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杵臼与他抱着的婴儿，一并被杀。
　　瓜瓞已铲，孽根尽除，屠岸贾们满意地长长吁了一口气。而程婴，却抱着真正的赵武一同藏匿在了深山老林之中。
　　又是一个十年。公元前587年，因韩厥多方努力，不停向晋景公劝谏“以成季（赵衰）之勋、宣孟（赵盾）之忠，而无后，善者其惧矣！”景公终于决定为赵家平反昭雪。
　　于是，深山里长大的赵武被召回，赵氏得以雪冤，屠岸贾被灭族。
　　一切尘埃落定。
　　仇报了，冤伸了，位复了，赵武成人了。这时，年迈的程婴却要与大家告别，不是功成名就后的归隐，而是要死别。
　　他要去赶赴迟到了十年的一场死约。订约双方其实都是一个人，自己。
　　他静静地说：“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
　　赵武边啼泣边顿首，说您不能这样。程婴慨然一笑：“不可。彼（公孙杵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
　　遂自杀。
　　日期：2021-06-20 16:30:57
　　四
　　因一句许下的诺言，甚或连诺言都没有，只是一种自我认定的责任，然后为了他人家一条小生命，一个将自己及亲身骨肉的性命轻易就抛掷给豺狼，一个不惜忍辱蒙垢、甘愿受世人唾弃而含辛茹苦将其抚养成人，又在功成之日自杀以报。
　　此时，那个男婴是谁，保护他的终极意义是什么，都已退居出价值尺度衡量的范畴，“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的情绪也已不再确切，心中凛然的只有责任，胸怀盈漾的只有道义。
　　不怯死以苟且，不毁节以求生，秉一种辉光高洁的品格，向世人表达自己的崇高，意气自任，纵情放性，发奋扬历。而这，才是与莽莽宇宙互为一气，激情舒泰的至大至伟享受！
　　为了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而要付出成十上百倍战士的生命，值吗？这是公映在21世纪的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提出的疑问。
　　为了一个婴儿的性命，一干智勇高古之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掷青春，贱声名，值吗？这是上演在公元前6世纪的救孤故事提出的疑问。
　　提问其实一直没有停止。但你可能不知道，当提问产生时，价值核心已经从唯美、壮烈、高拔的彼在意义，沦入了物化、性价、权衡的此在磁场。因为可以确信的是，在那个意气凌厉的时代，弥漫着古典英雄主义的天空下，压根不会有这样的质疑。如同十年特洛伊战争后，雅典元老院最后给定的回答是：为了海伦的美丽，再打十年也值。
　　美和道义没有价格。
　　不管《战国策》、《左传》与太史公的记载如何相左，我都不能不说这个永恒的托孤救孤故事，已成为一种历史镌刻的寓言，是中国古典英雄主义的最早先声。它最终酿就了一方浓酽的忠烈文化，使清冷的易水可以照见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的苍凉身影，让窄小的豫让桥可以见证侠客朝着一件衣服三跃而击的悲壮一幕。

　　救孤的君子们，他们知道自己是在用生命为另一条生命摆渡，使赵氏血雍得以延续，他们不知道，这个获救的孩子终将成为赵氏复兴的奠基人。
　　成为晋国正卿的赵武主持晋楚弭兵大会，不仅扩大了赵武在诸侯国之间的国际影响，也增强了赵氏在晋国的政治地位。晋平公十三年，前545年，出使晋国的吴国延陵季子通过对赵武等的打量后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
　　事实正是这样，赵武后三世至赵襄子时，韩、赵、魏灭智伯，三家分晋，赵氏从宗主一跃而为诸侯。倘没有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便没有赵武，那么后来的赵国也将无从谈起。
　　此时，正可翻开顾炎武的《义士行》，双目潸然，低声吟诵：“饮此一杯酒，浩然思古人。自来三晋多义士，程婴、公孙杵臼无其伦！下宫之难何仓卒，宾客衣冠非旧日。绔中孤儿未可知，十五年后当何时。有如不幸先朝露，此恨悠悠谁与诉？一心立赵事竟成，存亡死生非所顾。呜呼！赵朔之客真奇特，人主之尊或不能得，独有人兮长叹空山侧。”
　　曾子为之总结道：“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本章毕）
　　日期：2021-06-22 09:29:07
　　第六章　千古慷慨悲歌地
　　古赵大地的上空，似乎总劲鼓着一股豪迈、纵放、炽烈的风。这风凌厉席卷，烈烈飞扬，数千年而不息。
　　乃至公元752年，李白从广平醉骑白花马首次来到邯郸时，善感的诗人立刻嗅到蒸腾于这片土地的剑气萧声，快意写下“赵俗爱长剑，文儒少逢迎。闲从博徒游，帐饮雪朝酲。歌酣易水动，鼓震丛台倾”的绮丽诗行。

　　几乎同时，王昌龄因世乱还乡，途径邯郸，用豪纵之笔记录下这样一帧画面：“秋风鸣桑条，草白狐兔骄。邯郸饮来酒未消，城北原平掣皂雕。射杀空营两腾虎，回身却月佩弓弰。”
　　公元733年，高适北游蓟门南归时，为邯郸游侠少年的风姿深深打动，研墨伸纸写下：“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处报仇身不死。”
　　浪迹天涯，性情本就旷放不羁的大唐诗人们对邯郸的印象，似乎都是八个字——尚气任侠，豪纵恣肆。
　　一
　　黄遵宪说：“慷慨悲歌士，相传燕赵多。”
　　但，除了易水河边的壮士终已不顾的那袭白袍，燕地委实找不到更多的慷慨背影。而赵地，然诺必践之人鱼贯，怀义弃生之士奔竞。贵交尚信，轻命重气，甘心守节，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构成了他们群体性精神人格，这种精神高标又蒸腾开来，普化为一种地域性价值取向和道义皈依，对更多的来者产生向往与召唤。于是，这片热土终于成为前赴后继、代不绝义的慷慨悲歌之地。　　

　　对此，司马迁与班固也分别给出了地理历史学上的解释。
　　《史记·货殖列传》称：“（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

　　《汉书·地理志》则道：“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站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打量，地薄人众、土广俗杂的地方很多很多，怎么独有赵国邯郸人呈现出高气势、轻为奸、悲歌慷慨的精神气质呢？
　　我更愿从赵人的精神血脉源头实地勘察。绕过为营救赵氏孤儿落地的几颗头颅，就看到了一个人——赵鞅的心腹家臣，晋阳城的始创者董安于。
　　公元前500年，赵鞅兵临卫都，迫使卫灵公献上“卫贡五百家”，因没有根据地安置这五百家，于是暂置于赵氏分支邯郸午（也叫赵午）占据的邯郸。很快，董安于深谋远虑，以铜为柱础，以荻蒿楛楚为墙骨，为赵鞅营建了一座与其他五卿抗衡角逐的可靠军事堡垒——晋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