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德的这个妙喻触及了我的灵魂，改变了我对戴秉德固有的印象。我当时就想，以戴秉德的天资，设若他投身学术研究，想必成果一定是不俗，不能成为一代宗师，但准大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此看来，省工商局真的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这里人才荟萃，政治家、文学家、批评家、思想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一个都不少！在众多的专家中，戴秉德博采众长，是典型的复合型人才。与这样的专家打交道，你的加倍小心，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圈套，自取其辱。我沉浸在天马行空的意识流动中，显得心不在焉。戴秉德想必是误会了，以为我对他的高见不屑一顾，神情有些许落寞。再高深的思想如果得不到听众的共鸣，对听众产生影响，充其量也就是一种高明的空想。事实上我对戴秉德的高论产生了共鸣，几乎可以说是拔动了我的心弦，只是没有及时地用语言表达，造成了不该有的误会。由此可见，不管什么样的人物，在特定情况下内心也不是铁板一块，都会因为焦虑恐惧而产生裂缝，暴露出骨子里的脆弱。戴秉德几分钟前俨然一位得道高僧，现在却像个刚刚断奶的孩子，期待温柔的爱抚。为了消除这种误会，我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将我的意识流排出了口腔，从而有效地舒缓了戴秉德的抑郁。


102.重任（上）

　　那天从戴局长办公室出来后，我接受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说起这个任务，我还真是难以启齿。要不是叙事的需要，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但不说，下面的故事就无法讲述，所以我也就只能硬着头皮说出来了。我想您肯定与我一样，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戴局长竟然让我担当挖奸锄奸的重任。
　　戴秉德那天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我本人表示了高度信任。他毫无保留地分析了《南乡周报》的报道，指出没有内部人士的配合，南方的这家媒体就是长了千里眼顺风耳也不可能了解到如此深入的内幕。所以我们的内部一定出了奸细，戴秉德分析说，这个奸细应该就出在王敦镇事件几个工作组。进一步分析，戴秉德缩小了范围，坚信这个奸细就在宣传组或现场工作组。我听到戴秉德说到宣传组时，佩服之余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好在戴秉德正全神贯注地沿着既定的思维分析问题，并没有注意到我的恐慌。他在圈定了奸细的范围，指示我密切注视现场工作组与宣传组成员的动向，重点关注几位核心成员近期的动向，特别是有无与某些领导秘密接触的迹象。

　　戴秉德所说的核心成员包括吴阳本是意料之中，可是X处长也被戴秉德列入可疑分子的名单，就令人费解了。在我们局里，X处长是戴秉德的心腹众人皆知。在戴秉德掌管省工商局局大权的数个月里，X处长的身价也水涨船高，政治前途行情看涨。机关里不少人都千方百计地巴结X处长，祈望他能在戴秉德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这一点可从我本人的亲身亲历中得到验证，我为此付出了两万多元的代价。在我定级过后，他数次暗示要退回这笔钱，我虽然特爱人民币，况且这笔钱本身就姓孔，可是想到X处长背后的戴秉德，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接受的。可是就是这样的心腹死党也被戴秉德列入了黑名单，成了我监视的对象。不知道X处长知道实情后会作何感想。至于我，如非亲历绝对不会相信这等荒唐之事的。

　　揪奸锄奸的任务对于我说，一方面比登天还难。因为机关本无奸细，这些核心成员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奸细，明知没有奸细，却要捉奸锄奸，结果注定是徒劳无功。我之所以说机关里没有奸细，是因为我与戴秉德对奸细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不一致。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奸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一个文人在机关的价值，说的崇高一点是为了维护文人的尊严，打破文人无用论的偏见。我并没有如戴秉德所说的，受了某些领导的指使充当卧底。如果那样我就成了两派之间的一个棋子，任人宰割的羔羊。虽然我做的一切客观上有利于丁景明，可这并不能说明我就是丁景明安置在局里的一个奸细。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我自始至终都是坚持独立自主，并没有受人指使，计划具有主动性、预见性与独立性。我虽然向丁景明作了汇报，但这并非代表我投靠了丁景明。我与丁景明之间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我心里明镜似的，丁景明在财力上予以我大力支持无非觉得我的计划可行，可以通过这个计划击败戴秉德。但我又何尝不是利用戴秉德来是思想飞黄腾达的目的呢。我知道，单凭我个人，即使我每天二十四小时的工作，对机关里每个人都卑躬屈膝媚笑兮兮，在仕途也断无超常规发展的可能。我与丁景明之间最多只能是合作关系，所以也就不存在奸细一说。至于别人怎么看，我就管不着了。反正我绝不承认自己是奸细。另一方面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因为只要我认同了戴秉德对奸细的界定，我本人就是，自己到戴秉德面前坦白交待，任务也就顺利完成了。当然，如此一来，我在机关的路也就走到头了。


103.重任(中）

　　我非得做点什么，收集一些莫须有的情报，应付戴秉德的差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岂不是辜负了戴秉德的信任。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辜负了领导的信任，领导就会对我不信任，就会产生怀疑。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戴秉德连X处长都不能百分百地信任，他又凭什么信任我呢。说不定戴秉德在布置我盯梢收集情报的同时，我也早已成了被盯梢的对象。我虽然不惧被盯梢，但我犯不着赤膊上阵与强大的戴系干一仗。机关考究的是计谋，是心计，需要诸葛孔明的智慧而不是猛张飞的砍杀。所以，我必须盯梢，盯梢的目的是为了防盯梢。为了防盯梢，我就必须盯梢给盯我的人看，他们看到我一本正经兢兢业业地盯梢，就会将情报传送到戴秉德那里。戴秉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对我的疑虑，增加对我的信任度，而我只有取得戴秉德的信任，才能进一步获取情报，及时加工成新闻，传送到《南乡周报》，从而达到痛打落水狗之功效。

　　一旦进入盯梢的工作角色，我发现其中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一开始，我选择盯梢的目标是吴阳。选择他，我是颇费思量的。潜意识中我感觉到戴秉德对吴阳的信任度最低，毕竟吴阳来自于丁系。只是由于丁景明大权旁落，吴阳才借着王敦镇事件改弦易辙投奔了新主。这种人要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十有###会叛变革命。戴秉德对于这样的人，内心里应该是鄙视的。道理很简单，既然能一次叛变，就会有二次、三次叛变，下一次背叛的不正是戴秉德吗。如果这样，戴秉德虽然鄙视还是可以接受的，既然人家主动地投奔，生生地拒绝了，就会落得个心胸狭隘不能容人的口实，今后也就没有人愿意来投靠了。戴秉德对《三国演义》非常熟悉，在教育全系统干部职工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人家曹操都可以大肚容人，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一个封建王侯？这句话看起来非常寻常，却蕴含中极不寻常的信息。这里我不可能三言两语即可穷尽其全部内涵，单说一点，戴秉德告诉全局干部职工，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心胸肯定比曹丞相宽广。曹丞相的肚子都可以撑船，戴秉德的肚子自然可以行驶飞船了。戴秉德主动展示如此胸襟，目的在于告诉丁系残余和中间派人士，只要迷途知返，重新投入组织的怀抱，一律既往不咎。既然组织上已经张开了宽厚的胸怀迎接迷途的羔羊，羔羊却不为所动，在歧路上越滑越深，那就是不可救药了，自然也就没有挽救的必要了。戴秉德的这句话效果非常明显，如吴阳这样来投的干部还真不少。当然，由于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就不需要诸如起义这样的仪式了，只要在特定的场合通过特定的形式表达紧跟组织的决心，然后将决心落实到实际行动就可以了。戴秉德可以容忍投奔之人二次背叛，可绝对难以容借投奔行奸细之实的人。在众多来投之人中，吴阳最有可能干出戴秉德难以容忍之事。我首选吴阳作为盯梢的目标，并不是心血来潮，无的放矢。通过盯我之人将我所盯目标反馈到戴秉德那里最有说服力。


104.重任（下）

　　开始两天，我可是吃尽了苦头。上班时间，我就像一缕幽魂一样，在楼道上飘来飘去。我密切注意吴阳的动向，特别是进出其办公室之人，我都默记在心。我不做则已，做就务必完美，完美到吴阳每天上班打几个喷嚏，上几次厕所都一一记录在案。这样做虽然累，但由于是初次体验侦探角色，还觉得有几分新鲜的刺激。好几次，我见陌生人进入吴阳的办公室，吴阳随后掩了门，我便侧耳细听。但获取的情报价值都不大，进去的人大都是请吴阳帮忙解决企业违规受罚等事，并没有涉及到新闻门事件。有一次，我见一个西装革履的家伙进取，赶紧跟进监视，没想到这家伙的办事效率高的离谱，我刚好调整好姿势将耳朵贴到吴阳办公室的门，他就拉开门出来了。假若我反应慢一拍，非得跌个狗啃屎不可，弄不好还要折了数颗门牙。好在我及时收缩了伸长的脖子，控制了前倾的身体，整个身体晃了晃，几乎倒到了来人的怀里，最终还是稳住了。吴阳见到我，竟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吃惊，如平常一样问我何事，幸好我监视之前做好了应急准备，将准备好的一个材料亮出请吴处长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