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带着我们来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墓地。他告诉我们，少校的墓地旁边，还埋着三位中国的军官，他们之间大约相距十来米。墓地让人心酸，我们知道其中之一是梅姆瑞少校的，但其他三座坟茔呢，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的家人在哪里？知道他们死在这里了吗？对此，我们一无所知。
　　令人非常失望的还有，墓地上没有大榕树，没有小寺庙，也没有坟茔的痕迹，只是一片光溜溜的耕作经年的山地。老人说：当年这里是有一个小庙，庙门前有一棵大榕树，树冠能覆盖两亩多土地。它们都毁于战后的一次火灾，残存的树干和寺庙的梁柱变成了全村人的柴火。如果没有曾经此事的老人指引，谁能看得出，这片种着油菜和豌豆的红土下，埋葬着几位英勇战死的军人。


寻找少校梅姆瑞（7）

　　带路的老人告诉我们棺材的来历。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在山下的傣族寨子里找到了那口棺材的主人家。主人姓罕，傣族的姓氏，祖先曾是怒江的土司，战争期间仍是此地的第一富户。那是一副杉木棺材，本是罕家老爷为自己备下的寿材。在当地人眼里，最好的棺材是冷杉做的，那板子是傈僳人从几百里外海拔很高的片马背来的。那口老寿材在当时就值700大洋。

　　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美国军方派出专门的小组来寻找梅姆瑞的墓地。他们能找到这里也真不容易，那时这里还没有公路。估计美国人也曾像我们一样，在一个叫大塘子的地方满山遍野地找，他们前后来了两次，第二次才找到这个地方。给我们带路的老者说：那几个美国人是专程来取遗骨的，但当棺木从土中挖出来打开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怒江峡谷多雨且炎热，但躺在罕老爷家的朱漆棺材里的梅姆瑞少校完好如初，就像睡着了一样，连制服都是整整齐齐的。

　　接下来的事情，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美国军队派来的人员接到命令就是把少校的遗骨运回去，而少校的遗体竟然如此完整，肯定让他们大出所料。想必他们不想回去请示，再千辛万苦地走第三趟。于是他们雇了村里的三个年轻人，用刀子把少校的骨头取了下来，在当地的方言里，称为“片”。这三个人有两个在多年前去世了，最后一位竟然是在我们到达之前几个月去世的，就是带我们进村的那个中年汉子的父亲。

　　这可能是那场战争留给当地人最稀罕的记忆。他们至今还在讲：那遗体不臭，片下来的肉精丝丝的，像火腿一样。路边有个老者至今还在感叹，埋在庙前的梅姆瑞，多好的风水，如果埋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的话，他们家恐怕要出大人物的。
　　梅姆瑞少校的遗骨运回了家乡，在美国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军人葬礼，而他的遗体的另一部分，仍又装回了那口中国人赠送的最好的棺村，重新埋进了他为之牺牲的土地，并且永远留在了这里。
　　从一张老照片开始的寻找，竟以无法想象的传奇结束。但故事还不算完，在那棵菩提树烧死，在那小庙被拆掉之后，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那树、那庙都不存在了一样，我们也同样忘记了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甚至牺牲在我们土地上的美国军人。少校的骨骸移走之后，插在墓前的标志牌也不在了，农民年复一年地耕作，犁掉了仅存的几座土丘，再也没有人提起他们。

　　但是，那片土地没有忘记。在墓地旁，长出了一大片无比茂盛的红叶子灌木，周围的山上都没有，只有这种植物，只在那里有。我也曾在别处见过这种植物，但都没有这里的叶子，没有这里的红，红得深沉，就像刚刚流出的血。我们摘下三片树叶夹在了书里。
　　高原的阳光耀眼地灿烂着，我们立正站在三位军人的墓地前，立正在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上，孙敏深深地向烈士们鞠了躬；我扣好衣领，扶正军帽，举起右手，为他们行了标准的中国军礼。我想少校梅姆瑞在天堂看得见我们。六十年之后，在他阵亡的地点，仍有中国人向他行军礼，他的灵魂会感到欣慰的。他一定也还了礼，不过是美国式的，他还像离家时的照片上那样年轻，那样英俊。他永远都会年轻下去，因为他的生命为了中国停止在了那么年轻的时候。

　　在后来的时间里，那三片红色的树叶，跟随我们走完了中国远征军光复滇西国土的全部旅程，那本应该是梅姆瑞要走但没能走完的路。在畹町的国境线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第一次将侵略者赶出国门的地方，我们再一次打开了红叶，此时，它的颜色已经由鲜红变成了暗红，就像凝固的血液。
　　再后来，三片红叶被寄到了美国，由江汶转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女儿手中。我们请江汶转告她：葬礼照片中，有一位胖乎乎的中国军人，神色凝重地挤在美国军人当中。他就是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上将。他代表着与梅姆瑞少校一起战斗的几万名中国兄弟。
　　1945年1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授予梅姆瑞少校“云麾”勋章，这枚勋章的签发人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上尉张子文（1）

　　张子文老人小时候是少爷，县太爷的公子。他当年投考军校的时候，父亲正任云南昌宁县长。那时中日之间战云密布，一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打一仗的态势。消息都是通过报纸从遥远的东北和华北传来。那时的云南对于内地，是地老天荒般的距离，中日争端于北方，按说怎么样也碍不着云南的事，但少年张子文偏偏按捺不住自己的报国激情。他的父亲也不是官吏，而是读书人，在这个当口，县长父亲竟然慨然允诺自己年轻的儿年轻的儿的儿子，去投考军校吧，当兵卫国。

　　听着八十五岁的老人讲六十多年前的少年往事，尤其讲到他父亲让他去当兵，让他去遥远的地方以生命报效祖国的时候，我悄悄地流了眼泪。这样的父亲，这样的抉择，让因此而一生饱受磨难的张子文终生无悔。
　　遇上张子文老人真是偶然，也是运气。我们在保山市做调查的时候，为了省钱，曾托朋友找到和军分区有点关系的招待所住，那院子里有一间餐厅，既服务于宿客，也对外接待。去了两次，觉得价廉而味美，而且生意还很好。最有意思的是，那位餐厅的老板兼大厨是位极热心的人，他听陪伴我们的当地朋友讲要寻找当年美国陆军的故事，立即拍了胸脯：找我呀！细一打听，他师傅居然做过卫立煌卫总司令的大厨。

　　第二天，在他餐厅的小花园里，我们有幸谒见了这位年届九十的名厨。老人带着浓重的边地口音，五句话我有三句听不懂，为了激励老人家的谈兴，还佯装照单全收的不住点头。心想反正孙敏也在，我不懂她懂，谁知一席话下来，孙敏竟然也听不大懂。至今只记得一个故事，当年年轻的厨师看美国人吃饭只用一把餐叉觉得不可思议，总想恶搞一把难住他们。于是先做了一顿面条，看他们怎么用叉子一根一根挑起来。想想那时年轻的前辈端上那盆面条时的兴奋之情，好戏上场了。结果，人家美国佬根本不分根，一叉下去，转两圈，一团面条入口了。大厨接着再烧了一盘豌豆，油光水滑，心想中国人用筷子尚要一颗一颗夹，功夫不好根本弄不到嘴里，看你怎么办。人家美国佬毫无惧色，把叉子当铲子用，一次一堆地送进嘴里，连称好吃。老人家讲的满面红光，他一点也不因为败阵而恼怒，而自觉受辱，反有一点为对方成功脱困松了口气的快乐情绪。所以，我想，他活到九十岁了还那样身心健康。

　　中午，餐厅老板热情地办招待感谢师傅，把我们自然也捎上了，大家欢乐地围坐一张大圆桌，才发现席上还有一对安静而慈祥的老夫妻，尤其那位老先生，几乎沉默无言，但举止间透出儒雅与高贵。老板介绍道，保山一中的张老师，他也是远征军老兵。老人客气地笑了笑，仍未有多言。
　　我们那次仍是为《寻找少校》纪录片做基础，同时也想再找到有关美国陆军在云南作战的更多线索，所以每一位“新”的老兵出现，我们都很兴奋。饭毕，我们就和张子文先生聊了起来。初初地看他，略显削瘦的仙风鹤骨，怎么样也和军人联不起来。结果，人家不仅是军人，而且曾以军人为第一职业，从怒江中日对峙始，直到反攻完毕，老人一步不曾离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