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惦量了一下，开车过来时，是否是因为一时冲动，不是，真的吗？我反复问自己。和当事人保持距离和撇清关系，是我一向的准则，今日的行为，已经带着私人情感在里面了，这是反常的。
　　于是，我想还是作罢吧。
　　“林律师，你怎么在这里？”熟悉的声音。
　　清纯的脸庞跃入眼帘，我愣了。

　　何雪穿着制服，手拿一只盘子向我走了过来。
　　“我看着象你，还担心叫错人了。”
　　我立刻站了起来。
　　“你怎么在外面？”
　　“有人叫外卖，我刚去送了才回来。”

　　我感觉她仿佛比以前更瘦了。
　　“我是路过这儿。”
　　“是嘛。”她浅浅地笑着。
　　年轻就是好，哪怕在逆境中的微笑，都能融化对方的内心。
　　“你还好吗？工作怎么样？”我问她。
　　“还好，就是每天都很累，我从来没这么累过。”

　　“保重身体才是。”
　　“嗯。”她点点头。
　　“你吃过饭了吗？”她又问我。
　　“还没有。”
　　“那去我们店里吃吧，我请你。”
　　“哦，不。这怎么可以呢。”我立刻推辞。

　　“没关系的，来吧，一直都想请你吃饭呢。”
　　(58)
　　我怀着坎坷不安的心情，跟她进了粥坊的大厅。
　　安顿我坐好后，她叫来同事为我点餐，说了声这是我朋友，要好好招待他，她负责请客，然后就到厨房里忙去了。
　　这位同事很热情地为我倒茶，递菜谱给我。

　　我认真地一页页翻着，反复推敲如何用最少的钱给我最棒的胃感。
　　“你跟何雪是朋友？”同事问我。
　　“呃，算是吧。”我无心地回答。
　　“很熟吗？”
　　“认识不久。”我依然看菜谱。

　　“看你的样子，条件不错嘛。”
　　“什么？”我抬头看她。
　　她上下打量着我。
　　“有女朋友吗？”
　　“没有。”我笑了，满足着她的好奇。
　　“考虑一下何雪吧，她很不错哦。”

　　我放下菜谱，斜着头看着她，若有所思地皱皱眉。
　　“请问你的芳龄？”我问她。
　　“比何雪大二岁，二十三。”
　　“呃。”
　　“怎么呢？”
　　“80后的女孩都这么直接吗？”

　　“我是，因为我性格天生豪爽，何雪就不同了。”
　　“怎么不同？”
　　“她性格内向，感觉心里总藏着事，问她也不说。和她相处时间不长，但我觉得她人不错，勤快肯干，为人老实，光看外表真不相信她这么能吃苦，象她这样的美女在我们这儿真是太委屈了。”
　　“那你觉得她应该在什么地方？”
　　“怎么说呢？她应该在念大学，或是在公司做白领，或者干脆嫁个有钱人，就象你这样的。”
　　我差点儿把喝进嘴里的茶水喷她一脸。

　　“我可是个穷人。”
　　“怎么会？你明明就象个有钱人。”
　　我低头打量一下自己，因为行头的原因吗。律师的职业打扮就是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我想起刚做律师那会儿，每天穿着笔挺的西服，兜儿里只揣三、四十块钱，典型一个披着华服的穷人。
　　(59)
　　这位热心的女同事还跟我聊了几句，之后说的那些话，让我心里很酸。
　　她说何雪当初选这里的工作，就是因为除了工资还提供住宿和两顿餐，这样她觉得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也少花钱，另外工作时间能满足她的要求，因为她还有一份工作要做，是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在一家美甲店里替人做指甲，就是那种在女人的指甲上画画的工作。她说何雪每天没命般地工作，从来不要求休息。问她这是为什么，她总说，要还人家钱。

　　我突然觉得，这仿佛是我的罪过，那些钱都是因我而起。
　　女同事还说，何雪平时少言寡语，她整天都在忙于工作，只有晚上下班后回寝室的路上，和上床睡觉前可以和她聊一聊，但时间都很短，而且她总是累得不行，也不想再说话了。
　　“我知道她这样都是因为钱。”女同事说，“我跟她说以她的条件，找个有钱人嫁了不就行了。
　　我沉吟着不说话。
　　“我看你还行，象个好人，何雪来的这些日子，就今天她看见你了才露出笑容，如果你条件好，多帮帮她，她挺可怜的。”她口气真诚。

　　我尴尬地点点头。
　　“你叫什么？”我问她。
　　“他们都叫我阿树，树木的树。”
　　我看到一个领班模样的人走过去跟阿树很严肃地说话，估计是问她为什么一个客人居然可以花去十分钟点餐。
　　坐在中庭时，有一会儿真产生了饿感，当一只砂锅盛着我说不出名字的菇类粥放在我面前时，突然间，竟没有了食欲。

　　我一勺勺地将粥喂进嘴里，除了细滑的感觉外，我体会不到能触动我味觉的东西存在。
　　这是怎么了？我叹了口气，想必是因为这锅粥是何雪亲自为我端来的缘故，它仿佛凝结着这个女孩所有的坚强与勇气，另我产生莫名的沉重感。
　　(60)
　　吃罢，我拿着帐单直接去收银台结了帐，然后返回找到阿树。
　　“麻烦跟何雪说声，我走了，谢谢。”

　　她扫了一眼餐桌，我知道她在找帐单。
　　“你结帐了？”她问。
　　“对。”
　　“哎呀，我该怎么跟何雪说呢，她跟我说她请客的，不能让你付钱。”
　　“没关系的，跟她说下次吧。”

　　我笑笑，跟她挥挥手，径直出了大门。
　　付薇的电话在我刚出电梯口时就到了。
　　“在哪儿呢？”
　　“在我想在的地方。”我不喜欢她这样问我。
　　“有空吗，我们见个面吧，有事想请教你。”

　　“什么事？”
　　“请教你合同方面的问题。”
　　“向我咨询是要收费的。”
　　她沉默了片刻。
　　“行啊，怎么收。”

　　“看在认识的份儿上，收你最低价吧，每小时二百元，不足一小时按二百元收。”
　　我们在她家附近的两岸咖啡见了面。
　　她的穿着与平日不同，很休闲，T恤加牛仔裤。
　　在我记忆里，每一次与她见面，她都极尽往女人味方向拼凑，对于她的品味我不能说糟糕，因为这种类型事实上很受现在一些男人的喜爱，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无法对她赞赏，我想，可能不是品味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她递给我一份合同。
　　我接过来，心想着，只花几分钟将其中关键性的条款浏览一番就行了。
　　在我看合同的时候，她用吸管在饮料杯里，一圈一圈搅着冰沙，喝一口后继续搅，同时还将吸管头折来折去，玩一样的。
　　我瞟到她这样时，合同已经看完了，我怔怔地望着她。
　　这一幕感觉在我记忆里的某个地方出现过。
　　(61)

　　我的大脑以我无法控制的速度，象穿越时空隧道般迅速前行，终于在某一处定格了，时间停留在九五年的六月。
　　那段日子，也是毕业前夕，大家的去向也都差不多定了。
　　突然间，无聊与伤感成为了那时的主题，课程全面结束，论文答辨也已完成，拿着学校的离校通知和注意事项书，谁都没认真考虑过离校这个问题，好象大学生涯还未结束。
　　那时我每天做得最多的，就是参加一场又一场聚会，以各种名义的惜别对象或是主题，与往日的聚会不同的是，除了喝酒和笑骂，还有就是眼泪，从未有过的失落与伤感，有时竟会抑制不住情绪，逮住谁都抱着痛哭一场，象要把这四年里的悲欢情仇均在此哭中泯灭掉。
　　和安然的交往，反而变得与往日完全不同。

　　我们几乎天天见面，都在下午，上午一般是在休眠，修复头日因醉酒而损伤的脑细胞。
　　那时钱已不多了，我们只能到学校外，那种露天小摊上去坐着，要两杯饮料，闲坐着。
　　我们不象以前那样了，总感觉有很多话想跟对方说，而是更多地沉默着，象是各怀心事，但又不是，因为目光的交流还在，偶尔聊上两句，也多是打趣过路的人。那时候，最怕就是提到将来二字，我们默契地避开谈那些，曾经争论探讨过的敏感话题，虽然都知道它们在那儿，从未消失过，但谁都没有勇气去触碰。
　　只这样，日复一日地消磨那些本来已很珍贵的时日。
　　在我们坐在小摊上，沉默着的时候，安然就喜欢将吸管在杯里一圈一圈搅拌着，喝上一口后，又继续搅，然后将吸管头折来折去，这个动作她可以重复很久，而我就默默看着她那纤细的手指，重复这样的动作。

　　(62)
　　“怎么了？”
　　付薇打断我的思绪。
　　我收回记忆，看到自己一只手举着合同，一动不动，估计这样有几分钟了。
　　“你想问什么？”
　　“你在想什么？”她问我。

　　我举手看看表，说：“如果要将我刚才想的内容告诉你，可能两个小时都不够，你愿意为此付费吗。”
　　“呲。”她不屑地样子。
　　“关于这个合同，有什么问题？”我问。
　　“解除合同后，展厅的最后归还日是5月25日还是5月31日。”
　　“31日。”
　　“确定？”
　　“确定。”

　　“为什么？我觉得25日也是可能的。”
　　我将合同中有关的条款读给她听，再结合合同法的原则跟她作了一翻说明。
　　她点着头：“嗯，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是不能象你这样用专业的语言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