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沉寂的余秋雨先生，6月因为含泪劝告地震灾民不要请愿、不要被反华媒体利用成为公众焦点。9月，两地政府分别送来礼物：先是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的老宅正经有关部门上报申请成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随后上海市教委在上海戏剧学院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对于故居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余秋雨先生多半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已经易主的老宅，正是由他本人买下转赠当地政府；对于自己被称为大师，一贯严肃的他难得幽默地说：“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看到余教授这典型上海味的“幽默”和谦虚，我面前立刻浮现出他那张油乎乎戴着大眼镜的文人脸。他的那张脸，在某种意义上说，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虚伪，浅薄，粗鄙，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急功近利，又当名妓又立牌坊……
　　特别感到可笑又可悲的是，人还没死，余教授就已经自己给自己安排“生祠”，真比魏忠贤不如！
　　遥想当年“九千岁”魏公公，人家活着的时候建有生祠，也不是自己花钱买房子给自己弄的。天启六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开头（呵呵，也是浙江），以机户感恩的名义，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活人纪念馆），地点位于关羽庙和岳飞庙之间。为此，潘巡抚上疏表奏自己的“公心”，谀赞魏公公“心勤体国，念切恤民”。由此一来，天下阿谀官员群起效仿，魏公公生祠遍天下。

　　从规模上讲，余教授现在的“生祠”，乃破落一间房耳。但从诛心之论讲，余教授还不如魏忠贤――因为茫茫天下，并无人拍马附和，乃只是他自己想出的馊主意。
　　人家魏公公的生祠，规模巨大，九进殿庭，肃穆如太庙，壮丽如帝居。当年大同、湖广、蓟州等地的生祠中，魏忠贤坐像皆系纯金制成，头戴冲天冠，手执玉笏，俨如上天尊帝一个派头。由于巧匠众多，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坐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睛能顾盼，口欲发声，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肚子心肝肺腰子大油和杂碎，充斥其中，以拟真人。

　　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不知道余秋雨教授的生祠里面，是否来个真身塑像呢？如果用泥塑，我估计肯定要选用无锡丁蜀镇做紫砂茶壶的细泥，如果再掺上些特级西湖龙井在紫砂泥里，听上去就更那么有文化和品味。当然了，用声光电的科技手段加上逼真的蜡塑，也是一种选择，能保证余教授须毛毕现的“栩栩如生”，说不定还能在香烟缭绕、钟鼎齐鸣之际，殿堂的喇叭里面时时响彻起余教授朗诵给夫人的情诗呢……

　　臭不要脸！
　　美国学者维瑞里奥（virilio）说过，“新的空间，是速度－空间，不再是时间－空间。”由此，传播的速度已经不是手段，它变成了环境。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的脑海中留下的电视印记那么清晰，那么不可磨灭，那样容易受到攻击。
　　作为有情感、有思想的人，我们不是那些呆板地只接受微不足道刺激就反射的小白鼠，人生是个迷宫，我们确实需要学习，确实需要复杂生活的逻辑，但并非是任由别人诱惑和欺骗的白痴。
　　当知识分子当“大师”的愿望如此迫切，当文人的闹剧发展到这个地步，当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人都这么没文化，确实说明我们患上了某些严重的“时代病”。
　　●知识与金钱的怪异联姻

　　清明时节雨纷纷，座上教授正叫魂。
　　即使在商场购物，那巨大的液晶超薄显示屏上，也依旧晃动着学术“明星”们的身影。在某个历史名山的山头上，红得令人生疑的红木太师椅一溜排开，男男女女，几个百家讲坛的老中青教授，男的一头染过的漆黑头发斜耷额头，立领唐装（其实是满服）；女的电发飘飘，红朱唇白丨粉丨脸搭配着大义凛然的革命表情，他们正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大谈特讲寒食，清明，历史，文化。他们摆出副勾魂摄魄的架势，以有异于相声泰斗郭德刚的狂妄表情，明白无误地展示着话语权：我们就是国学，我们就是标准，我们就是文化复兴的标志。

　　其实，最早看到百家讲坛上面易中天先生和于丹女士，我心存敬意。虽然他们所传授的历史知识有许许多多谬误，毕竟这些国学“科普”的噱头是教授们弘扬国学的努力啊。
　　易教授三国问题的扫盲，我就不说了。我最早对易教授的知识起疑，源于他大谈宋朝什么“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农民都穿丝织的鞋子，财政岂能不成问题”，其实呢，他的看法，不过就是对史书中一句“农夫蹑丝履”的误读。历史原著中的本意，其实是讲等级的消泯使得当时士人看不惯罢了。还有，好像明星大教授还讲什么明神宗立储或者“大礼义”之争什么的，他大嘴一撇，言之凿凿地认为大臣们与皇帝之争“实在无谓甚至无聊”，并且非常气愤地表示：“凭什么有嫡立嫡，无嫡立长！长子就一定好，次子就一定坏吗？”、“人家皇帝追封自己的亲爹为皇帝（指嘉靖皇帝与臣下的“大礼议”之争），有什么不可以”，等等，如果方家们真看到了这些，马上都会笑了――易教授完全是三分之一的瓶子醋吗，上述话语，显然暴露出他根本不懂古代的“四项基本原则”。如此迎风泼狗血，竟然还敢笑傲江湖间！

　　至于于丹女士对《论语》盲人摸象般的曲解经典、乱插旁白、甚至把“女子与小人最为难养也”的令人发指的解释，我都觉得可以原谅――普及《论语》吗，能让这本圣贤书搭于女士的光售出几百万册，多大的功德啊！
　　但是，当我看到于丹女士声色俱厉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蕾丝箍挤乳，秋波荡肿目，以文化武则天的派头，不停狡辩她对《论语》的误读，并大言不惭而且咬牙切齿地说“诗无达诂”的时候（这四个字的话外音就是，“老娘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我对她的敬崇之情，顿时化作了青烟。
　　再后，我在网上看到新闻，开着沃尔沃的易中天教授与夫人去购买别墅，竟然私下和卖主达成和约，置房产代理于不顾。这种猥琐的事情，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能是易中天大教授所能干得出！
　　要知道啊，我们古语有言：恶不踢花子碗，毒不昧**钱，贼不欠代理费！虽然绕过中介省点钱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但发生在令人尊敬的易中天教授身上，就变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道德”事件。
　　现在，央视的百家讲坛日益变成了一个撮合力极强的媒婆，它竭力促成知识与金钱的联姻，不断制造出快餐历史文化的怪胎。纷纷地，大学殿堂的教授、学者们，顺流而下，摇头摆尾，粉墨登场，个个变成了五流的袁阔成、单田芳和刘兰芳――王立群教授用手抚摸着搭在“中央部（不）长”脑袋顶上的一大绺头发，表情暧昧地说着司马相如“包二奶”；易中天教授方言特浓地撇着鲇鱼大嘴以管理学语汇说刘备是个CEO；于丹女士用《读者文摘》特有的“书面”语感词汇讲述大众的“心灵鸡汤”；还有蒙曼，本来一位很清纯的青年女副教授，二次上讲坛，就被电视台包装得描眉打眼，像极了一个性工作者――此情此景，让我的心都碎了，思之更令人鼻酸：

　　知识分子，大学象牙塔里面的高种姓人群，按理讲，应该是我们时代的良心啊！现在，他们却成为了九流的戏子！
　　在电视预告中，特别让我惊奇的，是我看到一个著名的、德高望重的红学家、历史学家，都九十岁的人，牙都没了，也要瘪着嘴，撑病老之躯，咳嗽痰喘地去登台论道――此情此景，太真让我瞠目结舌。耋耆老者，难免让我想起了历史上真实的陆游。
　　陆游，诗歌方面绝对是一把好手，堪称大家；至于政治、军事方面，则是个庸识之才。陆游命好，也不好，青少年时代考进士，位列第一，居秦桧之孙秦埙之上，惹得老秦大怒，不仅把主考官“办”了，更记住了“陆游”两个字，嫉恨之余，就是不让他中举。直到宋孝宗即位，才“赐”陆游进士出身。后来，他又因“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被罢免京中官职。外任其间，陆游幸得宋朝崇文的风尚保护，终世做一个富贵闲人，为皇帝修修实录什么的，诗词歌赋，怡然生活。

　　可惜，这才子总是不甘寂寞，已经七老八十的人， “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所以，在南宋志大才疏的韩侂胄的北伐幕僚班子中，陆游也算一个，也是韩侂胄最终倒霉的推波助澜者。
　　韩侂胄被杀后，陆游怕惹祸上身，在文集中删去他为韩爷先前撰写的《南园阅古泉记》以及《南园记》，倒是写《四朝闻见录》的叶绍翁好事，详详细细抄载了这两篇文章。陆游的文学天分高，文章大手，读他所写的《阅古泉记》，足见其在耆耄之年对韩侂胄的奉谀之语和灿然文采。八十老翁，文笔华章之余，观其在韩太师面前强撑老腹、尽饮一觚之献媚之态，尤可矜哀。势利随俗，人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