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对西方说来，日本人似乎是没有道德心的。西方的逻辑像一个手提箱，明确而有限度。东方的逻辑却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讲礼貌又野蛮，既忠诚老实又诡计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劳又懒惰—这些矛盾统统同时存在。对日本人说来，这并没有什么不正常，而是一个统一体，他们不明白西方人为什么不能理解。对日本人来说，没有矛盾的人不配受尊敬；那样的人头脑简单。一个人的矛盾越多，他便越深奥；自我斗争越尖锐，他的生活便越丰富。

　　这种哲学主要来源于佛教。佛教教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于一种无空间、无时间、无差别的深渊之中［1］。一切皆空，一切事物都不能辨认，因为一切都没有实在性或同一性。“我”不是实在体，只不过是浮在随“因果大法轮”的转动而出现的变化莫测虚伪现象之上转瞬即逝的幻影。谁也不知道变化，也不为变化负责，因为根本不存在创造主，也不存在天父或命运女神。

　　日本对满洲和中国采取军事冒险的原因中，“因果之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出于懦弱，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出于自身私利或仅仅是优柔寡断，一些军政上层人物未能约束策动这场侵略的狂热的青年军官。在各阶层中，不少人因相信“因果之轮”而随波逐流。他们驯从地、安静地躺在
　　“盲目变化”的路途上，奉行佛教的认为“因果之轮”是永恒地、绝无目的地转动的信念。有些教派相信死后人人皆可成佛，另一些人则认为人是空的，只有在否定自我中得到拯救，人不过是“无之大海”中的一个泡泡，最终将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水中，没有生，没有死，没有始，没有终。佛本身也不过是一个指着月亮的手指。
　　所有这些都可用一个词来表达：“沙哟那拉”。“沙哟”的意思是“这样”，“那拉”的意思是“就”，合起来的意思是“就这样吧”
　　［1］。日本人对一切事情每时每刻都说“沙哟那拉”，因为他们觉得每时每刻都是一场梦。人生就是“沙哟那拉”。帝国可兴可衰，最伟大的英雄和哲人也免不了化为尘土，行星来而复去，但“变化”却是永远不变的，包括“变化”
　　本身。

　　这种对死的坚强认识，使他们不但有力量泰然地应付灾难，而且使他们强烈地理解每个时刻都可能是最后的时刻。这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冷静的决心，不因任何事情泄气、失望或沾沾自喜，而是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人们最钦佩的鱼是鲤鱼。它勇敢地逆流而上，跃越最陡峭的瀑布，但是，一旦被捕捉住放在菜板上却一动不动，安静地迎接死神。就这样吧，“沙哟那拉”。

　　美国消息灵通人士不大了解或根本不了解“因果之轮”或决心殉国的青年叛乱分子发挥的力量，他们错误地以为，日本占领满洲，蹂躏中国，是由一些像希特勒那样的想称霸世界的军部首脑阴谋策划的。
　　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中，形而上学的直觉和动物的本能的冲动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哲学被兽化，兽性又哲学化。叛军所犯下的暗杀和其他血腥行为，是受理想主义驱使，为东方人拯救东方，而远征中国的士兵却在南京屠杀了几十万计的东方人。
　　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中，先验与经验—菊花与军刀
　　—之间是不存在缓冲地带的。他们信教，但却没有西方概念中的上帝，即没有独一无二的“神”。他们真诚，却没有罪恶的概念；有同情心，却没有多少人性；有家族，但没有社会；他们有一个能带来保障却取消个性的严格的家族制度。总之，他们经常受互相对立的力量驱使，自认为是经常试图同时向不同方向走的伟大而有干劲的民族。

　　在东西方之间，还有不胜枚举的不必要的使关系恶化加剧的细小差别。譬如说，某一西方人问：“这条路不通往东京，是吗？”日本人会回
　　[1]“沙哟那拉”一词在日语中是“再见”。—译注
　　答“是的”，他的意思是说，“你说得对，这条路是不通往东京”。有时候，日本人仅仅是为了表示同意，或者为了避免尴尬，也会同意西方人的意见，或者宁愿答错而不愿承认自己无知。这样就产生了误解。
　　对大多数西方人说来，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们使用工具的方法全是错的：他们在铁砧上打铁时是蹲着的。他们使用锯子或刨子时是拉而不是推的；盖房子先盖屋顶。开锁时钥匙向左拧：方向错误。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与别人相反的，话倒着说，书报倒着念，文章倒着写［1］。人家坐椅子，他坐在地板上；鱼虾是生吃的。讲完一段个人的悲遇后，他会放声大笑；穿着崭新的衣服掉进泥塘，爬起来还面带笑容；有话不明说而是说反话；讨论问题时，拐弯抹角；在家里以过分的礼节款待你，在火车上却粗暴地又推又搡；杀了人还要向仆人道歉说把他屋子弄乱了。

　　西方人不理解的是，日本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表面下，实际上却仍然是东洋人。日本由封建主义变成帝国主义的速度之快，使它的只想学西方方法而不想学西方价值观的领导人，来不及或者无意去发展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
　　2
　　日本与苏联之间继续互相敌视，其原因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而不是文化方面的隔阂。1938年夏，两国军队为了争占满洲和苏联边界上的一座小荒山而大动干戈。红军陆空军狠狠揍了日本人，因此不到两星期，日本就同意停战。约十个月后，在比较接近北京的满蒙边界的诺门坎附近，又发生另一场争吵。几个星期的工夫，这场争吵发展成全面战争，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坦克战。苏联人再次击败了日本人，日本伤亡五万余人。这次失败的战争预演，不仅在日本的武器和战术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并且驱使它进一步走向与德意订立同盟，因为它感到苏联、英国、中国和美国随时可能联合起来反对日本［1］。

　　在这场边境战争解决以前，斯大林于1939年8月23日与他的死敌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把中国和日本都弄得慌乱一团。在一月间继近卫公爵担任首相的平昭骐一郎为了就签订三国条约取得一致意见曾开了七十多次内阁会议未获结果，他被斯大林此举弄得狼狈不堪，惊愕不止，以致宣布：“因近来欧洲局势变化复杂，无法逆科，内阁为此提出辞职。”

　　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向全世界大吹大擂他们所签订的历史性的条约的内容—除了那个瓜分东欧的秘密议定书。九天之后，9月1日，一百五十万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夹在两股巨大力量之间的波兰虽然不到几个星期就被肢解，但西线却仍然非常平静，以致一些新闻记者讽刺称这次冲突是“假的战争”。
　　随着对华战争进入1940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秘密决定，除非在年内取得全面胜利，否则就逐步撤兵，只留下华北驻屯军以防共产主义。然而，六个星期后，希特勒5月10日在西线发动闪电战，又一次改变了日本的方针。四天后的黄昏，荷兰总司令投降。次日早晨七时三十分，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从梦中被来自巴黎的电话吵醒。“我们战败了！”

　　法国总理保罗•雷诺惊呼道，“我们打败了！”两星期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不顾他的政府的劝告，宣布投降，并拒绝到英国避难。“我决定留下，”他说，“盟国的事业已经失败。”不到一个月，法国投降，英国也危在旦夕。
　　日本军部首脑们为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胜利所陶醉，他们改变了关于对华战争的原来的想法，提出了一个口号：“勿误良机！”法国已败北，英国也在为存亡而战，此时不进兵东南亚夺取石油和其他急需的
　　（[1]这可不单纯是偏执的想法。就在诺门坎事件前不久，斯大林曾致函蒋介石：“如果我们与欧洲国家的谈判能产生满意的效果—这不是不可能的—
　　这可能是朝着在远东也建立起一个爱好和平集团的方向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时间有利于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两年对华战争的结果，使日本慌了手脚，开始坐卧不安，乱了阵势，忽而反对英国，忽而反对苏联和外蒙古共和国。现在已可看到说明日本虚弱的迹象，而它的行径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它。日本已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应有的反击。英美则在等候时机打击日本。我们毫不怀疑，用不了多久，日本也将受到中国百倍强大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