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料，更待何时。6月22日上午，陆军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举行联席会议。会上，那些曾主张从中国撤军的人，此时却建议立即向新加坡发动突然袭击。保守派挫败了这一计划，但侥幸的幽灵和机会主义的病毒却一天一天在扩大。几个月前还甘心于对华战争失败的日本人，眼看希特勒在欧洲突然走运，不禁垂涎欲滴，一心也想拿到东南亚的资源。

　　7月底，近卫公爵在人们的劝说下重新参政，第二次组阁。内阁中两个要职由两位刚露头角的人物充任。一位是能言善辩的外交家松冈洋右，他是一位精明能干、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由他当外相；另一位是军人，东条英机中将，由他出任陆军大臣。东条工作勤奋，头脑清醒，克己奉公，故有“剃刀”之称。他的思想不像近卫那样复杂，比较单纯，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困难任务，包括担任关东军内的宪兵队司令官，他在陆军中威望很高。他为官不贪，严于律己，要求并使部下绝对遵守纪律；他任用部属以能力和经验为标准。在“二•二六”事件中，东条与其他那些摇摆不定的将领们不同，他立即通电宣布满洲处于紧急状态，从而粉碎了任何同情性叛乱。他从法治观念出发，认为“下克上”“绝对不可饶恕”，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赢得军方保守派和害怕再次发生流血叛乱的文官的尊敬。毫无疑问，这就是近卫会选中他的主要原因。

　　外相松冈曾任南满铁路的总裁，又是东条在关东军内任职期间的亲密同事。他几乎与东条恰恰相反。他虽然也头脑清醒，但才华浮夸外露得多，好冒险，办事凭直觉。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外号叫“五万言先生”和“讲话机器”。他自己却心平气和地否认他过于健谈。“说话嗦意味着出尔反尔。我从来不这样。所以，我说话一点也不嗦。”英国大使克雷吉评论道:

　　“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说话这么多却没有几句真话的人。”他认为松冈固执、坚决，头脑敏锐。
　　松冈长得又矮又黑。在国联开会辩论满洲问题时，他蹑手蹑脚地溜出大厅，他的修剪得像枪弹一样的脑袋，八字胡子，玳瑁过大眼镜，以及他的戏剧性表演，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他十三岁时到海上去，被他的叔父兼船长扔在美国海岸上，要他自谋生路。俄勒冈州波特兰一家美国人收养了他，在而后成长的年代里，他勤奋用功，做过工，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当过听差，为了赚到学费，甚至当过临时仆人。在俄勒冈大学毕业后，他在美国工作了三年，然后回日本，由于聪明能干，精力充沛，一举成名。

　　近卫几乎倾听每个人的意见，而松冈几乎谁的意见也不听。他只忙于阐述不断涌进他机敏头脑里的各种主意。他的故弄玄虚的讲话把许多人弄得糊里糊涂，有些人竟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但是他的外务省的下属，例如斋藤良卫博士和加濑俊一则认为，那不过是他的矛盾的天性在作祟。他是个智力体操运动员，经常说一些与他的信仰相反的话，提出他反对的建议，以便用不表决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想象力丰富，很少解释他所想象的事情，即使解释，也不过是一场滑稽问答戏，无怪乎大家都被弄得糊里糊涂，连那些认为他是日本最杰出的人也为他灵巧地玩弄危险的外交游戏而焦虑。他一再向他的同僚保证他是亲美的，但讲起美国时却出言不逊；他不相信德国，却向希特勒献媚；他反对军国主义抬头，却发表主战言论。

　　在家里，他也同样玩弄似是而非。他大声呵责他的七个孩子，却让他们骑在他背上玩。他有一派家长作风，对孩子们却慈祥而体贴。松冈的书生（仆人兼私人秘书）荻原极，在松冈发脾气时，吓得不敢看他，有一天，松冈洗完澡，在房内喊了一声“喂”，荻原朝房内偷瞧了一眼，只见松冈不耐烦地指指自己的腰部。荻原急忙给他拿来一条宽腰带。不料，松冈竟气得脸色发青。荻原只好去问下女，这才明白他主人这种特殊动作是表示要缠腰布。在他“谢客”的日子里，有时会有人坚持要见他，荻原只好进去通报，松冈就会吼叫起来：“人不在家怎么能会客！”由于荻原几乎经常处在这种神经紧张状态，便辞去这一使他厌恶的职务。但几年后，荻原给松冈写了一封信，请求在南满铁路上给他找个差使，松冈果然给他找了一个。在松冈的凶恶、傲慢和急躁的外表后面，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这点，很少人能看出来。

　　为了对付日本“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成立只有四天的内阁就一致通过了一项新的国策。这项国策的基本目的是实现世界和平，为此，必须由日本联合伪满洲国、中国，以建立—当然是在日本领导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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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东亚新秩序”；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全体国民都应献身于国家；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改革国会，圆满解决中国战争。
　　另外，要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三国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虽然美国对日本实行战略物资禁运，只要美国同意日本的“正当要求”，也要想法与她和解。除此之外，趁欧战之机，日本要开进印度支那或更远的地方，必要时用武力建立帝国。
　　这个国策其实是军方首脑想出来的，但他们说服了近卫首相和内阁中的其他文官，使他们相信，在混乱的现代世界上，这是日本求得生存的最后希望。这就意味着“勿误良机”这一口号已经变成了国策，把中国战争升级为战争，把日本推上进一步侵略的道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文官的权力凌驾于军方之上，而日本却恰恰相反。明治宪法使决策权分属于内阁和统帅部，但是不了解政治和外交事务的军方首脑几乎总是可以在内阁中支配文官。他们一辞职，政府就倒台。实际上，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辞职这个威胁。由军方垄断一切早已成为传统，也没有什么人提出质疑。因此，统治日本的政策，只是那些具有狭隘尚武精神，言词动听，其实没有真才实学的海陆军将领们的政策。

　　那些制订“勿误良机”国策的军国主义者，却不想去预见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法国战败了，英国在为自己的生存战斗，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和大米，“是丢在街上只等人去拣拾的宝物”。不到两个月，日本就迫使无能的维希政府在河内签订了协定，允许日本在印度支那北部建立空军基地，把这个地区变为向中国进攻的跳板。

　　松冈和统帅部内比较有头脑的、预见到日本正走上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生正面冲突的道路的人，对于这一切，并不是没有争辩过。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含泪辞职。
　　美国对日本进驻印度支那的反应非常强烈；这意味着对滇缅公路的潜在威胁，美国提供给中国的物资是通过这条公路运送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日本在印度支那北部派驻军队却表示乐观，并建议从新加坡撤出两旅印度兵。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不同意。他在给首相的备忘录中写道：“关于日本对马来亚的威胁现在并不严重的说法，我很难同意。最近几天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已与德国达成某种交易，因此，为新加坡的陆上防御做某种准备是明智的。”

　　艾登猜对了。与德意签订三国条约的为时已久的讨论即将结束，尽管海军依然反对，因为海军担心这种条约将要求日本在某些情况下自动参战。松冈用很有说服力和没完没了的辩驳反对海军的观点。他宣称“这个条约将迫使美国在执行反对日本的计划时更谨慎行事”，并将阻止日美发生战争。再者，如果德国真的与美国打起来，日本也没有义务自动地援助德国。

　　由于敌不过松冈的大量论点—顺便提一句，当时支持缔结这种同盟的呼声很高—那些持不同意见者被争取了过去。近卫违心地同意，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反对陆军，他将再次被迫辞职。他对女婿说：“我的想法是，把陆军当做一匹马，骑着它脱离战争。”同海军一样，天皇也反对签订同盟条约，在他盖上御玺之前，他告诫近卫说，他担心这个条约最终会导致与英美开战。“因此，”他不祥地补充说，“今后，你必须与我同甘共苦。”1940年9月27日，条约在柏林签字。对英美两国来说，这是进一步证明日本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是一丘之貉的证据，证明三个“强盗”国家已联合起来要征服世界。美国立即进行报复，宣布把各种废金属列入7月间宣布的战略物资和航空油的禁运货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