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12-24 10:20:34
　　青铜神桑的制作多灾多难，几多波折，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1：主树分天地人三层，整棵树设计高度为五五二十五尺，为嵌入组装结构。但重心偏高，设计的基座不宽，拼装后出现头重脚轻，即使有辅助支撑站立也是困难；
　　2：枝条数量、花蕾和子规的造型几经调整。开始每层枝条的设计数量有五支，代指五行，也是重量原因，最后简化为三支。花蕾和子规开始为实心的，后来改为镂空，目的只有一个：减重。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神桑轻量化，也是为了节省铜材料，此时铜资源的获取是极为不易的。后来铜立人也是中空工艺。
　　3：天帝（阳帝）、枝条、花蕾和子规的镂空造型，则主要参考了古蜀先人的藤条编织技艺。器师和铜匠在经过多次失败的打击后，后来采用了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用几百年积累的藤条竹篾编织技艺把神桑按一比一的模型先做出来，再调整尺寸和模仿站立。根据藤编的神树模型来造型和调整尺寸，然后按藤编神树尺寸一比一的比例开模、铸范，再一点点的调整。此后仿制型陶铸法成为了鱼凫神王时代和古蜀帝时代铸造复杂器物的常用方法。

　　青铜神桑共计八棵，主树为神树，也代指神王鱼凫氏，通天接地，七棵仆树分别为：蚕丛氏、柏氏、古羌、古彝（夷）、玄嚣部、颛顼部、夏氏，主仆树的意指很明确，彼此不离不弃，相扶相依。限于此时铸造条件和工艺，器匠实际生产制作中在细节处又做了少许调整。
　　古蜀地神话故事的最早发起人是此时富有想象力的古羌族的萨帕，在每次主持祭祀大典时，对青铜神桑寓意阐释的是非常得到位，经过后世方士和巫觋的极力渲染和流传，才有了种种想象力丰富的神话和传说，如《山海经》中的“建木”。在没有文字记述的先秦时代，华夏大地上的方士、巫觋或传承或编纂的神话故事对远古历史的贡献是巨大而有效的，《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有好些就是他们游走四方而成的。

　　关于“氐人国”的注释，“氐人国”是自铉鸓时代起，神王权鼎后，以三星堆城为主城，将陇西川西揉在一起论的，后来的神话传说有很多，如《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的：“ 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郝懿注释：“互人国即《海内南经》氐人国，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也有风水学鼻祖郭璞对氐人的形象做了注释：“﹝ 氐 ﹞音触抵之抵。尽胸以上，人；胸以下，鱼也。”

　　我认为“氐”应该通“坻”，意指江河中的小洲或高地，这样的描述非常符合5000年前的成都平原江河纵横的地貌，三星堆城就是江河中的小洲或高地。《山海经》对其他部落乃至国家的描述或许不好阐释，但关于古蜀地的相关描述乃至后世的注解都是非常到位和具体的，为什么会这样？后文会有《山海经》由来的叙述，此处暂不表。
　　此时的神王石人像已然斑驳，加之石人像实在太重搬运不易，铉鸓因此力排众议决定铸造青铜神王像，其蓝本是身材高大的第一任神王，其祖白翰。铉鸓逐渐展露出王威，古蜀地也渐渐从形式王权进入实质王权时代。为宣神王权，铉鸓重新制作了神王权杖，为青铜首和木杖的结合，顶端为后世称的青铜“麒麟神兽”（麒麟的最原始版本，是牦牛，山羊，马，鹿等的结合体），下面为紫色檀木杖，成型后的神王权杖成为了今天称的“青铜爬龙柱形器”，窃以为应称为“青铜麒麟权杖”或“青铜神王权杖”。黄金杖此后作为首任神王其祖白翰的信物放在了铜立人身旁，不再使用。

　　根据青铜神桑的制作经验，铜立人也是按照白翰的身高体型和神王标准着装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制作的。白翰身高一丈二寸（约172cm）,基座高度5尺（85cm~90cm），王冠和王相造型略显夸张，以此体现出神王相庄严典重，神威赫赫。因为铜立人像是分段浇筑镶嵌而成，存在安装调试误差，算上王冠的高度，组装后的铜立人像总高在260cm公分左右，重约180公斤。在鱼凫神王中后期还制作了其他类型的铜立人，比如铜兽首冠人像（祭祀），这是鱼凫王权拔高和巩固鱼凫王权统治的一种表现。其手右高左低，呈高擎之姿虚握之状。祭祀之时，将分段铸造的铜蛇于环形双手间重新镶嵌接好，铜蛇颈处和腹部专门浇筑了环纽，以便挂在环形手上，金杖则作为首任神王白翰的信物，放在铜立人旁边作为祭物。双手高擎右高左低的姿势此后一直是神王、萨帕、萨玛（祭师）祭祀时的规定动作，寓意神王（蜀王）是天神指派到人间来镇压邪恶，护佑万民的，是天神的使者，正义的化身，奉天神意代掌神权。执蛇的神王（萨帕）形象经过几百年一代又一代巫觋和方士的解读和渲染，演变成了山神的象征，如《列子愚公移山》里的操蛇之神。

　　日期：2019-12-24 11:04:30
　　《孔子家语五帝德》记载：“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暗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则子之问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
　　宰我即宰予，字子我，“孔门十三贤”之一，惯于这样的名号，说明宰我是善思之人，某天，宰我揪着孔子问黄帝的事，孔子回答说：“（夏）大禹、（商）汤、（周）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尚且无法说得清道得明。关于上古之世的黄帝的问题，就算是上古老前辈恐怕也难以说得清吧”。
　　宰我不愧是“孔们十三贤”，硬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接着说：“以前的传言说法太隐晦，随便拿一点就说辨意思说的不明不白，这些都不是君子之为，所以我一定要问个清楚明白。”
　　孔子见拗不过，不得不说：“好吧，我也就是大概听说过一些”
　　重点：公元前2500年的孔子也只是大概听说过黄帝时代的事，然后他把他听到有关黄帝的事加入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看法讲解给宰我听。《五帝德》就是这么来的，这篇文章里，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孔子对五帝的一种理解，或许有历史影子，更多的或许是一种美好愿景。
　　今天的历史研究有了许多的出土文物和新的探测技术来辨析，但是年代误差少则一二百年如没被污染的标的物用碳十四检测再加上树轮校正，年代偏差可在±90年内（就算这样，时间误差在180年之内的概率也只有68.17% “七国院士”夏鼐老前辈的研究结论），多则三五百年或许更多，根本无法获悉历史的清晰脉络。
　　我以为，如果我们能把五千内的中华文明脉络说的清道的明，就相当了不得了，不论在人类历史层面，还是在国家民族层面，都是十分值得骄傲和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