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张学良同意劫持，但蒋介石的到来却动摇了张的决心。张继续摇摆不定，直到12月12日晨杨将军自己干起来。他逮捕了蒋介石总统和解除该地区所有忠于蒋的部队的武装。蒋在逃跑时跌了一跤，受了重伤。但他与少帅相见时反倒比少帅镇定。蒋说：“为你自身和为国民计，你唯一的出路是幡然悔悟，送我回南京。你千万别上共产党的圈套。现在悔悟还不算晚。”

　　深感内疚的张学良经过两天才惊魂稍定，他向他的上司呈交了拟议的八点协定，内容大致与他和周恩来签订的协定相同。张保证，蒋委员长签署这八条，就立刻护送他回南京。
　　“只要本人仍被押，就无可商讨。”蒋说。他问别人敢不敢枪毙他，说完就去读《圣经》。
　　张懊丧地向赤色分子求助。周恩来抵达后，称赞张有勇气，并责备他不该如此鲁莽地劫持蒋，然后便进门去见囚犯。他们两人彼此非常了解。在黄埔军校时，周曾在蒋的手下任职。周在黄埔时，经蒋的同意，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蒋介石当时所没有料到的是，被挑选为政治委员的人，大多是共产党，等他认识到这点时，已为时过晚。
　　以后，蒋介石出过八万美元悬赏周恩来的脑袋。此时，见到周，蒋面如土色，十分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周却满面笑容。他誓言，如果蒋介石同共产党携手，共产党决不会利用这一局势。共产党所要求的只是结束内战，联合抗日。
　　起初，蒋仍抱着敌意，后来，他渐渐听出兴趣，但仍拒绝明确表态。

　　按共产党的说法，周恩来不到一个星期就说服了蒋介石按周的条件领导抗日。不管怎样，蒋介石在圣诞节那天乘飞机回了南京。出人意外的是，少帅竟与之同行，到了南京之后，
　　两人便演出了一场典型东方式挽回面子的戏。这出戏就活像是中国戏中的双簧。先是张谦卑地承认自己“乖戾无礼”，行为不检，实属非法。“自知羞愧，故亲送先生返京，以接受应得之惩处。只要对国家有利，决不逃避，罪该万死。”接着蒋介石说：“鉴于才德不足，对部属管教不严，致有今日空前叛逆之举。”张被处徒刑十年，但不到二十四小时获赦免。

　　与此同时，蒋介石公开宣称，尽管西安方面有种种说法，但他获释
　　“并未接受任何条件”。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显然是要抚慰那些比他更为强烈地反对与共党有任何往来的南京人士，因为仅过了几周他便和毛泽东讨价还价了。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以致在1937年初，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他们愿意放弃武装反叛国民政府的政策，愿意把红军完全交给蒋去指挥。这些条款被非正式地接受。如同在鲍罗廷的蜜月时代那样，国共两党又联合起来了。

　　这给中国带来了它十多年中第一次表面上的平静。周恩来在一次与记者谈话中宣告：“和平已经实现。我们现在不打仗了。我们有机会参与抗日的实际准备工作。关于民主，这个目标还刚刚开始实现……应该把抗战准备工作与民主看做是人力车上的两个车轮。这就是说，首先要考虑抗日战争的准备，然后再考虑民主运动—后者可以推动前者。”

　　几个月后，1937年7月5日，国共两党签署协定，双方着手准备把日本赶出北京和华北其他地区。
　　2
　　在日本，军方对政府的影响不断增加已成了棘手问题。广田首相在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明显地对将领们俯首帖耳，引起国会中自由主义议员对将领们的谴责。一位愤慨的议员对陆相说，他应该切腹。他这番话博得一片喝彩和掌声，以致陆相忿忿辞职。当然随着他的辞职，广田内阁也在1937年2月倒台。
　　西园寺毫不迟疑地向天皇推荐另一位大将宇垣一成继承广田。这一选择几乎激怒了陆军所有的人，因为宇垣是稳健派，曾削减过四个陆军师团。因此，“三长官”说，他们无力在宇垣内阁物色当陆相的人选。宇垣不得不向天皇奏明他无法组阁并在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发泄他的怒气:
　　“我看到的是，在陆军中处于权威地位的人只有少数几个组成了一个集团（即统制派），把他们的观点强加在当局头上，宣传他们的行动好像代表了广大陆军的意志。陆军是天皇的陆军。他们近日来的行动是否代表天皇的陆军的普遍意志，是不太明确的。由陆军‘三长官’挑选陆相过于拘泥，缺乏诚意……我认为日本正处在法西斯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十字路口。陆军已成了一个政治组织。陆军目前的这种状况部分要由我负责。由于目前这种状况，我为天皇陛下感到遗憾。此外，我长期热爱的陆军会变成今天的如此这般，我深感遗憾……”

　　结果，一位名叫林铣十郎的大将被选为首相。林是同情统制派的。但是，他遭到国会的激烈反对，使他的政府仅仅维持了四个月，以致得了个外号叫“吃饱就走内阁”。林的继承人是文官近卫文公爵，他是曾统治日本好几个世纪的藤原家族的后代。他是西园寺的门徒，长期以来，他
　　日军占领卢沟桥
　　不顾这位最后元老的要求，拒绝参政。在“二•二六”事件后的艰难的岁月里，老公爵西园寺得出结论，只有近卫才能领导新政府，并正式向天皇推荐。近卫谢绝说，他宁愿当他的贵族院议长，同时身体也不好。这使西园寺“非常难堪”。
　　但考虑到目前危机的严重性，近卫还是听从劝告，接受了迄今为止都是老年人担任的这个职务。近卫四十六岁，让他领导国家是深得人心的选择，因为国民对政客已没有什么信心，同时也担心军人统治继续下去。对军方说来，大多数人也都信任近卫，因为他没有政治野心。财阀想靠他带来稳定，知识分子则希望他制止法西斯主义。一般民众则觉得他年轻英俊，而且因为不愿当首相而对他有好感，凡是没有这种野心的人一定是诚挚的人。

　　近卫于6月就任首相时许诺说：“我们必须以宪法容许范围内的发展改革与进步为准绳。但国家要求全民族的改革，作为既非法西斯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政府，必须倾听这种呼声。伟大的（明治）维新使我们取得了今天的光荣与成功，现在该是年轻一代来挑起担子把我国推向一个新时代。”
　　驻扎在宛平城内的宋哲元部队正在赶往前线
　　这个新时代比他预期的来得早，但却根本不是他设想的新时代。7月
　　7日晚上在古老的石桥—卢沟桥—开创了这个新时代。那天，驻扎在这个成为历史里程碑的地方附近的日军一个连，在离中国驻军约一英里处进行夜间演习。正当结束演习的军号吹响时，从中国防线方面射来了枪弹。日军开枪还击，但不到几分钟，这场小冲突便结束。日方的人员损失是一人失踪。连长把情况报告营长，营长则用电话报告在北京附近的团部。接着向卢沟桥派出第二个连，有一名参谋军官同行，开始同中国人安排停火。正当双方刚刚一致同意这次事件是不幸的误会，又第二次发生向两连日军开枪。

　　第一次的开枪可能是无意的。第二次开枪却值得怀疑，特别是在该地区的日中两国军队关系相处得很好。两军的良好关系是通过华北地区中国军队总司令宋哲元和日军在华北的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之间的密切友谊建立起来的。问题是，第二次射击如果不是中国军队开的枪，那么，是谁开的枪？是不是土肥原一伙试图加剧局势为武装侵略中国制造借口？还是共产党希望蒋介石与日本打一场也许导致在中国实现共产的全面战争？

　　不管第二次是谁开的枪，日本进行了反击。直到第二天上午，谈判人员才一致同意双方和平撤退。日本人在撤退时却招来射击，他们立刻还击，战斗又打响。
　　尽管那时情况似乎应该是很明白的，即有第三方试图使冲突继续下去。但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停火，谈判告吹。消息传到东京后，陆军参谋总长发了一个例行公事的电报，命令就地和平解决争端。当天晚些时候，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的代表一致同意采取“不扩张”和“就地解决”的政策。这个政策得到近卫首相和他的内阁批准。然而在陆军参谋本部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扩张主义者竭力要求增派军队到中国去教训蒋介石，否则，蒋可能利用这一事件为借口收回满洲，危及日本控制的朝鲜，最终使日本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他们答应采取短期结束的军事行动，迅速与蒋缔结协定，再把全部日军撤回华北，把华北纯粹当做对付苏联的缓冲地带。

　　最坚决反对的是此时已升将官的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他力争了几个小时，但最终也只好承认，驻扎在华北的军纪凌乱的中国军队必然会屠杀该地区的日本商人和定居者。这将在日本激起公愤并带来他所最害怕发生的事情
　　—无休无止的报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