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商量后，决定马上向曹髦写了一份报告，说司马昭必须回到京城。然后也不等曹髦批示，司马昭和傅嘏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地回到洛水南岸的军事基地。这一强硬的措施，使得司马昭安然度过了他政治生涯、甚至是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曹髦这时才发现的这一招居然不灵，只得关起门来长叹一声：中兴之主不容易做啊。他这才知道，智商高是一件好事，但光有好智商，没有雄厚的实力，这个高智商也不能化为生产力，不能帮你做出什么成绩来。他现在有一个好脑袋，又是全国第一把手——可这第一把手却只是名义上的，手中没有枪杆子，就什么也做不成。
　　面对司马昭的大军，他没有办法，只得又走进现实，按司马昭意图，下了个诏书，封司马昭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军事、录尚书事，然后还给他一个特权：剑履上殿。但司马昭却把这个特权勾掉了——他老爸和老哥都曾“固辞”过一些特权，因此也学学，反正向老爸老哥学习是不会错的。这种毫无意义的特权，你也贪，就说明没有大政治家的智慧。

　　司马昭就这样把他哥哥留下的权力死死地抓到了手上，没有漏出一点一滴。他能在这样的时期拿住大权，跟他个人处理突发事件的果敢有关，但更是他父兄两人多年经营的结果。特别是他的老爸，多年来，像革命的老黄牛一样，帮魏国打东吴、打诸葛亮、又灭公孙渊，为曹家立下丰功伟绩的同时，也为自己培养了很多死党，这些死党现在都已成为魏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要司马氏的首席人物一召唤，他们马上就出来呼应。否则，司马昭是不能在这个非常时期接好班的。

　　到了第二年，曹髦改元——这个哥们现在除了这个权力之外，大概也没别的权力了，这次改元为甘露。魏国的日历就跟着变成甘露元年。当然，作曹髦还可以很自由地跟那些学者进行一些辩论会的。而他也有几个铁杆聊友：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这些聊友一般都跟他聊得很投入，但你一看这份聊友的名单，就知道这几个家伙统统大多都是司马氏集团的骨干分子。比如那个司马望，本身就是司马氏集团里的人，而钟会就曾为司马昭出注意对付过曹髦。而小曹居然把这几个人当朋友，每天吃吃喝喝，骂骂咧咧当愤青，最后不失败那天下就没有打败这个现象了。

　　司马昭到了这个时候，内心里已经彻底不把曹家放在眼里了——以前他的老爸和老哥只是把现任曹家的当权者玩一玩，还不敢把整个曹氏家族踩在脚底，做什么事还有点顾忌，现在司马昭已经没有这个顾忌了。
　　他这个心态的转变在于，曹髦赏给他的几件东西，他都一一笑纳，连谢一声都不讲出口。这几件东西就是：龙袍、皇冠，以及一对赤色长靴。这几样东西可不是一般的流行时装，而是皇帝专用的制服。司马昭如果心里没有别的想法，他绝对不敢要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手遮天的权力，你敢穿上这些东西，你就会被拉出午门斩首。
　　曹髦这个自以为聪明的愤青皇帝，在上一次夺权失败之后，突然觉得原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情节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心里有些害怕。心里一害怕，就更想不出什么招儿来，又怕对方突然发飙，要对他不利，想来想去，只有玩弄提拔这个唯一的手段了，希望通过提拔，让司马昭同志对他有一些好感。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这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曹髦又下了一道任命书：司马昭加号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黄钺。
　　这还不够，又把司马昭的的两个死党也一起提拔：以太尉司马孚为太傅。以司徒高柔为太尉。
　　曹髦这时一定觉得他这个皇帝当得实在太窝囊了，其它命令全部发不出，只有任命司马昭的诏书才有效。

　　这一年内的两次加封，使司马昭有了五个特权，离当时曹操加的“九锡”只差四样了。不过，相比较而言，曹操身上的霸气大得多了，他这个“九锡”是一步到位，而司马昭却要分几步走。司马昭在这一点上，也继承了他老爸的谨慎态度，一边挥舞着权力大棒，一边还看看人家的反应，采用的是蚕食的办法。
　　事实上，司马昭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现在虽然是魏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权力大得可叫皇帝下课，但他只是从他的哥哥手里接过权力，并没有像曹操同志那样，靠打拼出来的，把汉献帝控制在手里，就明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所有的部下都知道小刘是他手里的一个招牌，而且这个招牌只用来对付敌人，而不是用来吓唬内部政敌。而曹髦却是魏国的皇帝，吴蜀从不把他当一回事，但魏国里面有的是曹家的旧臣，这些旧臣时时都在当司马昭反对派的勾当，即使司马懿还活着时，都还有人敢于跟他唱对台戏，而司马师就干脆被反政府武装害得差点当场歇菜。所以，司马昭只能耐心地一步步来，不敢太刺激反对党，而是不断地试探着他认为的那些异己分子。

　　这一试，果然就把一个异己分子试了出来。
　　这个异己分子就是诸葛诞。
　　诸葛诞现在的职务是征东大将军。你一看到这个职务就知道这家伙手里有枪。这哥们，原告是夏侯玄那些人的好朋友。夏侯玄给司马氏杀了之后，老对自己的命运放心不下，时时觉得自己正站在危险的钢丝上。人一有危机感，就会有所准备。
　　诸葛诞也是个猪头，天天生活在危机感之中，手里又重兵，却没有想到利用自己的长处，做最坏的打算。什么是最坏的打算？就是利用重兵，联络本国其它反司马氏势力，再联络国外反魏势力，跟司马昭来个你死我活，而是散尽家财，做做慈善事业，解决一些五保户、贫困户的生活问题，还赦免一些不该赦免的人，以为这样可以收买到人心。然后再打造了一支三千人的贴身卫队，专门保护自己——这种做法，跟黑社会老大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在江湖上混，到处收取保护费，那是很有威慑力的。可这能防备得了司马昭吗？三千人以及那几个贫困户的民心就能挡得住司马昭对他的加害，这个司马昭还那么可怕么？

　　诸葛诞把这些猪头事做过之后，还把猪头继续演下去。
　　司马昭不是个大军事家，但绝对是个权谋家。他很少偈他的父兄那样既带着部队到前线作战，又能摆平朝里的敌对分子，而是把精力都放在内部上面。他对诸葛早有怀疑，就派那个贾充去试探一下诸葛诞。这个试探不但是给诸葛同志放一条生路，同时也有让敌人自我暴露的目的。如果诸葛诞不那么呆鸟，看清“今日之域中，究竟谁家之天下”，认清敌我力量不是在一个档次上，完全可以借机转向，什么事也有。可这家伙自为自己得了民心，又有那么一大队贴身保镖，怕你个毛，在小贾时，居然大义凛然起来。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司马昭派贾充到淮南跟诸葛诞聊天。
　　贾充说：“现在很多人都有让皇帝禅让的想法，你的意见如何？”
　　诸葛诞一听，马上厉声说：“如果洛阳有政变，老子就以死报答皇帝。”
　　贾充一看，知道这话题不能再扯下去了，如果再往下说，估计诸葛诞就要把他杀头。
　　他马上离开淮南，回去向司马昭报告，说，这个诸葛诞长期在扬州当官，很得民心，是个危险人物。现在把他叫回来，顺便就解除了他的兵权。他一定全发动叛乱。不过，现在他叛乱，祸害不会很大，要是以后他作乱，那祸害就大了。所以，不如现在就搞定他算了。
　　司马昭一拍大腿说好，马上就玩那一套明升暗降的手法，让曹髦下个文件，任命诸诞为司空。这个司空可是个位列三公的大官，但却只享受待遇，没什么实权，而且是京官，吃喝赌嫖都得在京城里进行。要对付这么大的官，要比对付手握重兵的征东大将军容易多了。
　　司马昭知道这个道理。
　　诸葛诞当然也明白这个意思。他面对这个任命文件，认为司马昭要对他开刀了。既然人家就要动手，不如自己先动手。他认为，司马昭之所以知道他的用心，一定是那个扬州刺史乐林打他的小报告，因此，就把乐林斩了首。然后结集手下所有的部队十四万，准备固守扬州，一面派长史吴纲带着他的小儿子诸葛靓去跟东吴联络，请东吴给他派出援军，要跟司马昭干到底。

　　可惜的是，现在的东吴已经不是以前的东吴，不但人才缺乏，而且国力也弱，再也拿不出周瑜那种“谈笑间墙虏灰飞烟灭”的气概来了。在司马昭于整顿内部的时候，他们也在忙于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水平倒是越来越厉害，而在这个机会面前却表现得很弱智，只是“使全怿、全端、唐咨、王祚将三万众，与文钦同救诞”。整个东吴的领导层集体高兴了大半天，最后只做了这么个小动作。你想想，三万人能当什么救兵？

　　而现在司马昭已率二十六万大军，来到丘头，并“以镇南将军王基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与安东将军陈骞等围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