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wles和Ginitis(1981)的研究表明，劳动强度是与阶级冲突密切相关的。即使有规定了工资和劳动时间的合同，每工作小时的劳动强度也还是要由阶级冲突来决定。在有些场合，劳资矛盾比较缓和，可以产生或多或少为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一般标准。在另一些场合，劳资矛盾的激化则可以使劳动强度无任何规则可循。国外主流经济学假定资本家按一定时期的平均劳动强度购买和使用劳动，按劳动的贡献支付工资，利润的产生和大小与工人的劳动无关。但布雷弗曼（1979，中译本）等却用大量事实证明，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家总是竭力加大工人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的劳动强度，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利润的重要来源。例如，老板们使用泰罗制的管理方法，精确测量劳动时间和建立标准的工作规范，就可以通过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赚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加大工人劳动强度的许多方法，同时就是赚取利润的方法。如果工会力量弱失业率高，每小时的劳动强度就可能强，剩余价值就可能多。如果工会力量强并有充分就业的条件，工人就可以抵制住劳动强度的过分增加，参与分享经济剩余，减少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

　　与着力论证资本雇佣劳动的优越性、资本家独占经济剩余的合理性和资本家监督工人防止他们偷懒对于提高效率的重要性的国外主流经济学不同，持阶级冲突论的当代国外经济学家着重论述了工人参与分享经济剩余的合理性及其对提高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Carver(1995)等指出，利润的多少并不是经济效率的唯一标志，美国的工会化企业普遍比非工会化企业生产率高，尽管这样的企业利润率比较低。他们认为社会的纯收入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劳动者的消费、投资和资本所有者的消费。其中最后一个部分是劳动者的永久损失，是一种他们为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在不同的国家是很不相同的，例如，在1985年制造业每一美元的附加值当中，资本所有者占的份额在奥地利和挪威是约10美分，在英国和美国是远低于40美分，在巴西是高于60美分，在阿根廷是高于70美分，其中的机理就在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在前面提到的一些国家较高，在后面提到的一些国家较低。

　　事实表明，在为私有制付出代价较小的国家，工人都有较多财产比较富裕，并且大都具有高度组织化的、有工人广泛参与的和有强大政治影响的工会联盟。这样的国家罢工和阶级冲突较少；工人一般认为没有必要实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就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收入平等性和公共福利等状况而言，经济绩效较好。相反，在劳动者为私有制付出代价高的国家，罢工和阶级冲突比较多，因为工人有很强的愿望和可能去通过斗争来争得被资本所有者霸占得过多的剩余价值。特别是在像巴西和阿根廷这样的国家，由于资本所有者消费了国家一半以上的产出，占总数十分之一的家庭得到了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不仅工人技术水平低罢工多，财产很少生活状况较差，他们还有着很强的通过国有化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改变收入分配格局的动力。

　　当代国外经济学家的阶级冲突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超越国外主流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范围和方法，从理论和事实两个方面对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分配做了新的解释，有力证明了利润的产生并非与工人的劳动无关。它们对雇员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合理性所做的论证有根有据，和国外主流经济学关于雇员只配得与利润无关的作为生产成本的工资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他们有关社会纯收入的三分法可以看出，单纯的资本雇佣劳动很容易有伴随资本所有者消费过多而来的经济效率低下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在纯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里，缺乏制约资本所有者权力的机制，结果包括使用企业利润在内的一切重要决策都可以由资本所有者


日期：2008-8-9　20:45:13

　　自己单方面做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所有者会具有较大的为自己的私利挥霍浪费企业利润的动机，因为挥霍浪费的收益是他自己独享的而挥霍浪费的成本却是他和雇员分担的。但是，符合雇员和整个企业利益的做法却应该是，企业利润由企业里所有为利润产生做出贡献的人们合理分享，或由资本所有者更多地用于再投资。后两种利润使用方式显然比资本所有者自己过多消费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这种剩余价值理论的缺点是，只将资本家作为纯资本所有者来分析，对其在企业中起企业家作用的劳动者功能注意不够，没有对作为劳动者的企业家参与利润分享的理由做出应有的说明；只将工人作为纯生产者来分析，与后面要评论的阶级合作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一样，没有看到工人也是投资者，对工人参与利润分享的合理性论述得也不够充分。

　　四、 阶级合作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
　　前面分析过的技术扣除论和阶级冲突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主要研究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在当代各国，劳资之间除了对立关系以外，也还存在着合作的关系，当代国外经济学家阶级合作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主要研究了这种关系。在持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看来，前两种理论在主要从工人和资本家利益关系的对立方面来阐述剩余价值问题时的隐含前提是，由于企业的产品被分成了工人占有的工资和资本家占有的利润，一方的所得就是另一方的所失，所以工人和资本家收益之间存在零和关系，具有非合作的特征。这些理论较多地论述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静态关系，如果更多地考虑到动态关系，工人和资本家的收益就可以变成非零和的。正如资本所有者可以从工资提高中换得的工人“愿意”将一部分本该属于自己的剩余价值给他中获利一样，工人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从资本积累中获利。

　　Przeworski（1986）等指出，如果工人和企业家都自愿做出必要的让步的话，就仍可以在互利的基础上保持自由企业自由雇工的制度，即工人不要求工资大到占有全部剩余价值（即剥夺剥夺者），企业家同意允许将工人工资水平保持在不低于他们为了自己的将来利益容忍暂时受剥削的程度。在一定限度内，如果制度能够保证企业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用于投资的比重，足以在将来使工人得到更多的工资的话，工人将愿意暂时放弃工资的增加而让企业家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当工人要求得过多时，即当工人要求工资在利润中占了过大的比重时，短期工资增加的好处就会大于长期工资的损失，因为在以后只有较少资本被用于可以促成工资增加的投资了。相反，如果工人的讨价还价和监督力量过弱，剩余价值就会被企业家过多占有，工人工资低下生活十分艰苦，企业家可以将多占的剩余价值随意挥霍浪费，过小的投资将不能带来工人工资在将来的增加。Przeworski（1986）用数学模型表明，在人们的特殊时间偏好和投资占利润的特殊比率给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有一种工资占剩余价值的最佳比重。

　　这种阶级合作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在承认剩余价值是劳动者创造的应由劳动者们共同分享的前提下，指出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利益关系一致的方面和双方合作可以带来的好处，对思考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发展和劳动者将来利益的重要性、资本家作为企业家所起到的劳动者的功能及应享有的权利，都是有启发意义的。但它们有如下缺陷。

　　1.片面地只将资本家看作是投资者，没有看到工人其实也是投资者。
　　首先，按照现在已被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人力资本理论，不仅物质资本的投资者是投资者，他要为其投资承担风险，而且对作为人的能力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投资者也是投资者，他们也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做着投资决策，所以也是风险的承担者。有些研究还表明，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一般要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比通常主要由资本家负责的物质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赵忠义，2000）。其次，无数资本家白手起家获得成功的经历表明，占有物质资本并非是人们具有从事物质资本有效投资才能的必不可少的信号，占人口大多数的雇员阶层当中，从来不乏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人才，只不过因为缺乏物质资本、条件和运气，他们暂时还无力自办企业。一旦他们攒足了物质资本并有了其他条件，他们也可以变成企业投资者，和现有的资本家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增加。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在进入企业以后事实上已经参与承担了企业的投资风险。如果企业盈利增加，他通常不仅可以按照有关合同拿到工资，而且将有更好的收入增加和晋升前景；如果企业亏损或破产，他将实际上拿不到合同规定的工资甚至失业。这说明工人用放弃其他选择的机会成本参与了企业的投资。所以将工人只看成生产要素和消费者，将工资只看成是现期消费支出，既不符合实际又贬低了工人及其收入对于经济长期发展的作用。

　　2.将企业和企业家相等同，只表达了工人长远利益对企业家的依赖，没有说明企业家对工人的依赖。
　　虽然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有较大的获利优势，但他们的投资收益并不是不需要依靠工人帮助的。应该承认，要在企业投资和资本积累中获得长期盈利，除了投机的运气、财产的继承和利用权力关系的掠夺等因素的作用以外，在很多情况下，确实也还需要企业负责人具有一定的所谓特殊的企业家才能：懂经营、会管理、敢冒险、热心赚钱等等。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的企业里，剩余价值或称利润也不是企业家一个人单枪匹马创造的，他为了取得企业的经济剩余总需要与他人合作。创办企业之前，他可能是一个专搞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或做实际操作的工人，很懂专业技术或实际操作，但在创办企业之后，他的主要精力通常要用在企业的长远规划、投资决策、组织创新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在现在被认为是企业成长的关键的技术创新方面，除像爱迪生这样的个别全才以外，多数企业家将不如专门从事技术创新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把构想付诸实施方面，多数企业家将更不如专事实际操作的技术工人。所以企业家的与人合作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对他自己有利的。特别是他还可以利用其在企业中所处得支配地位，把与别人一起创造的难于分辨到底是谁的功劳的结果的经济剩余更多的划归己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承认自己的合作伙伴们对于企业兴衰的重要作用，决不是他们故作姿态的虚假谦虚。可见工人的长远利益并不是只依赖在企业家身上，既然雇员也在资本积累和利润取得中有重要作用，企业投资效果的好坏又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他们为了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不仅应有利润的分享权，而且应有对于投资的监督权和参与决策权。

　　3.只对资本家和工人收益之间的双赢可能性作了抽象的描述，没有分析实现这种双赢所需要的社会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