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大学没毕业就去了一个阿拉伯小国了。估计是嫁给那个富商的儿子。我记得毕业后两年一次同学会上我还见过她一面，当时她虽然脸色憔悴，但那一身的珠光宝气着实给大伙留下很深印象，尤其她右手中指戴着一颗硕大的淡黄色钻石戒指，令好多女同学嫉妒得佯装出笑脸上的眼睛妒意冲天。很久以后，我看香港电视一个名叫《钻石制造者》的节目，才知道那种俄罗斯人造钻石并不值钱。如果那些女同学们也知道了这一真相，不知道她们会有多开心。

　　人，包括我，都是势利的，一群拜金的，以金钱为标准衡量他人的动物，一方面想出对纯洁友谊的向往，一方面又暗藏对倒霉落魄之人幸灾乐祸心理。
　　如果对一个一心想寻求刺激、追求生活享受的女人来讲，M应该是很开心才对，她的经历太复杂了，讲出来得写出一部长达400页的书，我隐隐约约听说的就包括如下：在法国的杜鲁学校学了半年什么MBA，嫁给一个法国水管工人，搬至巴黎，呆了两年，犯了一场小精神病，离婚、去加拿大、先在多伦多一家中文报纸当记者，好象还出过一本叫做《我眼里的北美——爸妈寒心的故事》一本书，又辞工，去了魁北克，一直到今天。也不知谁把我的电话告诉给她，自三个月前开始她一直大半夜地打电话跟我倾诉还时不时让我上班时间打电话给她，境外长途太贵了，真怕公司查出来让我自己付费，左思右想，我终于提出我们用电邮联系。“好吧，每天给我邮一封吧。”

　　M也很赞同这个意见。所以，好长一段时间内，我每天查看邮件、写复电邮已成了例行公事。通过几十天的来来往往邮件，我作为一个业余的心理医生，不厌其烦地天天向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女人送去温暖的、理解的、呵护倍至的电子邮件，以图不让她的小疯变成大疯。
　　不论我们对一个女人怀有怎样的恶意，只要想象一下她多年以来的挣扎，为赢得虚荣而付出的艰辛，以及由此而发的一切辛酸悲惨的细节，怎能不油然而生成同情之感呢。在北美冰冷的冬天，阳光照得人睁不开双目，天空因没有云的遮掩使得风像锐利的锉刀一样钻进铜铁的栋梁，嚎啸于毫无人性的机器与水泥地上。如果从某处月租300加元的低廉房间的窗子向外张望，看着摇曳于风中憔悴的树木，怎又不能令那张青春将去的憔悴的脸无动于衷！

　　M的脸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只记得几年前我们同学聚会时她的样子，生活的摧残（于一个女人而言不仅是时光的流逝，还包含漂泊于外国时各种不情愿的性接受）一定会在她脸上平添许多琐细的皱纹。我绝不会象杜拉斯那样深情脉脉地自言自语说：我会爱你这张被生活摧残的脸。作为一个男性主义者，我更爱女人如花的身段、鲜嫩的面额以及松软可人的腰身。怜悯，只是出于深深的怜悯，我渐渐地象挂念自己某个失足的妹妹一样挂念她。这种关怀，发自真心，绝不是像关心他人悲惨生活的好事女人那样追求戏剧性的自我感动以及潜藏于内心深处阴狠的幸灾乐祸。

　　无论一个女人从前曾经怎样背弃过我们，欺诈过我们，我们都会象原谅一个儿童一样原谅她们，因为品质上她们的心同儿童一样易变、多思、溺于幻想。只要是看到充满她抑郁、烦懑的电邮内容，我就联想起一张被泪水泡肿的憔悴的脸，俏丽不再，娇嫩不再，青春不再……
　　我总是思念不在我身边的女人，她们的芬芳只有是过去时和将来时以及在虚拟语气的状态下才会令我怦然心动。
　　也许是在国外当过一阵子小报记者以及出了一、两本书的缘故，M的书面表达比起大学时代来要强上百倍，她的英文写作也是流畅、自然，其间不时点缀的法文短语更让我神驰不已。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有点才华）在半疯不疯之间所洋溢出的天才令人叹为观止——压抑的情感与思想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咆哮而下，期间虽经无数凸折跌宕，最终如高屋建瓴，恣肆从容，令人拍案。

　　批批啪啪，我急速敲击的手指，在有些时候完全是翻动嘴唇的代替物，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回复着一个女疯子接近谵妄的思想。话题太驳杂了，从童年时代有关透过红蜻蜓的羽翼引起的梦幻到我和她初次肌肤之亲时隐约的不快到巴黎圣日尔曼教堂的破旧台阶到魁北克省的语言警察到纽约唐人街早茶油腻的味道到梵帝岗大教堂米开朗基罗圣母腿上的耶苏到摩纳哥赌场内豪华的厕所到希腊夏季44度 酷热天气下一头钻进爱琴海的清凉到大学时代食堂里炒白菜的难以下咽到第一次出国坐国际航班内心的不安与兴奋到与外国人性接触怪异的感觉……无所不谈。

　　出于男人微妙的性心理，我小心谨慎地总想知道她与外国男人在一起的性感觉，犹豫半晌，我在互联网上找到上海女作家卫慧的作品，下栽了几页阿慧有关外国大老二如何填充她的身体使她欲仙欲死如同和整个世界男人做爱那种感觉等如何如何的内容，传输给M，想听一听她的反应。
　　“……我对这段文字感到恶心，”M在电邮中写道。“这只是卫慧看到外国黄色带凭借相信出来的意淫。实际上，我作为一个中国女孩，本能上对西方人有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厌恶，他们臭奶酪一样的体味溶和了很烈的古龙水也挡不住，多毛的胳膊那种拥抱很不舒服，做爱时，西方人出的汗粘乎乎似乎汗里面也充满了肉腥，当然，有关SIZE方面，西方人稍大一些，而且是一种软而大”，她在SIZE和软而大几个字下面用了下划黑线，这一点轮到我困惑了。

　　我估计，卫慧看到这段文字时她也会象我一样困惑不已。好多时候，我如同读一本令我入迷的书一样，沉迷在M白日梦一般的娓娓自述里，自己也成为她的一部分，体会她的辛酸、欢乐、痛苦、渴望、忧愁以及挣扎之时身体的痛楚感觉。很难说她在国外近十年的漂泊和我多年来南方蟑螂一样卑贱的生活哪一样更好一些，或许出乎同病相怜，或许从前有过那么短暂的爱恋，总之在这些互相向对方剖析内心的日子里，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好感，一种接近于爱情的怜惜感。

　　有时回首过去，就会发现经过时间的沉淀，那么多机心、那么多势利、那么多目的性极强的关系仍旧给人造成伤害，而那一点一滴的温存、哀怜、真心也仍旧让我们流连和感动。
　　势利的年代里面，还能剩下多少的不势利呢？
　　出国的势利症，在好大一段时间内，频频发作。这些年，蝗虫一样，一帮就读于各国克莱登大学的学子们纷纷回国报效，既逃过了饿死在异域的命运又能获得报效祖国的好名声。在国外那些年艰辛屈辱的生活，养就他们左右逢源的好本领，个个都会说一口流利的送外卖时练就的伦敦音、纽约音、波士顿音、爱尔兰音、费城音、悉尼音、惠灵顿音、开普敦音，哄那帮在企业主持工作曾经上山下乡吃过地瓜干梆子面并正在努力花钱买EMBA文凭的老中年人们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几年来，作为国内最早的英文翻译之一，我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去天天神游故纸堆，云山雾罩，每个僻涩的单词都逃不出掌心，词汇量大增。有时候，我有机会被通知列席与洋鬼子、假洋鬼子们的会议时，常能为那帮在国外边送外卖边读大学的龟孙子们矫正个“对冲基金”、“衍生产品”等词汇的正确译法，也能把几位洋博士口译的“梦修斯”归正为“孟子”。特别有一次，一个号称正在英国牛津商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中年骗子陪同印裔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来公司参观，老小子连derivative都译不出来。他前两句还想糊弄过关，根本不把derivative一词翻出来，不料印度老头子说上瘾了，一口一个derivatives，我只能冒昧地在旁提醒那负责翻译的牛津博士derivative是“衍生产品”――当时，老小子脸一红眼一瞪，凶神恶煞有吃我之态……

　　每次，当我看到我研究生时代最好的哥们拖着一大堆吃食和国内电视剧的影碟蹒跚而去的背影的时候，看着他登上去美国的飞机，我心中总是涌现出一种深沉的怜惜。
　　我的崇洋媚外势利病，就是这样被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们治愈的。
　　当下所有的势利传布，空洞而贫乏，无论是从道德方面考虑还是从教化方面着眼，似乎都未可厚非。人们之间的往来话语，全部含混不清，甚至沟通的语言都陷入混乱迷茫中，昔日那种心灵之间的充溢和满盈的快乐，早已遭到无情的抛弃，人们相互间基本的理解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无法避免的解体过程中，无论是友情、亲情抑或爱情，都在异化中朦胧不清。
　　●“精英崇拜”社会的势利病

　　从宏观角度观察，当代社会的势利，与昔日社会的势利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
　　最早对人性中势利因素做出历史性判断的，当属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这些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