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皇室和贵族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其缺点，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也有一些乐趣，是现代人难以想见的。由于从来没有构想过另一种社会形式，每个人仅仅了解他自己的身份，而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绝对不会产生和自己的上级或主人平起平坐的期望，因而那时的人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有任何怀疑……他们相信一切都是天定，他们只能接受……尽管不同阶层人民中间的命运如此迥异，但各个阶层之间并无恶意。”

　　所以，在那样的社会中，底层人民和各个阶层的人都能享受一种安天乐命的宁静感觉，很少有改变自身命运的焦躁感和紧迫感。
　　正是所谓“民主”的潮流兴起后，舆论突变，平等的概念风起云涌，即使最底层的人，也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爬上社会金字塔的顶尖，能成为亿万富翁、大将军或者大总统。这种盲目的乐观和过高的期望，带来的一个负面后果，就是让人群中不断产生对于他人高于自己而发的嫉妒和仇恨，进而使得人们变得沮丧和消沉，产生对自我身份的无比焦虑。

　　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来讲，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其实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帝王成黔首，城头变化大王旗。从此，先前安贫乐道的平民阶层开始莫名的躁动：既然土匪头子们都能割据一方，我们为什么不能争取富贵！ 1949年后，“当家作主”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整个社会的秩序全然改观。在二十世纪火红的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浪潮，把先前残留的所有等级区别一荡而尽：教授变成了“臭老九”去扫厕所，干部变成了“当权派”被押到台上侮辱批斗，从前的所有“高级人物”都要坦白认罪，身份和权力成为了“原罪”，连喇嘛、和尚、道士也被剥夺了他们传统的宗教外衣，沦为新时代的“贱民”。也正是在那个不破不立的年代，贵族、特权，等级，以及所有曾经在中国社会曾经发生过正面效应的温情脉脉的因素，皆被扫荡无遗。

　　社会等级和阶级的藩篱，从那时起全部被拆毁拆散了。从理论上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其实呢，这也埋下了一个祸根：所有底层的人或者从事底层劳动的人，都再不会安于他的本来身份。在追求平等过程中，日渐产生了骇人听闻的不平等。
　　在全然商品化的年代，这种地位和身份的焦虑，最终达致病态的地步。如果听到哪个同学如今的官职比自己高一级或者或者哪个儿时的玩伴每年比自己多挣几万块钱，人们往往心如刀绞，在哈哈的道贺和佩服声中，暗暗窜起浓浓的胃酸。
　　正是群体的比照，让我们失去了往日心态的宁和，增加了其实莫须有的不幸感，焦虑、愤恨、猜忌、烦恼，仇恨，接踵而来。特别是“唯物”的教育告诉我们，人只有今世，“来世”乃宗教的鸦片。在这样只有“今天”的生命中，人生苦短，如白马之过隙，一定要及时行乐――如此，又有谁谁能不躁动呢？
　　正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才有了我的老友明亚仁兄那种拜墓的举动，才有了我对我老梅家寻根朔源的冲动――无他，既然我们在这个崇拜精英的社会不能招人羡慕，总要找些自我安慰的东西。
　　因为，在盖茨、潘石屹、王石、冯仑等等自我奋斗、发家致富的书到处热销的时代（机场的售书点就是个最典型的群氓势利展销台），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对这些精英人物的崇拜，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狂热地步。

　　当然，最早把奢侈和财富两个概念加上正面光环的，是继曼德维尔和休谟之后的亚当•斯密。在斯密之前，基督教的道德，是“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而我们东方的儒教道德，也是很简洁：“为仁不富矣，为富不仁矣”。而恰恰是这位亚当•斯密，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富人做出了这样的辩护：
　　“无论富人多么天性自私，多么贪婪成性，尽管他们的惟一目的是为了自己捞取便利，剥削成千上万的工人们的劳动所得去满足他们所谓的虚荣，填充他们的私欲，但实际的结果是，富人和穷人共同分享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似乎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致一个并非富人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种理论，发展到19世纪，更激变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似乎作为生活林莽中猛虎的富人吞噬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连善行都成违背社会生物进化法则的坏事（赫伯特•斯宾塞）。这种广受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观点，在今天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这样的概念：
　　在我们这个崇拜成功和精英的社会中，经济的穷困和社会地位的低下紧密相联，这不仅仅是人的痛苦，而且贫困和默默无闻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在无尽欲望的驱使下，我们渴望成功，我们渴望成为名人、富人，渴望受到尊敬，于是就产生了无尽的焦虑，上演了无数出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和笑剧。

　　有时候，仅仅是不多的有时候，我们会想起启蒙哲学家卢梭的教诲：财富和地位不仅仅是占有物的多少和地位的高低，而是拥有我们渴望拥有的东西和感情。
　　这是因为，相对于人类的欲望而言，从来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所以才有“欲壑难填”这个成语。如果我们人能够满足我们现时的拥有，就会无视我们物质的匮乏，变成精神上的富翁。
　　卢梭这种曾经让我们感动的思想，现在看上去，是那么的阿Q精神，那么具有“自我气魄”的可笑性质。
　　在今天这个商品高度发达的社会，琳琅满目的奢侈品和千奇百怪的念头激发了我们无尽的欲望，让我们总是感到自己越来越穷，地位越来越低，受到的尊敬越来越少。在生活政治的食物链中，我们总想当那条最大的“鱼”。
　　意大利阴谋家马基雅维利的话听上去让人肝儿颤，但最为我们时代的精英奉为成功指引的不二法门：
　　“被人害怕，远比被人爱戴安全。爱戴，受感恩纽带的维系，但因为人总是极端自私，因此只要人们一有利己的机会，就会打破这种温情脉脉的纽带。但是，害怕，建立在对惩罚的恐惧上，面对惩罚的恐惧，永远是有效的！”
　　在这样的生活原则指引下，我们发现，当今的成功人士和社会精英中，越来越多的人不过是鞠躬和微笑抢钱的“强盗富翁”。

　　确实，我们战战兢兢的、努力挣扎的生活政治，自始至终都脱离不开“内在的自我”，也就是一种充满了渴望的个体认同。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种自我的个体认同，不再是一种形式的道德，而是对传统伦理的反叛和拒绝。这种内在自我满足感，脱离了对他人的关注，全然瓦解了道德的意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所言：
　　“考虑到传统的崩溃，‘我会成为什么’，必将会和‘我该怎样生活’交织在一起。”
　　●异化时代的势利群氓心态
　　发达工业文明带来的最大的副产品，就是它不合理的合理性。在这个时代，浪费成为一种行为方式，破坏和摧毁成为生产的动力。人们，似乎都在为了消费而生活。豪宅、高级轿车、奢侈品、大而无当的厨房用具，似乎都成为人们生活的追求和动力。显而易见的是，在这样的时代，社会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住个人，个人对社会的反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刻。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头人，马尔库塞是现代研究社会心理问题的一代宗师。他所概括出的“单向度的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象征之一。
　　所谓“单向度的人”，即是指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丧失了否定和批判能力的人。这样的人，沉溺于物质的舒适，不会去思考如何超越和改变自己的生活。因为，当代社会，发达的科技和工业，使得某种新型极权社会得以产生，人们心中固有的反抗、否定、批判的能力，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完全被压制，社会，也自然成为“单向度”的社会。

　　从某种表面的现象看，无论是美国的黑人、东莞的工厂主、英国的金融家，还是曼谷的白领阶层，似乎都能拥有类似的生活，都能享受到汽车的便利，都能去“别处”去看风景旅游。乍看上去，昔日的高层文化和底层文化的分野界限几乎全部泯除――所有这些，都要拜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所赐。人们的全部私人空间，都被电视、电脑、电台、电影、以及各种媒体软性地强硬地加以灌输，似乎人人都不必为生计发太大的愁。科技是那样日新月异，人们处于某种特别舒服的状态，甚至连战争中的杀人也像电子游戏那样轻松――在几千公里以外，按下导弹的发射按钮，敌人蜷缩隐藏的坚固堡垒以及灰飞烟灭……

　　如此“美好的生活”的虚幻下，反叛和反抗确实让人觉得怵目惊心，难以忍受。但是，在大规模、集团性流水线生产的今天，人类的精神病症日益严重。沃克在他《关于自动化的工厂》一书中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