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仗本应在半年前的旱季开打的，但蒋先生翻来覆去地往后推时间，为了得到美英盟国更多的援助和承诺。开始看到这段历史，只想到蒋介石与美国人就在自己国土上的反攻还价，一副青皮嘴脸，拖到天雨如注的时节，多少士兵枉死。后来读到黄仁宇先生的一段说法，他认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而日本士兵们是从不计较作战条件与环境的。所以也是在抗战中，蒋先生向一位将军询问战事进展，将军告诉他：在下雨。蒋介石眉都不皱一下：没有雨。黄仁宇先生讲，蒋介石当然知道是在下雨，但是他的日本士官的学养让他从骨子里忽视一切艰险。

　　我想到在那片战场上，每一位高级将领都会喜欢蒋先生这样决死的士官，可惜的是，这位士官思维的军人不幸成为了中国的军事统帅。一句“没有雨”，而冲上战场，于单兵可能只是皮肉之苦，而于十万之众的大战役，就是在弹火之外凭空再冤死掉的上万年轻生灵。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没有雨具，蹬着草鞋，衣不蔽体，食不裹腹，黄皮寡瘦，目不识丁的在冷雨中滚得像泥猴一样的父辈军人们以成千累万的血肉之躯打下了那座耸入天际的大山。高黎贡山之战，打到几位被严令不上火线的美国军事顾问与中国兄弟一起冲锋，一起阵亡；打到智勇双全的抗日名将叶佩高师长几次因为久攻不下竟要吞枪自尽，打到日本人靠吃同伴的尸肉苟活与顽抗，打到尸身上的蛆虫排成白色的河流与人争道，打到山上血色的溪流竟然染红了几十公里外本应碧绿清冽的汹涌怒江。但是，我们胜利了。

　　这个被忘却了多少年的高黎贡山之战于我们饱受屈辱的国家是有着多重历史的地标意义的。它标志着中国军队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对强悍的侵略者发动坚决的反攻；它标志着中国军人的坚韧、勇气和顽强一旦被激发，丝毫不怯于素以敢死著称的敌国军人；它标志着就读于日本军事学校的许多中国将领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有足够的信心和智慧打败曾经的老师；它同时标志着在五大国中其实最为贫弱的中国军人们取得了反法西斯战场的海拔最高的胜利。

　　在高黎贡山垭口的北风坡，李正老师专门看了手中的海拔高度表：3190米，那里距离垭口肯定不止十米的高程。我们望着眼前那片小溪纵横的开阔地，六十年前的那个五月，那片绚烂的花丛中，曾经仆倒着多少我们年轻的父辈。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说，他想在那片比花园还美的湿地上建一座雕塑。我想象着他描述的那座纪念碑，那是一位已被大半掩埋的战死者，浮出花丛的洞穿的钢盔，挣扎于泥土外的一只穿着草鞋的赤脚，削瘦而青筋裸露的手臂，和仍然紧握着的那枝步枪，刺刀指向山巅。在那柄按比例超过十米长的刺刀上，镌刻所有参加过那场伟大战役的将士们的英名。

　　我真希望看到那座纪念碑的建立。我还希望在我们小学的地理教科书上在介绍高黎贡山的那一课加上这样一句：在这座山上，我们中华民族取得了一百年屈辱之后海拔最高的胜利。我确信，这句话，比纪念碑更重要。

松山（1）

　　1989年夏天，我到云南做少数民族手工佩饰的调查，在昆明遍访无着原始的出处，就往滇西找寻，最终去到瑞丽。印象中从大理坐长途汽车出发，好像两天之后从很高的山上缓慢地开下来，开到很低很低的地方过桥，然后又开始上山，沿着凶险的盘山路绕着绕着往上走，又一天才到芒市。那一次的印象就是吃足了在北京根本见不到的芒果，和尝到了柠檬有多酸。

　　许多年之后，我才忽然悟到，那次滇西之旅是我的宿命，在惠通桥头，边防军从数十名乘客中挑出北京身份的我严加盘查，并拿着我的证件去请示上级，一车的百姓见怪不惊地等着我，一边看着事态的进展，是否抓着一个潜逃者。心中有底的我在河谷的燠热中眯起眼望向江对岸的高山，心中在想，要是在那山上设一火力点，多少人马都攻不过去。未及多想，士兵带着放行的指示回来了，我们走了。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江对岸的那座山，竟然就是被中日两军上万生命用血浸透的松山。不幸的是，作为军人的我预想的血肉攻防早已真的发生过，而更不幸的，凭险的是日本人，而冒死仰攻的是我们的军人。那山上不是一个火力点，而是日军构筑了整整两年的坚固的如蛛网般相通的永备工事。最终，我们打下来了。

　　又过了十四年之后，一个秋日的黄昏，我再一次来到松山，是松山西面的那一侧，也就是我当年看到的松山的背面。到的时候太阳已在缓缓的下山，整个松山都在落日的映照中泛出淡淡的金黄色。山脚下的农舍已冒起星星点点的炊烟，很静，很美。戈叔亚用手指着远处的村落，看见村子下面那个洼地了吗？那就是松山最后一批日本守军的死地。叔亚已经来过不知多少次松山，在他心里一定有一幅整个松山的作战态势图，而且每天都在变幻。

　　我知道那个故事，那是松山之役的最后一天。因为接二连三的成功爆破，日军失去了所有的大型地堡与弹药储备，被一步一步攻上山的中国军队分割后逐次歼灭。奉命撤出战场的炮兵中尉木下昌巳已经逃往芒市，向上级报告了松山将要失守，全体官兵决心战死以效忠天皇的口讯。此刻，连绵成一片互为支撑火力网的制高点全部被攻陷了，仅余的日本守军退向了松山西面的山坡。他们已经无路可走，除了松山已被中国军队密密匝匝地包围之外，松山西面的龙陵县城也在中国远征军囊中，那是他们有可能逃往生天的必经之路。

　　具体是多少名日本军人没人知晓，不注重细节的我们也不会认真追问。只知道他们蜷缩在一起，仍然?诚地向东方磕了最后一次头。我永远不相信每一位绝死的日本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在向天皇效忠告别，他们心里想的不外乎和我们陷入绝境时一样，父母、妻子、儿女，都是血肉之躯，都是有心有肺的人。我同样不相信他们中间没有人想过投降这件事，不过在那个节骨眼上，他们不知道杀红了眼的中国人是否接受他们投降，而且所有人互相较劲，没有谁敢在此刻提出这个可能不死的选择。

　　这个故事里最大气的是胜利的中国军人们，他们远远地包围住最后这一小批缺胳膊断腿的瓮中之鳖，却并没有把几个月来久攻不下而死伤无数的怨怒变成弹雨倾泻向他们。大中华的光复之师默默地注视着日本残兵做足程式的告别跪祭，然后围坐在一起，抱成一团，拉响手榴弹。那一刻，太阳落山了。中国军人没有侮辱战败者，而且给了他们在人生最后时刻的尊严。


松山（2）

　　有许多种说法比喻松山战略地位的重要，其中最经典的说松山是东方的直布罗陀，以形容这片小山包如咽喉般重要。在我仅从书本上和别人口中知道松山故事的时候，一直以为松山是一座高耸于怒江西岸的万仞雄峰，有不少讲述松山之战的文学作品至今仍然这么说。但我真正行走其间才知道，这个六十年前的人命绞肉机，不过是一群在云南绝对称不上大的山包。但是这片山西面——也就是不临怒江的那面虽然平缓，但对着怒江的那侧确是一面陡直的绝壁，所以，虽然相对高度只不过几百米，但是真要仰着打上去，确实难若登天。

　　山上曾经长满了松树，因而得名。也因为茂密的松树，既隐蔽了日军密如蛛网的连接各地堡的战壕与单兵掩体，又使得中国军队的炮火难以发挥应有的杀伤力。那山上的大多数松树都毁于那次长达三个月的争夺战，今天钢盔粗的树都是重生的了。在走进山群的入口处，还留有一棵磨盘粗的老树，上半段摧折于当年的战火，可居然余下的半条命仍然顽强地活到今天。那树身上密如鱼鳞的累累弹痕，让我们犹能感受到当年弹雨之猛烈，多少条死神之手在这不足二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忙乱地摄魄勾魂。

　　因为本就是荒山，加上那场战争的惨烈让当地人无法忘怀，所以至今没有人在山上开荒与砍柴。也因为这样，山上的战时旧貌得以保存至今。在离村庄这么近的地方，居然保存着如此完整的旧战场，行走其间仍能感到阵阵冷意袭身。在很多地段，战壕仍有齐胸深，这可是经过了一个甲子后仍存的深度。
　　只要你具备军事知识，就可以看出防守日军精心构筑的防御体系之严密。最下层是散兵坑，大多在林木葱茏之处，使藏匿于灌木中的单兵首先击杀来犯之敌，其后是稍大的双人掩体，显然是机枪阵地，而且几个山头的机枪形成交叉火力，互为呼应。所有散兵坑与机枪掩体都有堑壕相通，在堑壕网的最后面，往往在山洼里，有一座座几平方米至十余平方米大小的方型构筑，全部都是建在地平面以下，当年上面有顶蓬与坚固的覆盖物，可以供阵地上的作战人员躲避炮击与休息。

　　在连绵着的几座小山峰脚下，是炮阵地，这些阵地选点都很讲究，往往从山体缝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怒江对岸的公路，或者是中国军队抄后路来袭的方向，以便在远距离就对进攻者进行打击。每一个炮阵地不远处都有山间掩体，是存放炮弹与士兵休息处，所有炮阵地都有简易公路相连，利于随时移动火炮。
　　而整个松山阵地的日军指挥部反而不在山上，恰在几个山头间的一小片洼地上。那个位置完全无法被怒江方向的中国军队看见，又有一个土坡做掩护，从反方向包抄的进攻者也看不见。洼地指挥部据说当年建有自来水与淋浴设施，指挥人员在看似最无遮拦之处安全地纵览全局，又可以方便地登上每一座山头阵地督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