧太后听说小太监已自杀，仍旧将其他监视的数人，或被笞，或罚苦差，无一幸免。从此，光绪再让太监们去做什么事情，那些太监们都一个个充耳不闻。冬天的时候，瀛台四周的湖水结冰，光绪便从冰上走出去，后来被慈禧太后知道了，很快便让人将冰凿去。光绪有一次走到太监屋里，看到桌上有一本《三国演义》，拿起来读了几行，长叹道：‘朕不如汉献帝！’”

　　《金銮琐记》里说，有一次，光绪逃到西苑门口，被多个太监强扭发辫拉了回去。慈禧太后要光绪一起上朝的时候，往往有上百人在身边跟随，以防止光绪逃走。有人就亲眼看见光绪因要上朝而出灜台后，仰首向天而望，刚甩开身边的人走到乾清门，便有太监十余人阻拦去路。
　　如此，皇帝已成笼中人。
　　41、乙亥建储，惹出天大的麻烦
　　在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对光绪的怨气也越来越大，这时她倒有点怀念起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了。看来，不是亲生的，毕竟不可靠啊！
　　没多久，外国使馆常来打听光绪的境遇，颇有干涉之意，慈禧太后深以为恨，便将光绪生病的消息公然诏告天下，并为之延请名医，以证明自己训政的合理性。对天下子民公布皇帝病情的事情，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因为这往往有皇帝将不久于人世的政治含义。何况，光绪是否生有大病，本身就是个谜。
　　在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中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皇上被毒死了”，“皇上病得很重很重”，“皇上被囚禁了”，“新的皇位继承人已经选定”等等，而坊间传闻慈禧太后在政变后不断的处死太监（确有其事），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
　　外国公使之所以对废立传闻如此有兴趣，主要是他们大都对维新的光绪皇帝持同情态度而不愿意看到守旧的慈禧太后再度执政。在这些人中间，英国方面表现最为积极，在戊戌政变之后，他们的兵舰便开到大沽口外，以示对事件的关注。在主管外务的庆亲王奕劻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辟谣并表示光绪帝情况良好时，窦纳乐则提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那就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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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得报后，既不满又不屑的对奕劻等军机大臣说：“皇上有病，外国岂能干涉？何况外国的医生也不配给皇上看病。”但说归说，为了防住外国公使们的口，慈禧太后最后还是邀请了法国使馆医生德对福（Dr.Detheve）给光绪帝看病，最后医生的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