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由舰长井上良馨少佐指挥的日本军舰“云扬号”在去往中国海城牛庄的路上途经江华岛，井上良馨乘坐的小艇为要求饮用水补给靠近了江华岛，受到江华岛上的朝鲜炮台炮击。小艇立即归舰，“云扬号”上的舰炮对江华岛炮台进行了报复性还击，舰上的陆战队也登陆，放火烧掉了朝鲜军三座炮台，这就是所谓“江华岛事件”。
且慢，这只是日本“公刊战史”的内容。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陆军卿山县有朋在事件后的一句话揭开了谜底：这是“预定计划的实现”。日本陆海军的战史分为两类，一类叫“公刊战史”，是给大家看的；还有一类是锁在参谋本部，军令部的铁柜里，名为《XX年战史》的机密文件，那才是真正的战史。《明治八年海军战史》里面有井上良馨在10月1日写的报告书，里面清楚写明日军的武装小艇进行的是水道测量，在受到朝鲜方面警告以后反而变本加厉向汉江上游汉城方向前进，这才受到朝鲜的警告炮击的。
事件以后，日本立即派出了以参议开拓长官黑田清隆陆军中将和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井上馨为首的代表团乘着军舰就到朝鲜兴师问罪，这个井上馨不是前面那个井上良馨，那个井上良馨是海军军人，后来仕途一帆风顺，一直升到海军大将，名列元帅。这个井上馨是政治家，后来做过日本内相，外相。
经过大兵压境的谈判，日本和朝鲜在1876 年2 月26 日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通称《江华岛条约》，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几乎整个现代东亚史的起点。江华岛条约标志着着朝鲜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正式成为了大国角逐的舞台。根据条约，日本在朝鲜得到了类似于“租界”似的居留地，日本产品在朝鲜享受了免征关税的待遇。
《江华岛条约》的关键要害在于其第一款：“朝鲜国自主之邦, 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一款在现在看来貌似公平，很符合“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准则，但当时可不能这样解释。朝鲜是大清的属国，日本要动朝鲜的脑筋首先遇到的就是和大清的关系，1876年的日本，还没有完成和大清进行一场战争的准备，它只能想法子在大清和朝鲜之间打进一个醋樱龊梅ɡ砩系淖急敢杂雍痛笄宓淖詈笾苯犹啤�
大清知不知道这件事？大清知道，朝鲜将这件事知会了清廷，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甚至直接向总理衙门提出了“派员和中国官宪前往朝鲜”的试探，但被总理衙门以“向无此规矩”为由而拒绝。清廷，或者说李鸿章本人并不愿意过多地插手这件事。这倒不是大清已经山穷水尽顾不了属国了，大清虽然输了鸦片战争，向英国割让了香港，又经过长毛之乱，元气大伤，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但在外表上还是挺光鲜的，起码在东亚这一块，还没有人敢来起哄架秧子。
但李鸿章只求自保，不想多事。既想当宗主国，又不想看到日朝之间爆发战争，因为李鸿章还记得丰臣秀吉侵略日本，最后使得中日朝三个政权下岗交班的历史。所以他主张“当由朝鲜自行主持”，实际上是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李鸿章的思想就是数千年来中央帝国的只求示威严于夷狄即可的传统思想，李鸿章虽然认识到了已经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大清面对着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但是并没有必要时要用战斗甚至是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思想准备，特别是对日本这个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葺尔小国”的岛国。
这也不能完全怪李鸿章消极自私或者妄自尊大，得到大清的制度里去找原因。
大清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已经面临着被时代淘汰的命运，如果大清还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话，不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搞一个彻底的改革是不行的，可是以西太后为首的大清朝没有这个认识，也没有这个愿望，还没有这个决心，更没有这个能力。
大清的问题在表面上看来是列强袭来，纷纷要求割地赔款，但解决方法不是买几支洋枪，几门大炮，几条军舰就能够混过去的了。大清的问题出在了统治政权的概念上。所谓大清，只是爱新觉罗家族，确切地说是皇上，或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更确切地说，是西太后的私产，与别人一概无关。即使李鸿章大人顶着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也只不过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一介奴才，只要爱新觉罗家族愿意，随时可以让他滚蛋。
打个现代社会的比方的话，李鸿章就仅仅是个承包商，他承包的是朝廷或者说是西太后的安全，这个承包商的工程设备就是那支北洋新军和北洋水师。所以在任何时候李鸿章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他作为承包商的地位的是否稳固，当然这个稳固取决于它的客户公司——大清朝廷的不会破产和支付能力，但是对于李鸿章来说，他本人经营的承包公司的不会破产问题更加重要。这样一来李鸿章及其清军在以后和甲午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就很容易解释了。割地赔款其实与李鸿章及其承包公司无关，那是李鸿章的客户公司，大清朝廷的事。所以李鸿章所作的一切，都不是在为了那个朝廷，更不用说是那个还不存在的国家，而是在他的公司打算。而大清朝廷上下，则因为防卫的责任已经由李鸿章承担了，一旦出事，只是按照契约合同追究李鸿章及其手下的责任，这个国家到底怎么样了，或者说爱新觉罗家族的财产损失是不会有人关心的。
但是日本呢？日本从十九世纪60年代末开始明治维新，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召开了由众议院和贵族院组成的议会，实现了在君主立宪制的国内政治统一和安定，开始了富国强兵。虽然还很落后，但在政治上日本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了。到1892年，日本的对大清（包含香港）出口额达到了1965万日元，占日本全部出口总额的21.5%，比1884年增长了三倍。而从中国进口的光棉花一项在从1887年开始的五年内就从82万日元增加到了7.5倍的600万日元。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清日之间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大清商人手中，日本商人仅仅是三井物产在上海和天津开设了两家支店而已。
和所有国家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纺织业就是产业资本的代名词。日本从1887年开始的五年中，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扩大了五倍，生产量增长了九倍，纺织品的生产效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所有新兴的国家一样，当时的日本拥有的是最新式的设备，但却有最低廉的人工。比如一捆20支棉纱，在印度制造成本是17.76日元，而日本只需要11.03日元！
但是1894年上海的市场价格却不是这样，上海市场价格是印度产棉纱94.54日元/捆，而日本产棉纱是97.2日元/捆，日本产棉纱没有竞争力。这是因为日本产棉纱要加上4.01日元的棉花原料运费和被日本海关课去的棉花进口税和棉纱出口税总共4.90日元。在日本采取了减免进出口关税以后日本产品还是无法与印度产品竞争。
日本产业资本把目光放到了在上海直接设立棉纱厂和纺织厂上面，1887年日本第一银行头取（董事长），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涉泽荣一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被清朝拒绝。当时的驻清公使盐田三郎主张无视上海道台，“模仿其他外国，尽快安装机械，着手实业”。但被外务省以“不应该无视各国与我国的邦交强弱而随意裁量”的理由否决。三井物产只好迂回通过和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一起出资在上海办厂。
形势就是这样，日本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急切地需要着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广袤的中国大陆怎么不让日本的产业资本垂涎欲滴？但是日本人都知道，要进入中国大陆，一定要征服隔在中日两国之间而又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
这就是日本人制造“江华岛事件”和强迫朝鲜朝廷签订“江华岛条约”的经济社会动力。
(七)
江华岛条约签订以后，日本产品大举进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上流通的中日产品的比率，在1882年时是87比13，而十年后的1892年这个比例变化到了55比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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