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岛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1877年，日本在元山，1880年在釜山建立了“特别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内的土地只准日本人租借，居留地内的行政权力由日本政府代表掌握，适用日本法律，丨警丨察权也由日本人掌握。这些“特别居留地”几乎就是日本领土的延长，朝鲜主权的被侵犯，尤在中国的“租界”之上。进入这种“特别居留区”的是以三菱会社和大仓组为首的各大小财阀，他们利用免交关税的特权，进口英国毛织物，火柴，套取朝鲜通货进行投机，给朝鲜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商人在朝鲜半岛囤积粮食并将其运回日本国内以解决食粮不足问题，使得朝鲜半岛的米麦价格上涨了两到三倍，在不少地方造成了饥荒。
　　日本人在朝鲜从事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提出了租借釜山港口的绝影岛以供军用的要求。这些所作所为很自然地刺激朝鲜人的反日感情日益高涨。韩国的儒生们一直在鼓吹的“卫正斥邪论”也就更加广为传播。朝鲜国王高宗李載晃的生父，被外戚闵氏夺取了权力的大院君李昰应正好利用这种形势，交通儒生，又联络了被日本式军队夺取了地位的旧式军队于1882年7月23日发动政变，赶走了闵妃，重掌了政权。政变军队杀了堀本礼造少尉等7名日本军事教官，并且进攻汉城的日本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往现在叫做仁川的济物浦，由英国军舰好不容易救走。是为“壬午兵变”。
　　但是朝鲜的那个大院君其实是个只会惹事生非的政治文盲，他发动了政变，以为逼着儿子交出了政权就大功告成了，完全没有想过日本和大清会作出怎样的反应，甚至连儿子高宗的妃子閔玆暎闵妃会怎么做也没去想。

　　朝鲜李氏王朝的明成王后闵妃在朝鲜半岛受到极高的崇敬，闵妃实际上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并不是闵妃富有政治才能，而是她的丈夫高宗实在是一个沉溺于酒色，醉生梦死的家伙罢了。像这次政变的导火线就是朝鲜朝廷拥兵不养兵，实在混不过去了就用些掺了沙子的稻谷来敷衍而生出的兵变。但拥有良好的政治嗅觉的闵妃在兵变之前就逃到了袁世凯的兵营请求保护。
　　收到花房义质公使报告的日本政府反应非常迅速，7月30日立即向朝鲜派遣了高岛鞆之助陆军少将率领的步兵第11联队的一个大队和海军陆战队共两千人的大军和仁礼景范海军少将指挥下的四艘军舰，护送着花房公使又回来了。这两位少将也很有意思，后来全做到大臣。高岛鞆之助后来在松方正义内阁中作过陆军大臣，官至中将；而仁礼景范的十年后做到海军大臣，官拜海军大将；这都不算牛，最牛的是那个步兵少佐的大队长，居然是后来做到元帅陆军大将的寺内正毅。
　　8月1日，陆军卿代理山县有朋又下令动员东京和熊本的两个镇台，在熊本编成混成旅团，同时动员了运兵船，准备随时增援。
　　苦主上了门，这大院君该着急了吧？不，他没着急，因为李鸿章也派了吴长庆带了三千人在三艘军舰的护卫下到了汉城，和日军对峙上了。
　　朝鲜长期以来处于中国的属国地位，但又不完全是现在国际政治学上的殖民地概念，而是一种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一般不会被宗主国来干涉其内政的自治属国。李鸿章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方式的缺陷，想改成更加参与的半直接统治。李鸿章已经认识到了日本之所以还没有对朝鲜提出领土割让，矿山权利和内地通商的要求仅仅是因为大清正在考虑要不要直接驻兵。因此为了今后继续维持朝鲜，必须在朝鲜半岛常驻大军，扩大海军实力和掌握朝鲜的军事外交权力。这次派兵基本上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而不是做大院君的保镖来的。
　　所以此后的处理让花房公使措手不及。当时的外务卿井上馨有点顾忌列强干涉，主张先谈判，谈判破裂以后再开打，在花房公使向高岛，仁礼这两个陆海军少将确认：“弄不好要动手，你们打得过清军吗”的时候，两位少将拍着胸脯说：“如果交火，肯定胜利，你只管去谈”。
　　可是谈判已经对手没了，吴长庆按李鸿章的意思，把大院君装上军舰送到天津关了禁闭，这一关就是三年，连他儿子朝鲜国王高宗亲自求情也没用。这边闵氏家族重掌朝政，朝鲜看起来还是控制在大清手里。
　　有关善后的谈判在大清没有派人参加的情况下在济物浦（现在的仁川）进行。日本提出的割让对马海峡的战略要地巨济岛和海参崴对面的忧陵岛的要求在朝鲜朝廷大势已被大清掌握，而且美国也派出军舰调停的形势下没有实现。朝鲜付出了55万日元的赔偿金以后还是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承认了日军在汉城的驻兵权。
　　为了与之抗衡，李鸿章把长驻朝鲜的兵力增加到了三千人以压制护卫日本公使馆的一千名日本陆军，1882年和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再次确认朝鲜是大清属国，并派马建忠和德国人顾问穆麟德赴朝掌握通商，外交和关税，提供武器以将朝鲜军队改编为大清式的新军。
　　但是这些做法既不彻底也为时已晚。

　　日本人从这次壬午兵变得到的教训是：他们在朝鲜问题上无法绕过宗主国大清，任何对朝鲜的非分之想，只有在下定和大清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决心以后才能实现。然而他们自忖还没有这个能力，还没有下定这个决心。

　　但是这个能力对比在发生变化。19世纪的后半叶，是中华最灾难深重的年代。壬午兵变的第二年1883年，法国出兵中国的另一个属国越南，并且同时攻击了云南，法国海军还攻击了福建，台湾，浙江，控制了台湾海峡，占领了澎湖。
　　日本人把这场清法战争看成天降良机，1884年9月9日，自由党总理（总裁）板垣退助面见法国驻日公使萨奎其，要求法国提供100万美元作为他们在朝鲜搞政变以配合法国人在安南行动的活动资金。那时日本政界全体一致，八仙过海地想在朝鲜策动政变。参议伊藤博文怕被自由党抢了头功，干脆自己上阵，指挥《汉城旬报》主笔井上角五郎和朝鲜独立党的金玉均，朴泳孝联系，具体策划政变计划，并通过驻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把朝鲜在壬午兵变后付出的55万日元的赔偿金中的40万元交还给独立党人作为政变资金。
　　当时朝鲜除了这个主张独立的独立党之外还有一个由闵氏家族的闵泳翊领导的“事大党”，“事大”这个字出自《孟子》的“以小事大”，那意思是小国应该跟着个大国，像韩国这样的小国就应该跟着中国这样的大国，几千年都跟下来了，现在也还是大清保险。这两个政党如同水火势不两立，互相指责对方是“韩奸卖国贼”。
　　1984年12月4日晚上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独立党人发动了政变。是为“甲申政变”。
　　那天，朝鲜国王高宗李載晃在王宫举行宴会庆祝汉城邮政局成立，韩国朝野名士，外国公使武官群集一堂。来客中突然出现了20来个刺客，在金玉均“请安静，请安静”的命令声中，将国王的亲信重臣一一杀死。这时200余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突然开进了王宫，这是汉城的日本公使馆守备队，根据济物浦条约，日本在汉城由驻兵千名的权力，但是当时在汉城的日本兵就只有200名，这次是倾巢出动了。
　　在场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站起来大声宣布：“为了防止不测事件，应朝鲜国王的要求日本派兵保护朝鲜国王的人身安全”，这时训练有素的日本兵早把警卫王宫的朝鲜兵不知道给赶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是金玉均们向李載晃国王宣誓表忠，国王也作出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和闵氏家族领导的事大党划清界限，表示从此以后重用独立党的金玉均们。
　　竹添公使又来了个“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次事件是因为独立党和事大党的矛盾激化而起，日本和这次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日本军队仅仅是应国王的要求而进入王宫”。这就有点太看不起全世界人的智商了。其实政变22天前的11月12日在竹添发给井上馨外务卿的电报中就很清楚地表示：“为了打破在朝鲜清国的优势地位，煽动亲日派的独立党发动内乱”。
　　（八）
　　井上馨向刚刚从欧洲视察回来的伊藤博文参议汇报了朝鲜局势。伊藤博文指示说：“各国对朝鲜问题都很神经质，要慎重行事。不能给人以干涉内政的印象，尤其在公开场合。朝鲜王室不能有生命危险”。
　　于是才有了11月28日井上馨发给竹添的谜一样的外交电报：“许可乙案”，这是因为除了“保护朝鲜国王”的“乙案”之外，还有一个“直接干涉”的“甲案”。
　　政变以后立即成立了以国王的亲戚李载元为首相，朴泳孝为副首相，金玉钧为大藏大臣的新内阁，这个新内阁办事效率还挺高，立即就开了会，决定了这么几条：
　　1．从此国王不叫“殿下”，改叫“皇帝陛下”，为独立国家的君主。
　　2．废除对大清的朝贡。
　　3．废除旧内阁，修改税制，废除宦官。
　　4．加强王室的透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