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为什么这位曾经说过“只要我活着就别想有一兵进入中国”这番豪语的人，同意向中国派遣援军的原因。这批援军由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朝鲜抽调一个师团，从本土抽调三个师团组成。不久前还保证过维护国际道义的近卫公爵在7月11日同意了向另一国大量出兵。但是，据他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说，“鉴于陆相保证这只是一次制止局部战斗的军队调动”，近卫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在卢沟桥，经过几小时的争吵后，谈判人员刚谈成了又一次停火。但是正当双方撤退时，突然传来一阵机枪般的响声（后来证明是放鞭炮）。于是，战斗又起。这一次，两位友好的将领宋哲元和桥本群亲自出面，当天签署了明确的局部协定。宋对整个事件表示歉意。他保证要惩处肇事军官，严格控制他部队内的赤色分子，并从卢沟桥地区撤出军队。桥本代表他的病危的司令官表示同意不再向华北增兵。

　　蒋介石无视这项停火协定，命令宋哲元向出事地区集结更多的军队。宋没有这样做。他履行了停火协定，开始撤军。看来，这场危机可以告一段落了，但不幸的是，当时通讯联络极差，东京方面不知道问题正在获得解决，而于7月17日断然要求中国停止向华北派兵，承认土肥原帮助扶持起来的傀儡政府。这大大触怒了蒋介石，他在南京挑战性地宣告：

　　“吾人如再失去寸土，如再丧失主权，吾等将对中华民族犯下不可饶恕之罪……中国主权不容牺牲，即使不惜一战，战事一起，誓不回首。”
　　日本驻南京武官喜多诚一将军对他的老朋友、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国防部长何应钦说，如果中国军队不立即从华北撤走，“局
　　香月清司中将，他主张“严惩暴虐的中国人”，最终酿成了对中国的全面宣战。
　　势可能无法控制”。何并不反对与日本人有某种程度的合作，但他说：“如爆发战争，中日两国都将战败，惟有俄共与中共会得到好处。你现在不信的话，十年后看。”他请喜多诚一把这一警告转告日本政府，并明确说，中国人将“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日本公众对于中国军队大量开赴华北的夸张报道本来已经感到关切，他们对蒋的宣言表示愤怒。《日日新闻》发表社论称，中国的答复使日本除“破釜沉舟”外，别无他法。
　　只是到了那个时候，桥本的被耽误了很久的报告才抵达东京。报告说，卢沟桥地区一切平静，不必向华北派援兵。调兵命令取消了，连陆军统帅部内的扩张主义者也松了一口气，觉得危机总算过去。他们以为，蒋介石会同意宋哲元所签署的条款，中国又和平了。
　　宋哲元继续下令拆除北京市内街道上的工事，放宽戒严令。南方开来的客运列车终于可以开抵这个古老的首都。但蒋介石仍然没有表示愿意和解，双方谈判代表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将近三星期来一直剑拔弩张的中日军队开始认真打起来了。事情发生在7月25日晚，地点是离北京约五十英里的廊坊车站。不到一个钟头，小冲突已发展为大规模战斗。日军向廊坊派了大批援军，拂晓时，十七架日机轰炸中国兵营。几小时后，日军占领了廊坊。

　　宋与桥本之间的友谊此时已无济于事。桥本的司令官已死去，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已到达。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人，认为自己被派到中国是为了“严惩暴虐的中国人”。他电告东京，他为了实现和平解决已尽了一切努力，请求批准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陆军首脑同意他的请求，并命令向上海和青岛各派一个师团。

　　近卫首相由于军方保证“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只好又一次勉强同意，免得内阁倒台。第二天，即7月27日，他在国会宣布，政府要在东亚建立“新秩序”。在爱国的日本人看来，这样做是正当和公平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是应该保护的，共产主义也应加以遏制，现在该是表示坚定而不是软弱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对中国全面宣战。陆军首脑的确深信，他们可以在秋天以前迫使蒋介石谈判。

　　卢沟桥事件与当年满洲事变毫无相似之处。1931年关东军故意在沈阳挑起事件，1937年，华北驻屯军既没有在卢沟桥寻衅，也没有组织对抗；1931年，陆军参谋本部批准占领满洲，1937年，他们都尽力阻止在华北采取行动；1931年，若礼次郎因没有执行能使统制派满意的外交解决办法，导致了他的政府的倒台，1937年内阁没有变动。
　　香月中将得到了东京的批准后，发布公告称，他将“对伤害大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发起惩罚性讨伐。”7月28日凌晨，用飞机散发了这份公告。轰炸机炸了三个城市，地面部队炮击了其他地方，进攻北京地区除北京城以外其余地方的中国军队。
　　实际上，破釜沉舟的断然措施已采取了。在中国问题上的咬文嚼字已演变成捞不到任何可靠战略利益的军事行动，日本因此朝着与美国开战的方向迈出巨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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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粉碎中国人，他们就会求和”，杉山陆相曾如此预言。随着日军攻下一个又一个城市，日本全国掀起了爱国狂热。然而，整个西方世界几乎都谴责日本的侵略，连德国也批评日本（因为德国为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担心）。中国向国联发出呼吁，正当全世界都在期待国联的报告时，从世界另一隅传来了勇敢的进攻号。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强有力的演说，谴责所有侵略者，以推理的口气把日本人与纳粹和法西斯党徒相提并论。他说：“当一种传染病开始流行时，为了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大家都同意而且参加把病人隔离。”他解释说，战争，不管是先宣而战还是不宣而战，都是传染病。

　　“我们正在采取能够把卷入战争的危险性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措施，但是，在一个信心和安全已经瓦解的混乱世界上，我们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保障。”罗斯福演说的含义是明确无误的，因为第二天在国联谴责日本后，美国虽然不是国联的成员，但它马上表示支持。
　　在国内，罗斯福的行动受到普遍赞扬，然而国务卿赫尔却对这种“隔离”的说法不那么高兴，他觉得这种做法“使我们的旨在激起和加强国际合作的舆论的经常性宣传教育至少推后了半年”。约瑟夫•格鲁大使也觉得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美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与日本开战的危险，而且对一个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国家来一次“道义上的雷击”也是徒然的，这样会使两国关系恶化，破坏他（格鲁）一直在建立的友好关系。当他了解使馆人员也感到震惊和不满时，两天后，他告诫他们，不要在使馆外面发表意见。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感到我苦心建造起来的城堡，在我耳边响起了倒塌的响声。我们大家都在它的大厅里徘徊，一个个垂头丧气，看不到笑容。下午，我同爱丽丝•艾尔西去看了电影……然后，我埋头苦读小说《飘》
　　—这正是我所感觉到的。
　　当然，日本的反应是迅速和激烈的。“的确，日本在扩张，”松冈洋右反驳说，这位外交官以言语锋利和机智使不少人为之倾倒，“有哪个国家，在它的扩张时代，没有使它的邻国恼怒？且问问美国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当年的美国是何等令人恼怒吧！”日本的扩张如同美国的扩张，就像孩子要长大一样，是很自然的。“只有一件事能阻止孩子长大

　　—死亡。”他宣告日本正在为两个目标而斗争：不让亚洲像非洲一样完全陷于白人的统治；把中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在她眼中没有收藏的宝物
　　—只有牺牲再牺牲。对这点，谁也没有她理解得深刻。但是，她自己的生命赖此生存，她的邻国也是如此。今日日本之最大问题乃是：她是否能忍受苦难［1］？”
　　几星期以后的10月16日，此时任外相的广田弘毅正式指责美国在发起反日阵线。他告诉格鲁，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并不能阻止在中国的战争，只会鼓励中国人延长敌视日本的时日。广田说，一直到此时，日本还觉得美国是唯一公正的国家，会帮助实现和平，如同西奥多•罗斯福在日俄战争时做的那样。
　　三天以后，日本占领苏州，打通了通往南京和上海的道路。12月12
　　日，即南京陷落的前夕，日本海军航空兵炸沉在长江里的明显可以看出挂着美国国旗的炮舰帕内伊号，使日本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几乎破裂。在此之前一星期，由桥本钦五郎大佐（樱花会创始人）指挥的炮兵团轰击了英国炮舰瓢虫号并俘获该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