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前司是周世宗最亲近的卫队，在用殿前司将领控制住了侍卫司之后，周世宗又大力增强殿前司的兵力，进而提高殿前司的地位。在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的大力推荐下，周世宗将禁军将领赵匡胤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候。赵匡胤是谁？中国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他，他就是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由于我们的书是细说中华史系列，各套书之间相互衔接，赵匡胤出生时的情况我们在《五代十国风云》中已做了记叙，在此不赘，稍后我们再系统地说一说他的家世。然而，我们看遍各种史料，史料上均有意无意地隐瞒了赵匡胤这次提拔之前在殿前司的职务，似乎更能说明这一次提拔是一次超乎常情的破格提拔，史书之所以隐瞒了这一点，自然是回护赵匡胤不久以后的忘恩负义，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赵匡胤在此之前的职务。

　　《宋史〮本纪第一》记载：“会周祖以枢密使征李守贞，（赵匡胤）应募居帐下。广顺初，补东西班行首，拜滑州副指挥。世宗尹京，转开封府马直军使。世宗即位，复典禁兵。”这段记载同样隐瞒了赵匡胤被提拔到殿前都虞候之前的职务。郭威是在后汉隐帝乾祐二年（公元949年）讨伐河中节度使李守贞的，时年二十三岁的赵匡胤从军，当了一名普通士兵，两年后，郭威自立为帝，赵匡胤才是“东西班行首”。什么意思？

　　《左传〮成公十六年》有这样一句话：“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沈钦韩疏证称：“行首，即领队者也。”北宋曾巩在他的《再议经费》一文中也称：“按国初承旧，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立都知行首领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别立行首领之。”由此可知，行首就是小队长。赵匡胤当时的职务是禁卫军中最低级的军官押班，至多是东西两班的押班。等到周世宗担任开封尹时，赵匡胤升任开封府马直军使，仍然只是个连一级的骑兵将领。再到世宗即位后，即便是照例晋升，也最多晋升为指挥（营）的指挥使，仍然只是禁军中的中下级军官，最多不会高于厢下的军的都指挥使。《资治通鉴》对高平之战的描述称，当时赵匡胤与张永德各自率领两千人冲入敌阵，这种把赵匡胤与殿前司的最高长官张永德相提并论的做法，无形中是为了抬高赵匡胤的身份，我们自然应了然于心，不过，如果赵匡胤当时的带兵人数属实的话，他在殿前司的职务最多是军的都指挥使，只相当于殿前司的中级军官。在他的上面还有各厢都指挥使、四厢都指挥使以及各自的副手，才到殿前司都虞候。

　　因此，我们可以说高平之战后提拔速度最快、得益最大的殿前司新星也是赵匡胤了。如果把一个殿前司比作一国军队的话，就如同把他从一个师长直接提拔为副总司令了。
　　日期：2019-07-16 13:09:33
　　二、太阿倒持（1）
　　那一年，赵匡胤年仅二十八岁。
　　接着，周世宗又下诏淘汰各军，凡是精锐之兵都选入上军，体弱的一律罢去军职；然后，他又下诏招募天下壮士，让各军镇都送入京师，由赵匡胤负责从中选拔最为骁勇的补充殿前各班，组成最精锐的皇帝贴身卫队，殿前司和侍卫司其他各军将领们，也由各军的主帅主持挑选，由此，后周禁军兵强马壮，所向无敌。
　　周世宗的思路与五代时期其他不少君主加强禁军的思路是一致的，比如，契丹主耶律阿保机组成的两千余名精锐禁卫军“皮室军”；前蜀后主王衍组成的一万两千名精锐禁卫四十军龙武军；后唐庄宗灭梁后，在各军中挑选骁勇之士组建精锐的“从马直”亲军；后唐末帝李从珂即位后，下诏从各道挑选骁勇之士充实禁卫军等等。
　　过去，殿前司兵力较少，因此，殿前司的最高长官殿前马步都指挥使只相当于侍卫司的部门长官侍卫马军或者步军都指挥使，低于侍卫司三个长官中的最低一位侍卫都虞候，更低于侍卫司的两个总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了，到了显德三年，世宗为了更进一步提高殿前司的地位，在殿前司设置了殿前都点检，职位高于侍卫都虞候，这才与侍卫司的副职侍卫马步副都指挥使相当，世宗提拔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担任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依序被晋升为殿前都指挥使，掌握了殿前军的实权。因此，《石林燕语》卷六记载：“殿前军起于周世宗，是时太祖（赵匡胤）为殿前司都虞侯。初诏天下选募壮士送京师，命太祖择其武艺精高者为殿前诸班，而置都点检，位都指挥使上……”。实际上，殿前军之名早就有了，只不过是周世宗的整军让殿前司的地位大大加强了，就赵匡胤而言，他个人也真是赶上了好时候。

　　自显德元年赵匡胤被破格提拔为殿前司都虞候之后，他在后周仕途似乎一直顺风顺水：显德三年追随世宗讨伐南唐，凯旋后被晋升为殿前都指挥使、兼定国军节度使，同时，张永德被晋升为殿前都点检。次年，再征寿春，凯旋后，赵匡胤又被拜为义成军节度、检校太保，仍为殿前都指挥使。五年，改为忠武节度使。显德六年，世宗北伐时，任命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宋史〮太祖本纪》记作水陆都部署，错误，因为，根据《资治通鉴》，当时，世宗还任命侍卫都指挥使韩通为陆路都部署，以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兵马部署，后因避讳宋英宗赵曙之名而改为兵马总管，《职官分纪》称，宋朝的马步军都总管以节度使充任，副总管以观察使以上充任，有禁军驻扎的，冠以驻泊之名。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的这次北伐，始于当年三月下旬。三月二十二日，先由侍卫司的都虞候韩通率领水陆大军出发，疏浚河道。世宗的战略计划是：后周大军选择较为偏僻的东线，由沧州沿着永济渠（又称为御河、白沟水）北上，迂回到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莫州（今河北省任丘市境内）背后，直扑淤口关（在今河北省霸州市境内），然后再横向向西攻占益津关（在今河北省霸州市境内）、瓦桥关（今雄安新区），从而将辽国占领的瀛州、莫州与幽州分割开来，扼守辽军南下的咽喉，以轻松夺取瀛州、莫州大片土地，然后，再伺机北上，最终夺取幽州。这一大迂回歼敌的作战计划出敌预料，辽国益津关、瓦桥关、莫州、瀛州、易州守将相继投降。

　　还是在四月二十六日的时候，世宗抵达益津关，辽国益津关守将投降。由此再向西行，河道变窄，世宗只好离开大船登岸。二十七日后，世宗露宿野外，当时他身边的侍卫亲军不过五百人，而不少辽军骑兵在四州出没，只有赵匡胤领兵护驾。次日，赵匡胤领兵来到瓦桥关下，辽军守将姚内斌率领本部五百人投降，世宗进入瓦桥关。时隔一天之后，五月一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以及众将才率领大军赶到了瓦桥关。这一仗，后周军队兵不血刃，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顺利占领了辽国三个州、十七个县，得到一万八千三百六十户百姓。五月二日，世宗与众将一起商议继续进攻幽州的行动，众将均表示反对，可是世宗不从，派出李重进领兵先行，并亲自察看安阳河，命令架设桥梁，而恰恰就在当天晚上，世宗就得病了，这一计划就此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