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破坏日本安定的两大毒害，即“下克上”与机会主义，又出现了。首先从中国传来消息说又取得一次大捷，陆相杉山因此提高了和谈的要价；其次，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出乎意外地不顾近卫和参谋本部的明确命令，在北京建立起傀儡政权。虽然参谋本部在石原敦促下仍然主张与蒋介石谈判，但陶德曼的努力白费了。在中国大使在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后，中国坚持说日本的条件范围太笼统。日本人认为这是中国有意回避，而本来就缺乏灵活性的日本人也就失去了耐心。近卫断定蒋介石并不真想谈判，决定采取走捷径的办法，即直接与那些“理想跟日本相同”的中国人打交道。1938年1月16日，他宣布：“帝国政府将停止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而将期待新政权的建立与成长，求得合作。”

　　这个声明遭到知识分子和一些自由主义国会议员的猛烈抨击。石原也警告近卫说，这种政策必将带来无穷的后患。这些抨击迫使近卫首相重新考虑其立场。他开始认识到，他的仓促声明可能使日本采取毫无灵活性的或战或死的政策—用全面战争解决是他最不愿意采取的办法。由于左右为难，疑团满腹，他考虑自己是否应该辞职。但朝廷官员却劝他干下去，否则，中国人会满有理由地认为他因为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而辞职，这样就会比以往更难以取得他们所希望的解决办法。

　　最后，近卫终于看清，陆军自己在中国问题上也没有既定政策，只是随着形势而漂浮，但是，他无法得到关于统帅部情况的可靠情报，他只好眼看着中国形势的逐渐恶化。
　　陆军以国防为借口提出制订一项国家总动员法，其目的在于排除国会对战争措施的最后一点控制权，并把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向高效率的战时经济。陆军发言人颇有说服力，而且也不是没有理由地提出，日本是个人口过多的小国，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周围又受敌人
　　—苏联、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包围，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动员全国力量。国会于1938年3月通过了这个法案—事实上，国会是投票赞成自己向陆军投降。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评论道：“丧失给日本陆军的自由，永远丧失了。”
　　还借用了过去两个口号让国民在思想上为征战东亚做好准备。这两个口号一个是“国体”，另一个是“皇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皇道”
　　却与不久前被粉碎了的集团相联系上了。“皇道”本来的意义此时却被歪曲为通过日本控制东亚去建立世界和平与秩序。
　　不管是“国体”还是“皇道”，二者都强调天皇与国民的父子关系以及天皇的神威。这两个口号正在唤起千百万热衷于圣战的人去把亚洲从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下解放出来。

　　第三章
　　“那么，这将是背水一战
　　1
　　日本继续取得胜利。他们攻占汉口和广州，迫使蒋介石把政府迁往内地深处重庆。然而，日本人征服的不过是土地，并没有征服人民，到1939年初，最后胜利仍遥遥无期。他们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兵将，花费了数以百万计的日元。他们激起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愤怒。
　　从佩里准将带着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要求日本开放长期向外部世界关闭的门户的信件，把军舰开进东京湾那天起，日美关系一开始就不稳定。当时，美国人有三个动机：一是想做生意，二是向黄种异教徒传播福音，三是输出1776年的独立宣言精神。日本人勉强而愤懑地答应了。在而后的岁月里，随着美国官员和平民在教育、科学、医学和生产等方面给日本的巨大帮助，使它得以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两国关系有了改善。19世纪末，美国闯进了太平洋，取得了夏威夷、关岛、威克岛和菲律宾，使日本大为不安。1900年的义和团叛乱又使两国在共同的事业中团结起来。

　　这种友好关系在四年后，由于日俄战争而得到了加强。美国当时完全同情处于劣势的一方。纽约《商业日报》宣称日本是“商业权利的维护者”；漫画家笔下的日本士兵则是英雄人物—崇高的武士与苏联熊搏斗。库恩-洛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雅各布•希夫听说苏联反对犹太人以后很忧伤，因此，他认为日本所作的努力“不但是为了日本自己的事业，而且也是为了整个文明世界的事业”。他言行一致，把他公司的资金提供给日本作战。尽管日本取得了赫赫战果，但它却不能结束战争，只好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求助。罗斯福总统果然帮助了日本，在1905年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中使日本取得可能取得的最有利条款。但是，这种友好行为却结束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成了历史反常的转折之一。其原因是日本人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已因战争而濒于破产，反而因条约未规定赔款一节而大为恼火。全国爆发了反美骚乱，东京都不得不实行戒严。日本政府仍然只字不提罗斯福总统曾把日本帝国从困境甚至也许是灾难中解救出来。

　　次年，事态更趋恶化。这次要怪美国人。在美国，特别是太平洋沿岸地区，产生了一种毫无理由的恐慌，认为在日本领导下重新崛起的亚洲会吞没掉西方文明。旧金山《纪事报》断言，“究竟是优等的白种人，还是劣等的东方人主宰世界，是个迫切的世界性问题”。旧金山教育当局在惧怕“黄祸”的歇斯底里中下令所有美国出生的日本人到唐人街上学。

　　日本政府对此做出激烈反应。认为这是“一种污辱性的歧视行径，令人憎恨，决不可等闲视之”。已经有人谈起战争。罗斯福总统密令菲律宾驻军的司令要防备日本进攻。
　　危机总算过去了，愤怒却依然存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两国同属协约国，但对立情绪达到了顶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已经在呼吁“世界各国都要维护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归还中国丧失给征服者的土地和权利。这个理想主义的主张对日本过去几十年苦心建立起来的帝国是直接的威胁。日本军方首脑不可避免地认为，他们已命中注定要为争夺西太平洋和亚洲的支配权打一仗。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外法，不准日本人向美国移民，这个法更使日本军方首脑领导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美国这个法对自豪而敏感的日本人说来好像是故意挑战，连那些亲美派日本人也沉不住气了。一位著名日本学者写道：“日本觉得好像她的最好朋友突然无缘无故地打了她一记耳光。一年一年过去，这项法律既不修改又不废除，只能加深日本的受伤感，这种感情必然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私人或公开的交往中表露出来。”

　　日本占领满洲、入侵华北后，随着美国谴责日本侵略的言词愈来愈激烈，日本与美国的鸿沟加深了。道义上的谴责的结果加强了一般日本人的决心。为什么美洲可以实行门罗主义而亚洲却要实行门户开放原则？日本占领盗匪横行的满洲同美国武装干涉加勒比海地区有什么两样
　　［1］？此外，像美国那样一个幅员巨大的国家怎么能理解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一直在折磨日本的问题？为什么英国和荷兰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印度、香港、新加坡和东印度群岛，而日本仿效他们却犯了罪？靠欺骗、烈酒和屠杀从印第安人手中掠夺土地的美国，为什么对日本在中国的同样做法如此义愤？［2］
　　超级爱国者在阴谋策划刺杀亲西方的领导人和炸毁英美大使馆。他们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谴责英美两国援助中国，并呼吁接受希特勒提出的与德意签订三国条约的建议。有些旅馆拒绝把房间租给西方人，西方人公开受到侮辱，有时在丨警丨察面前遭到殴打。
　　所有这些感情冲动的排外行为，因东方和西方在道德上、宗教信仰上甚至思想方法上的明显不同而变得更糟。西方的逻辑是讲究精确的，有原理、定义和证据导致合乎逻辑的结论。天生就是辩证论者的日本人认为，任何存在都是一种矛盾。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本能地奉行了矛盾对立面的概念和调和对立面的方法。正确与错误、精神与物质、神和人

　　—所有这些对立面都被和谐地合二而一。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事物同时既是善的又是恶的。
　　与西方人的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结
　　[1]
　　阿诺德•汤因比觉得日本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是合乎逻辑的。后来他写道，日本“在满洲的经济利益不是多余的，而是在她的国际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需要……在国民党中国、苏联和太平洋地区民族意识很强的英语国家的包围下，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突然又变得朝不保夕了”。
　　[2]
　　关于这点，格鲁大使曾对国务院说：“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情况，尽管是令人遗憾的，但却是事实，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世界各国可以依靠的切合实际而行之有效的围际道德法典，在特定环境下，一个国家的道德标准，与其他有关国家的个人的道德标准没有什么关系，或毫无关系。如果认为其他国家也同样受我国目前的国际道德标准的指导和约束，并以这种缺乏根据的理论来制订我国对外政策，这只能带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