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野村想知道他早先的乐观是否有理由，他问赫尔是否“在相当完全的程度上同意协定草案中所含的提议”。赫尔回答说，有些建议可以马上同意，其他则需要修改或删掉。“……不过，如果（你的）政府真心诚意地改变其方针，”他继续说道，“我认为并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不能就所有重大问题找到相互都十分满意的解决办法。”这番话使野村感到放心。尽管赫尔指出，他们的谈话“决不意味着已达到可以谈判的阶段，只不过纯粹是初步和非正式地探讨一下可以采取什么行动为日后谈判铺平道路。”但野村仍然感到乐观。

　　野村把赫尔的建议和反对意见转告了两位非官方外交官，他自己的意见也大部分写进了修改后的协定草案中。这份文件用密码发回东京，还附上野村的意见，强烈建议做出有利的反应。他补充道，赫尔“总的来说不反对”协定草案（这点，赫尔说过很多次）并愿意以此作为谈判基础（赫尔并没有这种打算）。
　　这次却是野村犯外交错误了—与赫尔的错误一样严重。他没有把赫尔国务卿的四条基本原则报告东京。如果报了，这个情况肯定会使近卫首相对协定草案的热情多少要淡下来。结果是，首相受到事态发展的很大鼓舞，他召开了军政首脑的紧急联席会议。大家—包括军方
　　—都感到兴奋，商定立刻在原则上接受美国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那就是协定草案的内容［1］。
　　松冈的副手表示反对。他们应该等几天，待外相从莫斯科回来后再作计较。近卫不愿意与好惹麻烦的松冈发生冲突，默默地同意了。4月21
　　日，他听说松冈终于回到离日俄战争时期的战场不远的大连，便用电话通知他立即回国，考虑华盛顿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松冈以为，这是他在莫斯科与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会谈的结果，得意洋洋地对他的秘书说，他不久就要前往美国去完成他实现世界和平的计划了。

　　第二天下午，松冈的座机在立川空军基地着陆，他一步出座机，欢迎人群的欢呼声使他感到周身温暖。尽管近卫首相害着严重的痔疮，不得不坐在充气橡皮圈上，却也到机场迎接。近卫提出与松冈同乘一辆汽车到首相官邸，其他内阁大臣都在那里等候，他会在途中把与美国谈判的情况告诉他。松冈说，他想到皇宫护城河外边的广场稍事停留，向天皇致敬。近卫认为，这是装腔作势，他讨厌在深深鞠躬时被新闻记者拍下照片，但他又不能让松冈一人鞠躬致敬而自己站在一边，否则，人家就会指责他对天皇不敬。

　　由于松冈坚持要去，近卫自尊心又很强，不愿一起前往，他们只好分乘两辆车离开机场［1］。在前往皇宫的途中，外务次官告诉松冈，和平解决的建议不是他起草的，而是两个外行外交家的产物。松冈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那天晚上，故意很晚才出席在首相官邸召开的讨论协定草案的会议。他不但回避近卫，甚至避而不谈会议讨论的问题，开口一个希特勒先生，闭口一个斯大林先生，好像他们是他的挚友。开始，他还是气鼓鼓的，后来，越吹越有劲。他谈起他如何对斯坦哈特说罗斯福“是个赌棍”，还对斯坦哈特说，美国以提供援助的办法不让中国战争和战争结束。“我对斯坦哈特讲，爱好和平的美国总统应该同爱好和平的日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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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近卫一再说：“那天要是与松冈乘一辆车就好了！”近卫的秘书牛场认为，近卫没有与松冈同去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痔疮痛。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相对说来无关紧要的小病改变历史的事件已不是第一次了。在滑铁卢战场拿破仑也害着严重的痔疮。
　　“近卫可能也说服不了松冈，”牛场进一步评论说，“但是，他未能按原定计划与松冈同车，也可能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确实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因为近卫一直坚持要自己亲口向松冈解释，甚至不让其他大臣前去迎接。这件事充分说明了近卫的性格：他缺乏坚韧性，很容易泄气。”
　　作，美国能够诱使蒋介石与我们讲和。”他还说，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德国之所以要与苏联签订条约仅仅是因为“无可避免的客观形势”，如果开战，德国可能在三四个月内击败斯大林。
　　但是，这个会的正题是不能无限期地回避的。最后，当协定草案提出来后，松冈声嘶力竭地叫道：“不管你陆军海军怎么说，我反正不同意这个协定草案！首先，我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条约怎么办？在上次战争中，美国通过石井一蓝辛协定利用了日本［1］
　　，战争结束后，美国撕毁了协定。这是他们的老诡计。”他突然宣布，他累了，需要“休息一个月”考虑问题，说完就回家去了。

　　松冈的傲慢态度并不能使大家消除疑虑，会议继续开到深夜，武藤将军和东条两人都建议批准协定草案，不要再拖延。翌日，近卫首相召见他的外相。此时松冈已经平静下来，但他所能说的只是“我希望你能给我时间让我忘掉欧洲之行。然后再考虑目前这个问题”。
　　一个星期过去了，松冈还没有什么行动；陆军和海军要求解除松冈职务的压力却在增加。究竟是因为谈判未经过他而触怒了他使他要破坏谈判呢，还是因为他觉得理应谨慎以免几个外行人谋求和平的行动可能导致灾难，这就很难说了。
　　松冈自己所说的理由是，协定草案不外乎是陆军的阴谋，岩畔大佐企图使他火中取栗。因此，松冈按兵不动，陆军和海军怒不可遏，在华盛顿的谈判人员则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最难受的要算是急性子岩畔。在4月29日天皇诞辰那天，他终于耐不住性子，建议与松冈通电话。这样做是轻率的，而岩畔这个人就是爱轻率，他的同僚也顶不住他的热情。大家决定，由他和井川两人到邮政总局局长在纽约市的秘密总部去打电话。晚上，他们到了伯克郡饭店1812号房间，为天皇陛下大干葡萄酒。大佐的酒量很小，只喝了两杯就感觉头重脚轻。八时（日本时间第二天上午十时）他把电话接到了松冈在千驮谷的寓所。

　　“祝贺你的欧洲之行，”岩畔先说，“那天我送给你的鱼，你觉得怎么样？请早点把它烧了。不然要变味的。野村和其他人都在等你的回应。”
　　“我知道，我知道，”松冈敷衍着，“告诉他别那么积极。”岩畔对松冈如此无礼的回答，真想给他一记耳光。“请设法打听一下他们是怎样想的。如果你把鱼放得时间太长，肯定会变味的。请多多费心。不然，人家要唯你是问的。”
　　“我知道！”松冈生硬地答道。岩畔挂断了电话，嘀咕了些不三不四的话，突然昏了过去，吓得井川发愣。
　　次日，他们两人双双拜访了前总统胡佛。胡佛热情地表示欢迎，但说，现在执政的不是共和党人，关于谈判一事，他们帮不了多少忙。“如果发生战事，文明将倒退五百年，”胡佛接着忧郁地说，“入夏以前，一定要完成谈判，否则就会失败。”
　　在东京，松冈仍在拖延对赫尔的答复。他把协定草案一事通知了希特勒，并在等待希特勒的意见［1］。他对那些急于行动的人反复说，在同意协定之前，应该先要求美国签订中立条约，这个条约，即使日本与英国开战，也应该有效。野村被命令就签订这样一个条约一事去试探赫尔。赫尔当然断然拒绝这个建议。这使松冈大怒。5月8日，他拜谒天皇说，如果美国加入欧战，日本应该支持轴心国，进攻新加坡。他预言，在华盛顿的谈判将一事无成，如果谈判竟然能成功，那也只意味着，要牺牲德国和意大利才能安抚美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恐怕不能在内阁中留任。”

　　近卫公爵听到这点后—天皇亲自告诉他的，天皇感到“震惊与严重关切”—他秘密地会见了陆相东条和海相及川古志郎，他们一致同意迫使倔强的外相采取行动。他们草拟了对协定草案的回答，表示愿意接受草案的主要条件，并指示松冈立即发出，不得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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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冈向德国大使奥特将军保证—奥特曾表示担心与华盛顿的谈判将会否定三国协约—如果美国参战，日本肯定也参战。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怀疑松冈。他对墨索里尼说，松冈是个天主教徒，但也向异教的上帝献祭。“可以得出结论，他是既有美国圣经传教士的虚伪，又有亚洲日本人的狡猾。”
　　5月12日，野村把这份文件送到了赫尔在纽约租的房子。赫尔阅后，大失所望。它“并没有为签订协定提供什么基础，除非我们愿意牺牲某些最基本的原则，但我们不能这样做”。不管如何，这总算是一个正式的提案，所以，赫尔决定“就以日本的提案为基础，设法说服日本人在这里作点修改，那里删去一点，再在别处补充些东西，使双方能取得一致意见，双方都怀着善意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