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充满了悖论。我们的创造力越来越巨大，却在精神的层面不会改变和提升什么。似乎我们都能主宰浩渺的太空，却把握不了自己无常的命运。在如此富足和物质充盈中，我们却如此贫困无依。在到处人满为患的氛围中，谈起田园，谈起理解，谈起道义，谈起美德，谈起纯粹的精神享受，总是让我们心中涌升起某种不怀好意的恶意。

　　无论我们读了万卷书，无论我们行了千万里，精神的偏狭，都决定了我们依旧是井底之蛙。面对一个日新月异的深奥的、无法揣测的世界，在我们的唧唧喳喳的吵闹声中，在我们大呼小叫的暗自窃喜中，如何摆脱樊笼进入纯粹的自由，似乎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可能性。
　　很多文人大嗓门，叫嚣“金钱买不来幸福”。其实，他们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购买幸福而已。
　　我们的人生，恰似漂浮在一个无比巨大的池塘之中，我们既是水滴，也是空气，融入，就是幸福感的来源。夸耀性的物质消费所带来的快感，与真正的幸福感，还是大相径庭的。
　　在“群众”的声音引导生活潮流的时代，精神，总因散漫而消亡，所有的高贵的知识，都被商人们处理到某种平均的智力水平，这一切都是源于为了卖钱的冲动，从而使得文化变得日益浅薄和普遍的降格，进而导致我们的价值观普遍贬值。
　　事情发展下去，所有的一切，恰恰应了雅斯贝斯的论断：

　　“人们迅速厌倦于他们已经听说的东西，所以不停息地猎奇求新，因为没有其他东西能够激发他们的想像。凡是新奇的东西，都被当作人们正在寻求的最重要的知识而备受欢迎，但随即又被放弃，因为人们所需要的，都只是一时的轰动。渴求新奇的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新世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历史不再被考虑的世界里，因此他老是不断地空谈‘新事物’，好像‘新事物’就因为其新就必定是有效的。他谈论‘新思想’、‘新的生活观念’、‘新体育’、‘新的客观性’、‘新经济学’，等等，等等。任何东西，只要是‘新的’，必定具备肯定的价值；如果不是新的，便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

　　作为“消费品”的文化
　　――精英主义的消亡与大众趣味的变更
　　作为知识分子，哪怕是“贴牌”的知识分子，如果关闭熙攘吵闹的电视机，在寂静的暗夜中静下心神，反思当下，肯定会发现：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真是个难以理解的社会！
　　粗俗、下流、有趣，已经全然是我们大众文化口味的三要素。先前的那些一切与高尚、正义、崇高等相关的形容词，都已经悄然贬值。亵神渎圣，成为最大的一种时髦。
　　让人无比怅然的是，延亘了数十个世纪的道德感和价值观，多数成为过时的、枯萎的植物，它们在喧嚣的声浪中，被孟浪的文化人和群氓大众连根拔起，胡乱地载入迷宫般的、虚拟的土壤之中。一切的一切，都似乎在反讽着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预言：

　　“对于一切低俗、露骨、粗野、贪婪、奴性的享受方式之否定，是神圣的文化领域之构成要件，同时也意味着对于懂得享受庄严、优雅、无私、高贵的人之肯定— —其价值是那些俗人永远也无法体会的。
　　这就是为什么艺术与文化消费总是有意识而且刻意或非刻意地在执行一种功能——把社会差异正当化。”
　　●那些想当“大师”的文化人
　　记得春天的某个早晨，因为要坐早班机出差，一向有出差紧张神经官能症的我，醒得比鸡还早，昏昏沉沉地坐在沙发上等着天亮。
　　浪费时间和虚度年华，最有效的手段是看电视，我拧开了这种任时光无限消磨的机器。
　　噩梦一般，电视台在播放余秋雨的“秋雨时分”――余教授正襟危坐，依旧是那副道貌岸然的、凛然不可犯的神情，依旧是天下苍生尽被怜悯的笑容，面对眼前围坐一圈的一帮美丽如花、天真有邪的名牌大学女生，他正口若悬河地讲述着北魏孝武帝改革的宏大历史叙事。

　　很显然，百家讲坛老教授们的“学术超男”的火热势头让余教授窝心上火，于是丢开他最拿手的文丨革丨式激情昂愤的散文，开始到电视上来铺陈历史了。
　　人，不能没自信，但也怕太自信。过于自信的人，往往有挣脱地球引力飘飘上天的良好感觉。其实，对于一向巧言令色的余教授来讲，历史，是他的一个死穴和软肋。试想，你仅仅写了几本汪洋恣肆的文化散文，就能犯把“致仕”当成“当官”来解读那样的低级错误，愣能让金老先生弄出整整一本《石破天开逗秋雨》的书来给你挑硬伤。文章、学识如此伤痕累累，依理说，你应该暂时偃旗息鼓，恶补一下历史才对啊。

　　不！你不！越是艰险越向前，死不忏悔的余教授，你不仅没有安静下来补习历史，在夹枪带棒地讥讽那些对你提出善意批评的人是你的先前“政治”对手的同时，不甘寂寞地频频露脸，常常在类似“秋雨时分”这样的电视节目中重新抖落才学，卖弄悲天悯人。为了显示博学，为了让人觉得自己莫测高深，你总是用书面语来翩翩讲述本来就倨屈聱牙的历史。

　　看着电视屏幕上那张雾气腾腾的油脸，我满怀恶意地想听听余教授的高见。结果，我只是听到了系列的大词铺陈。对于北魏的历史，余教授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估计他连冯太后是孝文帝的奶奶而不是他妈这样的历史事实肯定都不知道。
　　怀着惯有的傲慢和骄横，他大讲特批汉人知识分子的“民族沙文主义”。妈的，余教授啊，在那个南北朝时代，是北方汉人生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连士族高门都要依附胡族政权才能生存，哪里还谈得上“汉族沙文主义”啊。
　　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我忽然发现，这位大名鼎鼎的余教授，其实连古汉语的断句都不懂――在讲述这段历史文字，他讲了段这样的故事：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孝文帝到了一个城市，（其实是离开邺城 今邯郸 后回洛阳），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妇女坐在车中，作鲜卑打扮，就让人去唤那个城市的“小皇帝”过来（余教授真逗，北魏的城市还有“小皇帝”），问他为什么改革措施没有落实下去……

　　这个故事呢，确有其事，讲的不错，原本是为了说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坚决态度。
　　但是，余大教授所说的被孝文帝唤来责问的那个“城市”的“小皇帝”，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好在我家里有两套带注视的、全本的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于是我翻到第142卷，发现有这样的句子：
　　“魏主（孝文帝）谓任城王（元）澄曰：‘朕离京以来，旧俗少变不？’对曰：‘圣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见车上妇人犹戴帽、著小袄，何谓日新！’对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王），此何言也！必欲使满城尽著邪！’（元）澄与留守官皆免冠谢。”
　　也就是说，在余教授匆忙的、蜻蜓点水似的、自以为是的电视演讲“备课”过程中，可能还真翻了几翻古汉语的原文，但他竟然把“任城王”这个名词都理解错了，就这三个字，他囫囵吞枣地理解成为是某个人“担任”一个城市的“王”（即他所说的“城市”的小“皇帝”），如此错误，看似不大，却彻头彻尾暴露了余教授连基本阅读古代典籍断句的功夫都不具备，真真让人齿冷，同时让人心寒――这位“大师”，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名人啊！

　　本来睡眼惺忪的我，怒火中烧，当时我真想扑入电视，把余教授拉出来，扇他两个大耳光，而且还要语重心长地怒斥他：“你写文章丢脸，还有个阅读的延迟性，还可以自己再写文章抵赖、反驳、辩解。但是，连简单粗疏的文案工作都如此马虎，看了几眼历史书，连历史原文的断句都不会，囫囵吞枣，简单的消化都没有，就匆匆上台，在电视上丢人现眼，有影有音，证据确凿，直接地授人以柄，太掉教授的份儿！”

　　当然，余教授一向是很强硬的，他从来不认错，哪怕白纸黑字，哪怕黑影白屏，这位自诩为中国第一文化学者的精英，从来都是利齿钢牙。我觉得，余教授肯定读过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一段话语，自以为是的觉得知道如何驾驭读者：
　　“（群众或读者），就像女人……宁愿屈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的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尚自由……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它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决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

　　过了几个月，我看到学者王晓渔的博客，这样写余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