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相管仲就充分享受到了这种好处。《史记》里记载了他与鲍叔牙很多故事，他早年很贫困，常常陷入到生存的泥潭中，恰恰是鲍叔牙伸出援助之手，才把管仲拉出泥潭。并且，不仅仅拉一次，而是经常拉，一而再、再而三地拉！可以这么说，倘若得不到鲍叔牙的帮助，管仲必定是默默无闻，埋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哪还会有后来叱诧风云、建立了不朽功勋的管仲呢？

　　最奇妙的是，管仲得到如此大的帮助，却不需要消耗他任何生存资源，他当时几乎不用为鲍叔牙付出什么，就得到了鲍叔牙自始至终的无微不至的帮助，这对于他的生存是不是意义重大呢？
　　好了，现在讨论进入主题——朋友（包括权贵们）凭什么要帮助你？他为什么要拉你这一把？
　　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有人就会不假思索地说：“自然是凭交情啰！”的确，在很多时候，人们都是凭交情来帮助朋友的。近几年在社会上风靡一时的“情商”，就是引导人们如何与朋友建立交情的。某些“成功学”的高人，甚至还提出了情商比智商重要的观点。但黄大哥发现，日常生活中，人们凭“交情”帮朋友的时候，一般仅限于日常事务，并且在帮助的同时，还订立了一个原则：以不损害自身利益为前提。比如，你要办某件重要的事情，你的朋友刚好有门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他一般都会很热心地凭交情去帮助你。他帮助你时，不仅他的“门路”会越走越熟，而且你还欠了他的人情，这算盘不管怎么打，对他都是合算的。可一旦让他“割肉”，也就是一定要付出经济上的代价（或者冒其他风险）才能帮你的话，“交情”恐怕就不起作用了，“情商”也派不上用场了。社会上抱有这种原则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你周围若有这样的朋友，你能够责怪他吗？

　　管仲与鲍叔牙有没有交情？肯定有交情。《史记》里明确记载：“（管仲）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证明俩人从小就交上朋友了。问题是，鲍叔牙少时应该不止管仲一个朋友吧？交情好的朋友，除了管仲，应该还有其他人吧？鲍叔牙如果道德高尚，宽宏大度，除了帮助管仲以外，应该还会帮助其他朋友吧？奇怪的是，为什么史书只记载他帮助管仲一人，而没有帮助其他人的记载呢？相反，史书记载，鲍叔牙对管仲的帮助还引起了周边朋友的妒忌！

　　是不是鲍叔牙与管仲的交情太深了，以至于抽不出身来帮助其他朋友呢？
　　我要说，不管交情有多深，你其他人都不帮，死抱着一根筋去帮一个人，这算哪门子事呀！
　　这只能说明，鲍叔牙不是傻大帽，他并不是哪位朋友有困难都去帮助的，他只帮助精心挑选过的朋友！这更符合他的性格特征（要知道，在史书上，鲍叔牙并不是温和谦让、充满爱心的人，而是眼睛揉不进沙子，嫉恶如仇的人）。
　　《史记》里更记载：“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就是说，管仲贫困时常欺负鲍叔牙，鲍叔牙反而不当一回事，始终地善待他，并不因此而说什么。他为了帮助管仲，竟然一反常态，逆来顺受！
　　这是很令人费解的。黄大哥认为，一定是管仲身上具有某种极其罕见的素质，而这种素质又极其被鲍叔牙欣赏，鲍叔牙才会不计较得失，受到“欺负”也无所谓，始终不遗余力地、无怨无悔地帮助管仲（如果不是这样，鲍叔牙就不会有那些反常的举动）。

　　是什么素质？
　　——是管仲有才！有经天纬地之才！
　　是的，“鲍叔知其贤”，所以才去帮助管仲的，其他朋友就没有管仲这种经天纬地的才能，所以他才不帮助其他朋友，单单去帮助管仲！
　　如此问题又出来了，鲍叔牙为什么要精心挑选有才能的人（指管仲）来帮助呢？
　　黄大哥的回答是——有才能的人容易取得成功！取得成功后，能够回报他！没才能的人不容易成功，成功不了，就谈不上回报了！

　　这就等于说，鲍叔牙帮助管仲是带有私心的，他是以“互酬”为目的，渴望得到回报的，摊在桌面上是为了管仲，更深的动机却是着眼于自身的生存！
　　进行这种推理委实令人难于接受。两千多年来，鲍叔牙被历史学家、道德家们神圣化了，不利于他们说教的史料绝不会保留下来，因此我分析鲍叔牙行为的自私性时，存在着史料缺失的问题。我只能说，鲍叔牙这种“精挑细选”帮助朋友的行为，只有站在自私的角度，才能解释得通。鲍叔牙从少年起就与管仲交往密切，在密切的交往中，使他对管仲的才能了如指掌，他相信管仲是有远大前程的，他的“投资”会有回报。奔着这份回报，鲍叔牙便心甘情愿地帮助管仲了，甚至暂时吃亏也在所不惜！只有这样解释，鲍叔牙的行为才是正常的！

　　所以，作为一个聪明人，要成功“借力”，结交到愿意为自己付出的朋友（包括权贵），平时就必须不断加强自己，培养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智商，让朋友（权贵）觉得结交你对他的生存大有裨益，这样的话，每当你遇到困难时，朋友（权贵）才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你，甚至付出（经济等方面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原因在于，你对他“有用”，你能够“回报”他，他帮助你帮得“值”！

　　再来看一个人。这个人的名气没有管仲大，但他的成功模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同志们知道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的中国人是谁吗？他是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1924年9月8日，《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面孔。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他在民国初期是一个叱诧风云的人物，手握重兵，势倾朝野，曾一度把持北洋政府。他是如何发迹的呢？

　　他家境贫寒，早年经历坎坷。14岁那年，父亲吴可成因病离世，家里顿时陷入困境。他只好投身军旅，在水师学堂当学兵，一个月拿二两四钱军饷贴补家用。吴佩孚在摸爬滚打、出操训练之余，依然孜孜不倦、苦读诗书，为的是能有一个前程。他22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中得秀才。可是当时已天下大乱，吴虽考取了秀才，却是做官无门。期间，他又得罪了当地豪绅，只得背井离乡，被迫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城，希望能找条出路。他在街头摆过摊，写过对联，还做过算卦先生，依然穷困潦倒。后经人指点，到天津巡警营吃了兵粮，做了个地位低下的“丘八”。

　　吴佩孚眉清目秀，可是在兵营里并不吃香。在训练时，常常因身体瘦弱，动作走样而被教官惩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后来，虽被提升为“戈什哈”，就是勤务兵，给长官跑腿的那种，但地位仍然低下，可以说混得狼狈到家了。
　　吴佩孚人生发生质变是得到了巡警营一个幕僚的赏识，这位“师爷”名叫郭绪栋。一天，吴佩孚替郭绪栋送一份公文函件，发现郭用错了一个典故，顺口嘟囔了出来。这引起了郭老夫子的注意，想不到兵营里还有秀才！于是，便和吴攀谈起来。这一攀谈可不得了，这个小小的勤务兵不仅四书五经谙熟于胸，还见识不凡，有韬略。郭师爷大喜过望，认定吴是个难得的伟器，这下顾不得许多了，立马放下身段，选择良辰吉日，和吴拜把子，结为兄弟。他对家人说：“子玉日后前途无量，我等都得仰仗他。”从此以后，郭对吴百般关照。每逢周末，就在家中宴请吴，改善吴的伙食。他还频拉关系，走后门，为吴的前程奔波。1902年，郭终于保举吴进入保定陆军学堂做士官生，使吴有了事业的基础。吴佩孚正是由此起步，靠着英勇和聪明才智，步步高升，终于打出一片天地，雄霸一方的。他五十大寿时，康有为特地送上一副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副寿联是吴佩孚当时实力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