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6-18　16:33:09

　　政治制度上，蒙古是落后的。在经济制度上，也是如此。蒙古将落后的奴隶制度强加于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原地区，甚至有蒙古贵族提议尽毁农田以为牧地。虽然耶律楚材在中间做了大量的工作，避免了蒙古人对中原经济的毁灭性打击，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原的农业文明。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蒙古政权对于中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主要是破坏和阻碍。这种破坏和阻碍，不仅损害到了普通百姓的利益，也损害了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蒙古政权也就得不到地主阶级的支持，更得不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支持。这样的政权，想要灭掉南宋，不可能。事实也是如此， 公元1235年，窝阔台命三路大军伐宋，攻陷了许多重要的城市，但是都没有能够站稳脚跟，很快又被宋军收复。后来，公元1257年，蒙哥亲率大军南侵，结果战死在伐宋的战场上。

　　蒙哥一死，忽必烈在皇位争夺战中取得了胜利，整个蒙古帝国的情况就为之一变。其实早在即位之前，忽必烈就已经在接受汉人的先进治国理念。公元1251年，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在这一时期，他在金莲川开设藩府，招揽了很多精英，主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在这些汉人知识分子的影响之下，忽必烈从内心里接受了汉族文化，特别是接受了以中华帝制为核心的一整套政治思想和制度。思想决定行动，当掌管着中原的忽必烈接受了中华帝制之后，他就不能不在实践中重建中华帝制。于是，他在河南、陕西等地创立官府机构，引用儒臣，整饬吏治，做了大量工作来恢复帝国的统治秩序。因此，他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很快就传播开来，得到了中原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然而，大家注意这是一段插叙，在这个时候，蒙哥还活着呢。他听说了忽必烈的所作所为，不干了。蒙哥的思想不够先进，他强调“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是守旧派。但他是当时的大汗，权力比忽必烈大。忽必烈当然只能听从蒙哥的吩咐，回家养病。所设立的机构也尽数被撤消。

　　现在，蒙哥死了，谁来执掌整个蒙古国的大权呢？当时，蒙古国内形成了两个集团，除了以忽必烈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外，还有一个以阿里不哥为核心的一个政治集团。本来，谁当蒙古国的大汗，并不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而且汗位问题上历史都是争个不休。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和拖雷是争过的，有历史学家还指出拖雷就是被窝阔台设计毒死的。窝阔台死后，贵由和拔都也有一场暗斗。贵由死后，蒙哥和忽察、脑忽、失烈门更是刀剑相向。这些人，无论谁上台都不会太大地改变历史进程。然而这一次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原先的争斗，完全是为了汗位；而这一次则是两条政治路线之争。陈致平先生认为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之争，是“蒙古本位”与“蒙古中国化”两条政治路线之争。在我看来，应该是奴隶邦国制度与封建帝国制度之争。

　　公元1260年，忽必烈未经“民主选举”，在开平城宣布自立为可汗，在即位诏书中，忽必烈明确提出了“文治”的政治纲领，并且提出建国的原则是“祖述变通”，也就是要在继承祖制的基础上加以中国化。从1260年到1264年，经过多次战争，忽必烈最终击败了阿里不哥，同时也使得蒙古从此走上了帝国道路。
　　忽必烈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削弱世侯势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所谓“世侯”，其实就是盘踞中原名义上臣服于蒙古的各路军阀。要想让这些地方军阀交出权力，那就等于要他们的命啊。忽必烈没有简单粗暴地削藩，而是通过设置十路宣抚司来“削夺郡县官吏世袭专擅之弊”。即使如此，还是有人跳出来，反了。这个人就是李璮。李璮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当时实力最强大的世侯，自其父李全以来盘踞山东东部达三十余年。他们父子二人长期利用地处蒙金宋之间的特殊位置，在三国之间进行政治投机，不断培植和扩展自家势力。而且他起兵的时机选择得很好，正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时候。他起兵之时，忽必烈本人正在关外领兵驻防，准备与阿里不哥作战。但是，李璮这次叛乱却非常失败，只持续了不到五个月，就全军覆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李璮的这支势力名声太差，不得人心。史载“人闻璮反，皆入保城廓，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这说明，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李璮是个土匪头子，而不是真命天子。另一方面，忽必烈当时得到了中原绝大多数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支持。李璮造反最有力的一张牌就是民族牌，但是当时忽必烈是重用汉人的，汉人官僚不但不受歧视，而且还实实在在地掌握着最高实权。这个情况和后来很不一样。比如说，中统元年，即公元1260年任命的十路宣抚使和副使中，有十六个是汉人，另外四人有两个回回人、一个女真人和一个畏吾儿人。再比如，1260年七月成立于燕京的行中书省中四名长官有三个是汉人，第二年调整补充了十五人，其中又有十个是汉人。由于得到了汉人地主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蒙古帝国的基础很稳当。李璮没能翻起大浪来。而忽必烈则趁热打铁，实行兵民分治，解除了其他世侯的兵权，削其封地，而且将诸侯世袭制改为迁转法，不允许他们世代统治一个地方。

　　第二，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在削弱世侯势力的同时，忽必烈在中央设置了枢密院，作为总领全国军事的机关，以皇子真金执掌枢密院，统一调度侍卫亲军和各地的蒙古、汉军万户。于是就确立了从枢密院到统军司或元帅府再到千户、万户这样一个指挥系统，把军权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同时，中书省和御史台的权力也大为增强。从而形成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的统治模式。而且，还根据实际需要在全国各地设置固定的或临时的分支机构(即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对地方上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既继承了自汉唐以来的中原行政体系，又有自己的创造，是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的。因此，这个行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被明、清两代所继承。此外，忽必烈对投下(汤沐邑)制度(也就是蒙古人的分封制度)也作了一些调整，把其特权限制在经济领域，不让这些汤沐邑的领主们能干预整个帝国的政权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