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可是很快母亲的笑容便消失了，也许是她看见了我，抑或是她感觉到了我的存在也说不准儿，总之，她的目光的确在我的脸上一滑而过，表情立刻就变的冷峻和凝重了，当然也少不了那种我久已习惯了的轻蔑与鄙视。这使得我浑身的血液一下子流动加速，不由得也是习惯的打了个冷战。

　　二嫂使劲儿用目光安慰我，同时用自己的身体把我挡在了母亲的目光之外。借着这一当口，我简单的把我的一生做了一下简单的梳理，我清楚地知道，母亲对我的这种态度，以及我对母亲发怵的心理，并不是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所形成的，而是与生俱来的。
　　那是一九四九年初春的一天，天气乍暖还寒。初生的旭日，尽情地挥洒在河西走廊祁连山脚下，这片广袤无垠的大戈壁滩之上，无论是沙丘、砾石、还是一丛一丛迎风摇曳的骆驼草，都无一例外的被涂抹上了一层罕见而神奇的紫红色。
　　也许是某种征兆，或者是预示也说不准儿，总之，就在这绵延千里、杳无人烟、风吹石头走的大漠戈壁之上，注定要上演一出神奇而雄浑的大戏；注定要彪炳史册的伟大传奇，因为这里有一种黑色流体状物质，名曰：石油！
　　纵观世界石油发展史，我国当之无愧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远在1700多年以前，石油就已被我国劳动人民用于取暖、照明。当时人们称之为“石漆”。
　　西晋张华著的《博物志》上称：玉门县南有山石出泉，其水如煮肥肉洎，漾漾永永，如凝膏，燃之极明，不可食，县人谓之“石漆”这是我国最早有关石油的文字记载。

　　到了11世纪，我国的石油钻井技术就有了相当的水平。据英国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介绍，中国古代深井钻掘机械技术是十一世纪前后传入西方的。直到1900年以前，世界上所有的油井，基本上是采用中国人创造的办法打成的。
　　但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石油工业的发展更是停滞不前。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末，一阵驼铃声穿越了大漠戈壁的漫漫黄沙与祁连山凛冽的寒风，来到了西走廊西北端的甘肃省玉门县境内的石油河畔。
　　他们是国民政府指派的地质专家严爽、孙健初、靳锡庚等人，及几名工人和20余峰骆驼，历尽千辛万苦，在祁连山脚下的西河坝老君庙处安营扎寨。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可开采的工业油流。
　　消息一下子传到了南京地质调查所，时任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连忙向蒋介石报告，并得到蒋的应允后，这年11月，孙健初带领考察队再次赴老君庙，并在冰天雪地里苦战了六个月，彻底查清了这一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工序就是开钻打井了。可直到此时，他们手中连一台钻机也没有。
　　这事也难住了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急忙向翁文灏求助，翁也无奈，时值全面抗战，就是老将也没办法，但黄汲清听说延安方面也在打油井，并向翁提议，不妨向共产党方面，先借一台钻机用一下！
　　翁文灏点点头，几天后，翁前往十八集团军汉口办事处，专程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并上报中共中央，延安立即指派八路军押送两台钻机，辗转到千里之外的玉门老君庙地区。
　　钻机一到，无不欢天喜地，工人们日夜奋战，并于1939年8月26日打出了第一口冒油的井。
　　这是国共两党携手结出的丰硕花蕾，也是中华民族优秀子孙回报给祖国母亲的一首迟来的赞歌。
　　日期：2011-09-28　00:04:14
　　第三章：大漠风烟

　　自从玉门打出第一口工业油井之后。苦于为资源走投无路的国民政府皆大欢喜，并着手成立了中国石油公司甘青分公司。蒋介石亲自批准了经翁文灏提名的玉门油矿领导班底，任命著名实业家孙越琦为总经理，严爽为玉门油矿矿长，金开英为玉门炼油厂厂长。
　　截至到解放前夕，玉门油矿已钻井48口，总进尺2.52万米，累计生产原油49.9万吨，并加工生产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白蜡等12种石油产品。老君庙油田初步形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包括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修、水电、土建、运输、通讯等部门的综合性石油企业，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尤其重要的是，已拥有了一支4000余名工人的石油产业队伍，其中技术和管理人员2200余人，技术工人1600余人。

　　然而，当时油田工人的生产环境极其恶劣，伤残不断，重伤及死亡事故时有发生；生活则更加凄苦，收入微薄，住房简陋，几乎全都是土窑洞或干打垒，集体逃亡事件频频发生，尤其是当时承包土木建筑工程的扬子公司的工人，生活更加悲惨，许多人患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工人们为了活命曾爆发了一次大规模集体逃亡事件，于是在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滩上，上演了一起老鹰捉小鸡的惨剧，住矿军警的马蹄、刺刀、机枪、步枪、一齐袭向手无寸铁的逃亡工人，事后竟有100多人被捕杀。

　　随着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土崩瓦解，国统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油田工人的工资锐减了三分之一，为此，工人们不得已而聚集起来进行抗议，却遭到了住矿军警的残酷镇压，共有32名工人被逮捕，其中3名工人被开除，4名工人被判刑。由于这一事件是在1949年4月5日发生的，故被称为“四五事件”。
　　我和我母亲的故事，也就从这天开始了。
　　这天就是1949年4月6日， 一大早，母亲就大声吼着，把大哥二哥从土炕上薅起来，“我把你两个讨吃鬼，咱家的鸡、兔都没啥日涨（日涨——吃）了，还不赶早去市集，捡些菜叶回来？”
　　那哥俩儿一听，哪还敢猴在被窝儿里不动？比母亲养的兔子还快，一骨碌爬起来，挎上筐，一溜烟儿的就滚蛋了。
　　我扒着破纸窗户，望着他俩狼狈的身影，笑得前仰后合。母亲瞪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要不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我也绝没好果子吃。

　　母亲打发走了那两个并不大的讨吃鬼，因为这一年，我大哥10岁，二哥8岁。母亲见他俩走后，像是有意的迅速转身出门，从鸡窝里掏出两个鸡蛋，用父亲从40多公里外的老君庙油矿上带回来的破吕盔，盛上水，坐在炉子上煮熟了，一个给了我，因为今天是我5岁的生日；另一个给了我奶奶。我奶奶不过才六十岁多一点儿，可已病卧在床好些年了，打我一记事儿，奶奶就在大炕旁边儿另起的一个小炕上躺着，一天到晚咳个没完。她得的是肺病，那时也没什么药可治，即使有药，我家也买不起，因为，父亲从矿上拿回来的那点儿微薄的工资，要养活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家六口，几乎是杯水车薪。

　　因此，母亲除了披星戴月的在自己开垦的一点儿贫瘠的土地上种青稞、种洋芋（土豆）外，还在家里养了几只老母鸡和一大群兔子。鸡没粮食吃也不下蛋，即使下了蛋，除了给奶奶偶尔煮上一个两个的，多数都拿去卖了，以换些贴补；而兔子却繁殖的特别快，也许是只吃草的缘故，不等长大了，就被那两个讨吃鬼，用筐拎到山下去买了，也能换些油盐米面。但在每月的这个时候，父亲必定要从矿上带工资回来，母亲总要亲手宰上一两只，用吕盔炖了，我们三个讨吃鬼，也能沾点油星儿。

　　然而，这一次父亲迟迟未归，这不仅使我们三个讨吃鬼巴望已久的油星儿，始终未能沾嘴，也使得奶奶和母亲担了不少心。
　　我手里拿着煮鸡蛋，在土炕上玩儿来玩儿去，心里美滋滋的，根本就舍不得吃。要不是母亲打发走了那两个讨吃鬼，兴许我手里的鸡蛋根本就保不住。不过，这只鸡蛋不仅归根结底也未能吃到我的嘴里，还狠狠地挨了母亲一记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