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个老公丨安丨呢！
　　我要专门为他写个章节，从开始构思这部作品时就确定了这个想法。
　　他是一个最最基层的普通人，很不起眼的村干部，但却也代表着一个特殊群体——农村基层治保干部。
　　你说他们是干部，可他们都不拿工资，几乎也没啥补助。
　　当时农村村一级基本没有收入，书记村长也不脱产，治保主任更不用说了，该捕鱼的捕鱼，该种地的种地。
　　搞大集体时还给点误工工分，分田到户后都是尽义务，但他们大多都很负责。
　　我们有事找他们协助工作，都会放下私活配合我们。
　　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卷着裤腿赤着脚半身泥巴被家里人叫回来，给我们找人带路处理事情，完了还得解决我们中午吃饭问题。

　　在老徐家里吃饭小菜随意，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但他一定会叫他老婆备点酒。
　　老徐也爱喝一口，自己会酿上一大缸米酒。
　　这种米酒好喝但有后劲，一般喝上二碗就差不多了，老徐也不怎么劝酒，除非聊起他的一些过往，兴致正浓时，会再满上一杯。
　　老徐有过引以自豪的年轻时光。
　　18岁就当了民兵连长，在汤岙水库工地上担任青年突击队队长，重活累活干前头，年年戴大红花。
　　县三级干部大会上评劳模、当先进，风光一时。
　　村里叔伯婶姨们都想把自家女儿嫁给他。
　　按照老徐自己的说法：
　　“家里的门槛也踏穿了！”
　　最后20岁就早早结了婚。婚后没多久，被选调到乡里工作，以后又当了公丨安丨特派员。
　　那时公丨安丨民警数量很少，一人管一二个乡。
　　他有一句口头惮：
　　“扛着枪，骑着马，村村都有丈母娘！”
　　说的就是他当特派员那段经历，下乡工作走到那里吃住到那里的情形。
　　不过有点夸张的成份，南方没有马，那得到草原上当特派员，在这边只能靠二条腿跑路。
　　我们时常与他开玩笑：

　　“那你有很多丈母娘？”
　　他总会扮着脸唬我们：
　　“小歪，别乱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否则他也不会放弃公职回到农村。
　　“我是你们的老前辈，不是为了家庭就是你们领导的领导了。”
　　这话一点不假，和他一道在爵溪派出所的同事，那会已是象山公丨安丨局的局长。

　　当时他在爵溪派出所时，那里还是个小渔村，交通很不方便。
　　四个小孩很小，家里没有劳动力，他的很低的工资抵不上欠队里的粮食的钱。
　　经不起家里的劝说，就回了老家。
　　要离开时，现在的公丨安丨局长那时的同事流着泪挽留他。
　　他非常坚决：
　　“先得让一家人活下来，我不能太自私！”
　　前两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老同事没把他忘记，照顾性的解决了他的非农户口，每月还发给10多元的补贴。

　　“我是村里唯一吃皇粮的农民！”
　　他整天笑哈哈的非常乐观，也很感恩，把我们的事情当作份内事，三天两头往我们所里跑。
　　我在杭州读书时，他在邱士良给我的来信的首页的正上方，亲笔写了一行字“小张你一定要来钱仓来看看我们！”
　　然后在署上的名字上盖了一个红红的手印。
　　我想他一定非常用力，因为这油印过份的浓重而使得手指纹显得糢糊。
　　我也没有食言，10多年以后到象山调研，通过当了丹城工商所所长的王国民找到夜间在一个菜场值夜班的他聊了大半夜。

　　给他买了两条烟感动的不行：
　　“我怎么能抽你的烟呢？！”
　　我在想这烟怎么能抵得上那个物资贫乏年代，他自酿的清澈的米酒的醇香啊！
　　前几个月才知道去年他已去了另一个世界，悲痛之余祈祷他在天堂安好，但愿他又当上了治保主任，或者是扛着枪骑着马的特派员！
　　你是一个让我学会笑对人生的大好人！

　　严打部署开展以后，宣传发动工作几乎空前绝后。
　　从城市到乡村各种的横幅标语，能利用的地方都用上了。
　　即便是过去了近40年，在一些僻远地区，因为疏于更新内客，偶尔还能看到留下的一些痕迹，尤其是一些墙体上的标语因为其依存的房体拆除重建，变成了不连贯的断句，特别扎眼。
　　而最吸引眼球的当是各地此起彼伏的集中公判大会，有些小县城说是万人空巷，真的不是夸张。

　　我见证和参与了象山县组织的第一战役的公判大会，那个场面，震撼！
　　按照上级的通知要求，所里执行公判大会任务的同志提前一天入住丹城县委招待所。
　　通知中除了指定了抽调的人员数量，携带的武器，还要求是班长骨干。
　　我和王国民等5个人，中饭后，坐班车赴丹城执行任务。
　　我们穿着军装，身上背着冲F枪和手枪引来大家惊奇的眼光，因为平时白天我们出去都不带武器。

　　车站负责售票的便是好奇的问：
　　“装合戏去（干啥去）？”
　　“参加训练！”
　　王国民大声回了一句。
　　到了丹城，我们成一列纵队行进在去招待所的路上同样引来许多人的目光和议论。
　　“明天公判大会。”
　　“啥地方？”
　　“工人文化宫广场。”
　　城里人的风声要亮多了。
　　或许有人已看到一些死刑犯的公告和公判大会现场的布置准备。
　　我们在招待所办好入住手续后，立即在县府大院后面的县武警中队开会受领任务。
　　会议由大队主持工作的毛副大队长主持，县中队樊中队长作任务分工。
　　我们的任务就是协助押解。

　　每一辆车每一个人犯都定人定位。
　　第二天上午起得很早，来不及吃早饭就去公丨安丨局的大院。
　　各种警车和部队卡车从院子一直排到朝东去马路的尽头。
　　看守所位于院子的北面，有个铁门与院子相连，公检法各类人员一色头的正装，大多配戴武器，行色匆匆进出铁门。
　　在等候时碰到一起新兵连时的战友，因为是边上班的，比较熟，过来聊了一会。
　　“法院在给死刑犯最后谈话。”
　　“验明正身？”
　　“对。”
　　“很早就在忙了，给他们吃饱饭。”

　　“他们会吃吗？”
　　“吃。”
　　说话声音都压得很低沉。
　　等到离出发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左右，所有警车的警灯一齐闪烁，人犯逐个压上车。
　　我负责看押的是一个20多岁的男犯。
　　我看着前后相接的军警车辆和周边围观的群众，脸上保持着严肃的神情，心中充盈着神圣的责任。
　　当车队前后警报声连续鸣响的时候，队伍开始向东然后沿着那条新建的最宽的大道缓慢绕行。
　　到了工人文化宫广场，那里早己人山人海，高音喇叭不间断地播放录制好的宣传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