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知道，此时我与吴处长并没有想到一块来，他正在思考领导的满意度，而我却莫名地生出了对###的同情。他问的问题看似简单，实则难以回答。他所说的领导到底是指哪位领导，真的结束了吗又是什么意思，这些问题都非常模糊。我也含糊地作了回答，我说领导满意不满意，只要您尽力了，也就对得起领导了。至于这件事是否到此结束，也真的不好说。从目前情况看，只要死者尸体火化，即使家属再闹也闹不出什么名堂了。


78.体制惹祸（下）

　　吴阳处长一定是低估了我的应变能力，他说：小孔啊，你还是太年轻，机关经验还很欠缺。我说一句你也许不爱听的话，你不要处处以文人的眼光来看待机关，那样就太天真了。
　　我毕恭毕敬，态度非常诚恳地请吴处长指点迷津。
　　吴处长果然中了套，说：在处理这件事上，领导满意不满意并不在于我们努力不努力，而是事件的结果对领导有利与否，处理得再漂亮，领导不满意也是枉然啊！
　　我说：我觉得领导应该是非常满意的。
　　吴处长后面的分析基本上与我想象中没有多少出入。其实一般人都可以看出领导在这件事上的满意度，此时吴处长好为人师热情指点恐怕是心虚的缘故。戴局长对这个处理结果应该找不到不满意的理由，如果事情就这样顺利结束，很可能会使坏事变好事，不但不会影响到戴局长在人代会上的形象，反而会因此增加了印象分。从戴局长在电视中的画面看，他应变能力强，善于驾驭复杂局面，勇于探索体制机制改革问题，是一个典型的顺应时代潮流，勇于改革创新的好领导。不过，吴阳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戴局长满意王敦镇事件的处理结果并不代表对吴阳本人也满意。尽管在这件事上，吴阳尽心尽力地按照党组会的要求办了，而且还比较有成效。但吴阳终究不是戴局长的嫡系，戴局长去掉了“代”字，全面主持局里的工作，吴阳在庆功会上能否分的一杯羹，谁也说不准。这就可以理解吴处长办好了事，却没有应有的快感之故了。

　　吴阳处长另外一个担心是在处理本次突发事件上，没有很好地贯彻丁局长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吴阳并不是没有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是丁局长的实事求是原则内涵非常丰富，我与吴阳心里都非常清楚丁局长的所指。正如吴阳自己分析的那样，不管事情的最终结果如何总要得罪一方，现在得罪的是丁局长。丁局长与戴局长相比，客观上说处于下风，是弱势的一方。吴阳一方面担心弱势群体转化成强势群体后，自己陷入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又怕背着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坏名声。我在学术打假的事情上也遇到过同样的境遇，所以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

　　吴阳处长在分析了形势后把我也捆绑到了一起，说因为《难忘的一堂课》暴露了我与丁局长的师生关系，所以我面临的形势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要求我一定要与他坚定地站到一起，共度眼前的难关。
　　他说：没有意外的话，王敦镇事件就这样了，明天（其实已经是凌晨4点，应该是今天）对外公布处理结果，我们一起回局里向戴局长作专题汇报。
　　很明显，吴阳已经表明立场，决定另投戴局长了。我不得不承认他这样做是明智之举，危难关头首先自保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也跟着表明了立场，表示紧跟吴处长的步伐，寸步不离。吴处长比较满意，说他没有看错人，小孔值得信任。可是，他哪里知道，在他表明立场的一霎那，他同时与我划清了界限，分属两个水火不容的圈子了。他更没有料到，王敦镇事件远远没有结束，从一定程度上才刚刚开始呢。


79.从王敦镇入手（上）

　　从吴阳处长房间出来，天色已经微明，我果断地拨通了丁局长的电话，将事情的处理结果报告了丁局长。虽然丁局长被我从睡梦中唤醒，但他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他说情况已经知道了，只是问了我现场的细枝末节。
　　因为我汇报的时候有所保留，隐瞒了一些环节。丁局长说知道了情况，我就觉得不妥，确实还很幼稚，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丁秉德局长虽然远在省城，但他也不可能是孤家寡人，说不定在宁云之边就有他安插的眼线，这个眼线到底是谁呢，难道是吴阳，如果真的是他，那就太可怕了。我不久前的表态可能已经传到了丁局长的耳朵里。于是，我又尽可能细致地补充了刚才疏漏的环节。丁局长听后，充分肯定了我的政治敏感性，认为我在这件事上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经受住了考验，事件的顺利解决我功不可没。

　　对于一个厅级干部而言，能够给予一个副科级干部如此肯定，实属罕见。我心里就像室内的暖气一样热烘烘的，我内心的感动也被暖气熏得湿漉漉的。不过，我并没有被阶段性胜利冲昏头脑。我之所以认为取得丁局长的赏识是一个阶段性胜利，是因为我坚信丁局长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我自然已经选择了前进的方向，所以我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帮助丁局长克服面临的困难，走出困境。只要丁局长重新执掌我们局大权，我也就背靠大树好乘凉了。现在，我只能孤注一掷，助丁局长一背之力。我相信我的计划不能扭转乾坤，但起码可以推动乾坤的车轮转两圈。如今丁局长面临的局势就好比一个君主突然间成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虽然暂时大权旁落，但他就像一棵大树，根须深深地扎到了大地深处，只要时机成熟，老树就会开出新花来。一旦新花绽放，我起码可以闻一闻沁人心脾的花香吧！

　　我深知丁秉德肯定的并不是我推动了事件的顺利解决，而是我在处理这件事过程中的态度，尤其是关键环节我都主动请示汇报他，作为一个领导，他是不可能不明白我良苦用心的。那么，丁秉德是否就真的满意王敦镇事件现有的这个处理结果呢？我试着打探了一下：丁局长，您觉得王敦镇事件就真的这样结束了吗？
　　丁秉德显然没有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不过在简短的停顿后，他的回答更是滴水不漏：怎么，小孔，你不满意这样的处理结果吗？
　　我明知丁秉德对我心存戒心，不愿轻易表态，如果他明确地表示不满意，一旦我出卖了他，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一点，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却必须交心，因为我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如果说他是树，我只是藤，只能依附树干，向上攀爬，以期享受到阳光雨露的滋润。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必须表态。我说：丁局长，我认为在基本事实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就匆忙下结论，对于死者有失公允，对于我们执法机关也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虽然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是也不能包庇纵容。客观地说，王敦镇事件确实暴露了我们监管体制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还会出现张敦镇、李敦镇事件。

　　丁局长说：可这都是体制问题，老戴说的对，体制问题不是我们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这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口吃个胖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80.从王敦镇入手（下）

　　我说：丁局长，我不同意您的观点。照您这么说，出了问题都可以说是体制的错，矿难可以怪体制，杀人放火强奸都可以从体制上找到源头，那体制不成了狗皮膏药，哪里痒就来一贴。体制是什么，体制是人制定的，是实践经验的制度化。再好的体制还得靠人来执行，出了问题，或许客观上可以从体制方面找原因，但在现有体制下从事执法实践的人，就没有一点过错吗？

　　丁局长说：小孔啊，你能够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说明你是个勤于思考的好干部。可是我要提醒你，文人情绪要不得。你以为，这么多人就你看出了这一点，不，很多人比你看得更透，可是就是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把问题说出来。为什么？这就是机关文化的畸形发展的结果。在固有的机关文化熏陶下，机关干部逐步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或者说主动放弃了这个权利，一切以领导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长期下去又加剧了机关文化的僵化，机关干部就会丧失了立场，丧失了情感成了千篇一律的机关机器人。所以，在处理这个事件过程中我们的干部暴露出的问题看似偶然，实际上都可以从文化上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嘴上一个劲地肯定丁局长高屋建瓴，观点独到，心下却不以为然，戴秉德寻找体制的庇护，丁景明则挖掘文化的根源，这两者看似截然不同，实际上都是官场上乘的内功心法的具体应用。这种心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打一个比方，就如一个人的后背痒痒的难受，简直是生不如死，医治的医生却拿着一把纸扇来回扇风，姿态虽然优雅，但于病人之痒究竟有多少功效，只有天知道。

　　丁局长这个清晨情绪非常高昂，意犹未尽，又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机关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最终又归结到了他毕生倡导的大文化生态平衡论，并表达了不能身体力行地为这种文化建立试验地而倍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