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到达哈尔滨近郊的王岗车站,怕哈尔滨出不了站,就下了车,抱着孩子步行10公里走到哈尔滨站前。剩下路程不多,没想再逃票,把钱找出来,到售票处买去往鹤岗的车票,钱递进去后,售票员说必须持边防通行证才能买,我没有也不知道什么是边防通行证,只好退了出来,如凉水浇顶,一下凉到脚后跟。
12.
票没买到,大失所望。有好心人提醒:可以让萝北的亲属来接。
绝望中又看到了希望,可怎么与舅舅联系呢?当时电话不便,也没有舅舅那边的电话号码,只能使用最传统的信函。然而如何收到对方的回信,或对方来接时怎么能找到我们也成了问题。思考良久,只能住进旅馆,来信或来人才能找到。
按照哈尔滨市的规定,旅馆不能自行接待旅客,必须在火车站的住宿登记处登记,由住宿登记处统一安排旅馆。我马上找没人的地方填好原来上班时留存的空白介绍信,到住宿登记处登记安排住处。工作人员问我想住什么样的旅馆,我自然要求安排最便宜的。住宿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给我安排了道外的一家浴池,并告诉我坐有轨电车可以到达。
这家浴池每人每天住宿费0.8元,晚上十一点停止洗浴服务后才能安排床位休息,早上五点必须起床让出床位以供洗浴。白天只能坐在浴池的门厅里。住下后,问清了浴池的地址,马上给舅舅寄了挂号信。可身上的钱只够住宿五天,等人要紧,不敢花钱吃饭了。
当天饿了一天睡去,第二天老婆宋开玲的奶水就很少了,孩子饿的直哭。我像一只无头的苍蝇,漫无目的地走在哈尔滨道外区的大街上,十月中旬的季节,在华东本应是秋高气爽,哈尔滨却下起了大雪。离家时只穿了一件毛衣,一件外套(应该是学生装),在漫天风雪中徘徊在松花江边,作为男人,作为父亲,作为丈夫,让老婆幼子跟我受此大罪,心酸至极,真想跳进松花江了却此生,为他们赢得一个坦然回家的机会。可是我能一死了之,妻儿怎么办呢?大字不识一个,从没出过门的妻子,在这举目无亲的北国冰城,如何能找得到回家的路啊? 边想边走边哭边哼起了凤阳花鼓。凤阳人能打着花鼓乞讨活命,我落魄到这种地步,还能有什么办法?那个年代不允许也没地方打工或做生意,不存在个体经济,做生意也是一种犯罪(投机倒把罪)。离开了组织和单位,就无法合法的生存。可犯法的事又是万万不敢做的,那等于自投罗网。咬破了嘴唇,冻僵了双脚,思虑再三,也只能先顾妻儿的生存了。回到浴池,背上书包,带上唯一的器皿--茶杯,用小包被包好孩子抱在怀里,一句话也没说,消失在风雪中......
13.
哈尔滨站前比较大的饭店是一家门朝北的水饺馆,上下两层楼。生意很好,顾客盈门。我站在店堂里,根本没有勇气开口讨要,只是抱着孩子流泪。看到有客人没吃完的一两饺子或饺子皮,就如获至宝,放进书包里(那时好象没有塑料袋),自己不敢吃,因为要用它转换成乳汁哺育六个月的儿子。那个年代大家都很困难,自己的粮食也不够吃,所以极少能捡到剩饭。我自己只能流着泪喝点饺子汤强撑着,也流着泪给不会吃饭的孩子喂饺子汤。
偶尔也有顾客看我一直流泪,简单问一下。我就说家中遭灾,投亲途中困在了哈尔滨,给孩子捡点剩饭吃。人家大惑不解:“你还是个孩子呢,哪来的孩子”?我如实回答说,我确实也是个孩子,今年21岁,可抱着的真是我的孩子!看我泪流不止,人家也真的相信了。其中有好心人帮我买了一盘饺子,我连声道谢,泪如泉涌。
装起这一盘饺子,再遇到有剩下的一半个饺子皮,我就自己吃下,有整个的还是装到书包里。如果一天都呆在这里,基本也够我们三口人果腹。可不一定什么时候,服务员就可能来到二楼,把我赶出去。
回到浴池,拿出捡回来的饺子和一杯饺子汤,赶紧让宋开玲吃下,可是她哪里吃得下呀?两人默默的流着泪,推来推去。我晓之以责任理,动之以爱子情,她才含泪吃下。
过了五天,已经没钱再交住宿费,只好离开浴池,来到车站。候车室凭票候车,我们进不去,又到饺子馆呆了一天。或许是一家三口同时出现的原因,这一天我们没有挨饿,还有一些好心人到我们跟前给几分或几角钱,我们有了两块多钱,就商量下一步的打算。我突然想起坐牢时曾听8号狱友说青海能找到工作,决定去青海。
到车站花四角钱买了两张王岗的票,就进了候车室,好暖和呀!里面有暖气。火车是夜间12点的,我让她母子等着,自己到其它饭店捡了很少一点干粮,也捡了一些烟头,还有好心人看到我捡烟头,给了我几支香烟。回来后宋开玲告诉我,有一个等车的大嫂给了她一整个大饼子。此情此景,真让我感慨万分。
夜里12点,我们准时坐上了南下的列车。
14.
车上出奇的冷,据列车员说,锅炉刚点着,过一会就有暖气了。我拿出带来的毛巾被,盖住了妻儿,我冻得用上衣蒙住头,期望留住自己呼出的一点点热气。一直到早上四点以后,车里才慢慢不冷了。
第二天晚上,车过山海关时查了一次票,但没有认真的查,基本上是边喊旅客出示车票边走过去了,我们有惊无险。
这车是开往济南的慢车,如果坐到济南,必然要经徐州转车才能去青海。感觉那样离家太近,有些冒险,于是在第三天中午从德州下了车,在站里等到去石家庄的车,又在石家庄乘南下的车,晚上九点到了郑州。
这时身上只剩下五角钱,濒临绝境。我们走到三站台北头的阴影处,我告诉妻,这里离家不远,我把你送上开往徐州的火车回家吧,不能再连累你和孩子。我给她写好家里的地址,让她装在身上,找不到家就拿着字条到找派出所问路。我们分别拿了孩子的一只鞋作为思念,一家三口生离死别,抱头痛哭却又不敢哭出声来,怕引起别人怀疑。
哭尽了眼泪,也清醒了许多。宋开玲改变了主意,坚决不回家了。她说我们三口在一起,或许还能要口吃的,如果我娘俩走了,你就没有活路了。既然一起逃出来了,我们死也死在一起!既然妻子这样说了,我们只好一起浪迹天涯,生死与共。
我把介绍信及一切能直接或间接显示籍贯的物品全部消毁,并决定更名改姓换籍贯。 嘱咐宋开玲对外就说是河南漯河人。给妻子改名叫宋华,给自己改名却很为难,因为她短时间记不住,很容易暴露。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不用她改口的办法。结婚后宋开玲一直只称呼我的姓,叫我小杨,我改名为王晓阳,就没有问题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短期内她一直喊我小杨(晓阳),数月后就习惯喊我小王了。
15.
夜间12点,我们乘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69次列车,车上人很多,我们就靠着行李席地而坐。第二天中午,车停西安,站台上有包子卖,用仅有的五角钱买了一盒包子,两人垫巴了一下。夜间行车时,我看到儿子饿的手里拿着一张纸片咬,怕他吃下去,忙夺了下来。仔细一看,是一张西安至乌鲁木齐的车票,而且就是这趟车的,就收了起来以应付查票。
第二天凌晨三点,在兰州下了车,感觉比哈尔滨还要冷。候车室不让进,我们就在售票处避寒,冻的不敢停步,一直活动到天亮。这时有人排队买票了,我就在队列旁询问有没有去乌鲁木齐的,我因事不能去了,想低价转让。有一位旅客想要,但看到票已污损,不敢要。我就带他到售票窗口,说明情况,让售票员做了鉴别。确认是有效车票后,那人又说他不去乌鲁木齐,只到玉门,最后卖了十元钱。
出售票处一看,兰州都结冰了,人在室外根本没法呆,必须先解决保暖的问题。冒着严寒找到旧货市场,用这十元钱买了一件旧皮袄,又到饭店捡了一些拉面汤喝了,身上暖了一些。又捡了几小块饼,拾了一根别人掉在地上不要的油条,倒了一杯别人剩下的拉面汤,回到车站让妻吃了,下午就坐车去了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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