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此前后，我们家还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住在农学院的唐叔叔一家。唐叔叔是四川人，学机电的，本来在南京机场任工程师，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送到太谷来改造，在太谷县农机厂当技术员。他的妻子是个好人，原先在南京一所大学教五，丈夫出事时两人刚结婚不久，也没有跟他划清界限，反而跟着他来到太谷，就在山西农学院当老师。他们有二女一子，老大是女孩，叫小京，老二也是女孩，叫文文，老三是个男孩，就叫小三。当时小京已经十四五岁了，喜欢拉小提琴，通过熟人介绍找着我父亲，于是两家人便如亲戚一样来往起来。到了一九八○年，老唐落实政策，搬走了。临走前领着老婆孩子到我们家道别，恰好我和姐姐都在农村，母亲也出差去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家。当时我父亲刚买了一本《三毛流浪记》，见小三在那里看得挺带劲，就对他说，也没什么好送给你，这本五就拿着吧！小三一听，高兴得要命。他们家搬走以后，还经常来信，得知小京这孩子挺有出息，考上了大学，后来还到美国留学去了。

　　一九七四年，我们家原来的房东因儿子成家，下了逐客令，于是我们只好搬到了太谷县城东关大队。我们家的新房东叫王二小，成分是贫农，即便是这个“贫农”家里，房子也是气派的四合院。当时没有自来水，我父亲每天晚上下班都推着汽油桶改装的水车到几华里以外的火车站打水，水里总有一股浓浓的汽油味。当时在那个大院里住着四家子人：我们家，房东一家，山西大学的老师一家，还有一家太谷县农业机械厂的工人。山西大学位于太原市，那位老师夫妇两地分居，当时也非常困难，他的老婆没有工作，靠在地里帮人家干点零活，并且在家里喂两口猪过活。他们有两儿两女，大女儿红红年纪比姐姐大一两岁，常和我和姐姐一起玩。红红他们几个小的时候穷得大冬天都没有袜子，脚后跟总是冻得如同胡萝卜。白天红红的妈妈要到地里干活，叉猪食的活全部落到七八岁的红红肩上。每次我母亲看到红红叉猪食，都跑去给她帮忙。红红的妈妈因为生活艰难，干完活以后回来看到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总是又急又气，经常一边哭一边把这几个孩子挨个打一遍。当时我才三四岁，刚刚学会说话，看到红红她妈打红红姐姐心里很是生气，于是跑过去教训红红妈妈。红红妈妈看到这个跟凳子一般高，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小人儿也居然一板一眼地来跟自己讲道理，哭着哭着，忍不住笑了，也就不打孩子了。红红家里几个孩子都挺争气，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其中红红考上了北大。当时还在“批林批孔”，地方上对人们的管束比铁Z局要紧得多，那个农机厂工人每天晚上要学习、批判、开会到晚上十点多快十一点才回来，回家时老婆孩子都睡了，自己喝两口冰凉的红薯小米稀饭也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就要上班。这就是那时中国老百姓过的生活。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一、短缺时代

　　如果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政治迫害、户口歧视之外，还有什么让人刻骨铭心的，那就是无所不在的短缺。“短缺”二字对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是非常陌生了，今天的年轻人除了缺钱，感觉不到什么物资的短缺。是的，最珍贵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东西，平时人们只看得到金银珍贵，但没有人去多想，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和到处流淌着的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才最珍贵，如果没有空气和水，多少金银都是无用的。然而在那个时代，基本生活物资的短缺是家常便饭，影响到了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当然，高高在上的官僚另当别论）。为此，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匈牙利，有一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专门研究了这种现象，还写出了一本《短缺经济学》。

　　在取得了“年平均增长12.5%”的“巨大成就” 二十多年以后的七十年代，我国人民的生活仍然极度贫困。当时的粮食供应是根据不同工种来的，重体力劳动如铁工、木工就多一点，脑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的就少许多。当时我父亲定量是四十五斤，母亲只有二十多斤。供应的粮食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粗砺得难以下咽的玉米面和高粱面，故而吃上一顿纯粹由白面做成的馒头，都成了很多人家难以实现的梦想。副食供应更差，每人每个季度定量仅供应肉五两（二百五十克），食用油五两。不但粮食和肉类和食用油要定量，连布、糖、蛋，甚至豆腐……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也要定量供应。而农村户口的家属，却是连这一点可怜的供应也是没有的。

　　时至今日，我常看到有少数人回忆以往毛泽东时代“幸福生活”时还经常念叨说，那时猪肉几毛一斤，粮食几分一斤，没有从当时经历过来的人乍听起来确实感到挺便宜。可这些人独独“忘记”了，这个价格只是理论上的价格，或者说是基本上不存在的价格。因为，当时只是按定量供应发放票证，如果没有这小小的票证，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些东西。而一个月一两、二两的猪肉配给，不到一两的食用油，如何满足老百姓生活的基本需求？当时中国老百姓不仅收入低，而且就这么可怜的收入也并不能购买到可以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用品，这为以后发生通货膨胀早已打下了基础。

　　近一些年以来，随着对出版控制的放松，一些能够真实反映中国老百姓真实生活情况的统计数据被披露出来，下面我就摘录一段： 一九七六年，人均占有粮食381斤，低于1952年395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低28斤；食用油为3.2斤（平均每月2.66两，每天0.88钱），低于1952年（4.2斤），比最高的1956年5.1斤低1.9斤；棉布23.6尺，低于1956年（25.9尺），比最高的一九五九年低5.6尺。人均住房面积，则从1952年的4平方米下降到一九七六年的3.2平方米。（「注」资料来源：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一文，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看到这些少的可怜的数据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当时中国这个官僚队伍庞大的国家里，身居高位的官僚们，比一般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几乎不用任何限制的配给份额，因此普通老百姓享受到的东西比这些统计数据反映得还要少。这就是那个时代经济“每年增长12.5%”的真相。

　　铁Z局作为一个大企业，是工人阶级中排名最靠前的“铁老大”，特别是与当时特别短缺的铁路运输方面关系密切，单位也有不少运输汽车，因而在物资供应方面享有比一般地方单位好得多的待遇。当时，单位有个供应段，专门有采购员在过节之前从外地运来一些生活物资，缓解物资匮乏的情况。有时从东北运来一些大米，有时又从四川运来一些猪肉，有时又从青岛运来一些带鱼。八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竟然运回了价格昂贵的鲳鱼。那时还很少听说什么冰箱冰柜，因此生鲜猪肉一般过年天冷的时候才会有，物资运来以后，往往是先按记账方式分发，等节过了以后才挨个收钱。每当当地老百姓看到铁Z局发放物资时的热闹情景，无不嫉妒得要死。

　　一九七六年，随着大刮“批邓”风，国民经济又开始下滑，特别是交通运输不畅。体现在老百姓那里，就是物资供应极度紧张。一九七六年元旦，太谷县街上竟然没有一处卖肉的。除夕下午，我的父亲和几个工人在街上转了一大圈，(三*五*网-整*理*提*供)无功而返。想着过元旦家里却没有一丁点肉，不禁心急如焚。其他几个工人郁闷地回家去了，我的父亲不甘心，又来到处机关院内。一走进处机关大院，就发现一大群人围在一辆解放汽车旁，人声鼎沸。原来，供应段刚刚从外地运回了一车猪头。我父亲一看人太多挤不进去，就对卖猪头的工友任××大喊一声：“老任，帮我留个猪头！肥一点的！”任师傅是父亲的老相识，听到以后就从车上挑了一个大猪头，放在自己柜台下面，等到人散去了，我父亲才拿回家。

　　一回到家里，正看到我的母亲坐在家里发愁：快过节了，什么食品都没有。此时一见父亲提着那一个猪头回来了，顿时非常兴奋，一家人算是过了一个有肉的元旦。
　　到了一九七六年春节，我父亲为了买上定量的二斤豆腐，从早上四点排队一直排到下午才买到，把豆腐放回家，又排队买肉……买回的都是瘦肉，因为肥肉都被“走后门”的人买回去了。有人肯定会惊三地问：卖给你瘦肉还不好？我就喜欢吃瘦肉啊！不过，那时的人们既缺肉、又缺油，喜欢买肥肉解馋或者炼油，跟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那些卖肉的、卖豆腐的，简直成了上帝，不管你是大学教授还是工程师，人人都得向他们陪笑脸以巴望能弄点肥肉解馋——然而这些人非常懂得如何把自己手中的权力最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恶劣的服务态度让人难以忍受。文革时期随着物资的长期短缺，“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后来发展到“不正之风”，又发展到今天的腐败。如今父亲回忆起这段历史，吃惊地说：“人的适应性可真强，当时那么苦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现在想想都后怕，当时就为了吃上一口肉，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头排十几个小时的队？”

　　尽管有人说文革是为了“整腐败分子、特权阶级”，但实际上那个时代照样有腐败分子、特权阶级，而且为数不少。虽然从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能与今日腐败分子、特权阶级同日而语，但是与当时的普通工人相比，干部们的生活就是强得多。那时的白糖异常紧俏，平时根本就见不到，一般人只能以糖精代替。然而，我的父亲就曾亲眼见到，单位头头们家里的白糖放得时间太久而变质，竟然被白白扔掉。此外，头头家里还有不少上海产的巧克力奶糖、麦乳精、名烟名酒等等，这在普通工人家里是根本见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