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短缺，一段时间里，全国一度“八亿人民八部戏”，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见不到什么文艺作品倒是真的。即便偶尔有几部文艺作品，也是硬套“文革”公式，贯穿“两条路线斗争”，无论是描写大庆油田的，描写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还是描写农村的，除了环境变变，情节、人物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我在上大学时候，买了学校处理的图五馆藏的几本五，其他几本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一本叫《南京长江大桥》。这几本五尽管描写的事情不同，但里面的人物和情节却是一样公式化：一个存在糊涂认识的老革命，一般担任正职；一个苦大仇深的造反派，虽然不担任很高职务，但革命路线站的稳，在工人或农民里威望很高，一呼百应；一个走资派或者阶级敌人，一般担任副职，副总指挥、副厂长之类角色，总是搞破坏，甚至执着到了冒着生命危险搞破坏的变态程度；一个头脑简单的革命群众，特别容易被坏人蒙蔽，被教育后又幡然悔悟，又变成特别坚强的革命战士。这类“文艺作品”情节大体相似：阶级斗争特别复杂，坏人隐藏很深，除了火眼金睛的造反派以外谁也识不破，造反派觉得困难时都在半夜学毛著，学着学着豁然开朗，于是往往站到窗前，推开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窗外万家灯火”。结局千篇一律：坏人想尽办法破坏，最后狗急跳墙，结果被造反派带领革命群众抓个现行；老革命受到教育，头脑简单的群众获得成长。人物也没有个性，只有“好”与“坏”的面具和标签。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二、也有值得怀念之处

　　不过，那个时代治安倒是很好。一九七六年春节期间我们家两次遭了盗窃，小偷别的什么都没动（不过，除了那台收音机以外，当时也是一贫如洗的我们家也的确没什么东西值得偷），只偷走了放在桌上的两盘饺子。虽然父母为这两盘饺子的丢失也心疼（那可是来之不易的细粮和肉啊！），但想到那个小偷定是家里连过年的钱都没有了才会铤而走险的，因此反而可怜起他了。另一次，小偷在大年三十晚上偷走了家里挂在外屋的一块肉。那个小偷定是个走投无路的老实人，当时家里买了两块肉，一块大一点，新鲜一点；另一块小一点，不太新鲜了。山西冬天外边冷，屋里暖和，为了保鲜就把两块肉挂在冷一点的外屋。小偷只拣那块小一点的肉偷走了。我父母发现后，不但不骂那个小偷，反而感叹，那是一个好人。

　　我三、四岁时父母每天上班，就把我和姐姐锁在家里。那时也没什么防盗网、防盗门，调皮的我就把窗户玻璃上的钉子拔下来，跑出去玩。姐姐不敢跑，我就独自上街。有一次我自己跑到离家好几里外的电影院去，人家不让进，我就在门口玩起来。等到中午父母回家不见了我，急的发疯，全城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后来邻居跟父母说我临走时跟他们说了句“影影”，于是父母猜我会不会跑到电影院了？等心急火燎地到了电影院，看到我正在和几个小孩坐在地上玩呢！还有一次，父亲跟母亲说要随单位文工团去“七五三”兵工厂调演，他们说话时我听到了，知道又可以吃上些肉啦，就自己跑到去那“七五三”兵工厂的必经之路旁等着，等到父亲单位的大客车来到这条路上，大家异常惊讶地发现了我，于是我就上了车，吃上了一顿大肉——当今，就是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让自己的小孩这样单独行动。

　　那个时代还有一些值得留恋的地方，比如说公费医疗。七十年代，父亲的一名姓赵的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转送到北京的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一直到痊愈。还有一位段姓工人，一九七二年因为肠癌被送到上海铁路医院，开刀后截去了一段肠子。但是由于肠道缩短而导致吸收很差，人饿得不成样子。后来单位又把他送到上海铁道医院，植入了一段动物肠子，手术很成功，至今还健在。还有一位姓苏的工人，一九七六年脑部因绦虫孵化而导致腹水压迫视神经失明并经常性昏厥，转至上海铁路医院植入永久性水泵（国产），抽出腹水后眼睛复明，一年后水泵坏了，又送到上海铁路医院植入美国进口的永久性水泵，健康存活了十七年，也是分文不收。

　　虽然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农民没有公费医疗，但当时的医疗费用是非常低廉的，一个感冒之类的疾病，一两块钱就治好了。而且那时医生的职业道德非常好，例如我的姐姐出生时我母亲难产，那样的情况医生也不用产钳（用产钳容易导致胎儿畸形），而是慢慢地用宽布带子一点点往下勒，前后折腾了好十几个小时。结帐时，仅仅花了十二块钱。此外，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医院也是先救人，再收钱，有些确实没有钱的，也就算了。那时的人们尽管穷，但很少有从事坑、蒙、拐、骗、抢的。因此，建国后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从三十五岁提高到六十七岁，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经济建设搞得不错，但人均寿命却基本没有提高，甚至已经不及斯里兰卡等贫穷国家。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再看看“医疗产业化”的今天：据《××晚报》报导，一位七岁的小男孩三年前由于阑尾炎引起的肠粘连而动了造瘘手术，将其两截小肠留在体外进行排泄引流。由于无钱进行第二期手术，三年多来，小孩的肠子一直挂在体外！看了这个报导，不知读者有什么感想。我本人可以断言：我刚才列举的三位普通工人，如果在今天恐怕没有一个可以幸存下来，因为他们和这个小男孩一样，没有钱。——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生存状况，一些人反而又怀念起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好三怪的呢？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三、“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前面提到过，我的父亲参军以后，就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转业后又在开封市文化局工作，也是搞音乐。以后虽然当了工人，但在音乐方面水平还是有的。因此，我的父亲就被吸收参加了铁Z局的宣传队。此时的中国，正在刻意营造“莺歌燕舞”和“形势大好”的氛围，来证明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胜利的、必要的。各个大企业、机关、学校、厂矿、军队竞相办起了宣传队，每天唱来跳去，营造歌舞升平的气氛。

　　铁Z局是大单位，吸收参加宣传队的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或者在文艺方面有些修养的工人和干部，里面也算是人才济济，还有许多名人之后。例如前面提到的老作家魏巍的堂侄魏××，还有黄炎培的外甥王××等一些人。这些人大概也是受了家里文化氛围的熏陶，人人都很有两下子。
　　在宣传队里，由于我的父亲不仅作风正派，技艺精湛，而且在指导年轻人时非常耐心细致，因而他赢得了同事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尊敬。直到二○○三年，父亲得癌症以后，他当年在宣传队的两个同事龙××和夏××来我家看望他时，还一起回忆起在宣传队里的那些日子。那个时候，他们二人还是二十多岁正当年，现在也都是快退休的人了。席间，他们还动情地唱起了当时在宣传队里唱的那些歌曲，还包括当时不许唱，他们偷偷唱的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

　　当时的铁Z局宣传队全名是“铁Z局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顾名思义，是专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那时，也不许演别的东西，天天排样板戏，从《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到《龙江颂》，几个样板戏都演过。实事求是地说，几个样板戏从舞美设计、唱腔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都不错，应有相当的艺术成就。但那时就这几部戏霸着舞台，古今中外其他优秀曲目都不许演，实在是太黑暗了。八个样板戏用传统演法演腻了，观众也看腻了，就来个“革新”，搞《钢琴伴唱红灯记》或者《交响乐沙家浜》。当时的报纸也是通篇造谣，说什么“贫下中农一听到《钢琴伴唱红灯记》，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注」见当时《人民日报》）我的父亲当时曾经到很多地方去演出过，别说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贫下中农，就连一些小县城，都没有一架钢琴，哪里谈得上“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呢？

　　后来我父亲他们还参加了一次在太谷县延风剧场举行的文艺汇演，全县几十个单位都来了。人数虽多，但内容单调乏味，每个单位都只许唱《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和《国际歌》等几个。唱来唱去都是这么几首歌，不一会人们就烦了。等父亲他们的节目演完以后，后面还有二十多个单位没唱呢，父亲一算时间，结束要等到后半夜了，于是就和一个工友商量着回去算了。两人来到剧场大门，发现大门居然被锁了，不让出去。于是二人就在剧院院子里转悠，看见后面有个铁栅栏门，也锁了。二人只好做了一回梁上君子，从铁门上翻了出去。

　　在那一段，我的父亲还被安排参加拍摄一条假新闻。那新闻的题目叫做《铁Z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群众文艺工作搞的好》。我父亲在这则“新闻”里边，装扮成一个到群众中采风的“文艺工作者”。为了突出气氛，那个记者让我父亲穿上借来的一身中山装、弄副眼镜戴着，尽管当时我父亲眼睛既不近视、也不花。此外，我父亲还必须背着手风琴。拍我父亲从面包车里下来的镜头连续拍了好几次：每次下来，和“群众”握手；由于记者不是很满意，于是父亲一行重回车上，再下来，再和“群众”握手……直到记者满意为止。本来父亲和扮演“群众”的工人都是熟人，可偏偏还得假装成不认识。接着拍“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交谈的镜头，根据记者的安排，父亲必须拿着一个小本本，不断地边听边记，还得不断点头表示赞许。其实父亲完全是胡写乱画，而“群众”则对父亲说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反正根据记者的安排，张嘴就行了，解说员早就定好怎么解说了。后来，单位还组织工人收看这则“新闻”，扮演“主角”的我父亲去都没去。这就是中国“新闻”的真实面目。

　　一九七五年，我父亲随宣传队到某军分区去汇演。演出中间，不该我父亲上场时，他就从军分区礼堂溜了出来。这时，恰好碰到接他们过来的那个军分区司机从一辆小轿车上下来，我父亲给了他一根烟，二人聊了起来。由于我的父亲年轻时当过兵，二人聊得很是投机。聊着聊着，不知道怎么聊到军分区的领导们身上去了，那个司机告诉我的父亲，说这个小小的军分区竟然有十二个副司令员，平时都不怎么露面，一到争待遇、争小车时就都出来了。刚才他又跑了一趟，就是送一个副司令员的女儿到大学去的。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两年，我的父亲忙着到处汇演，两年间在外调演、排练时间几乎占了一大半。当时父亲单位虽然天天都要上班，但一般都没什么活干，即便有，也都是在磨洋工。偶尔有几个特别忙碌的，肯定都是在利用公家的设备和原料忙私活，比如用整块的不锈钢磨成菜刀，用钢丝造弹簧给自己家沙发上用。看到领导来了，就把私活收起来，装成干公家活的样子。不仅是他们单位，当时父亲他们去汇演的不少单位都是这样。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四、公元一九七六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正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前夜。元月八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动乱岁月中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他的逝世顿时使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的父母也身戴白花和黑色臂章，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总理而流泪。七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