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朝贡何解，来看看《魏书》是怎么写北魏时的其他政权是如何与北魏“朝贡”的。计有：后秦皇帝姚兴、东晋司马德宗、西凉李歆、东晋刘裕、西秦乞伏炽磐、宋刘义隆及其后帝、夏赫连定、北凉沮渠蒙逊、慕容吐谷浑、柔然、北燕冯弘、鄯善、龟兹、疏勒、焉耆、高丽、粟特、渴槃陀、破洛那、悉居半、乌洛侯、粟特、库莫奚、契丹、罽宾、遮逸、高丽、库莫奚、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于阗诸，齐萧道成及其后帝、梁萧衍。除了那些小国小部落，有可能和北魏建立朝贡关系，后秦、东晋、宋、梁等与北魏平起平坐的大国会向北魏朝贡？根本没这种可能。不过是魏收自大成狂，把大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往来全部写成人家向北魏朝贡，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魏收捡好听的说，美化北魏的对外影响，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北魏是这样，其他朝代也差不多是这样。写《魏书》的魏收写史时已经身在北齐，犹能美化北魏。写《宋朝史实》的李攸本就是宋人，可信度比魏收的还要逊一些。

　　有个问题不明白，即使有这么多国家向宋朝朝贡，为什么偏偏没有西夏？有些国家向宋朝朝贡，是需要交纳贡品的，但西夏好像是个例外吧。夏向宋朝贡，宋反而给西夏财物。西凉在元昊时代已经被西夏吞并了。
　　关于高丽，“本朝初许（高丽）入贡，祖宗知其无益，绝而不通。”原因是什么呢？原来高丽使者在中原时，四处画地图，察中原虚实，“为契丹耳目”。如果高丽果真臣服于宋，又怎么敢在宋地做间谍？
　　关于交趾，公元1076年，宋熙宁九年，交趾出兵攻广西，陷钦州、陷廉州、陷邕州，进行大屠杀，“交人尽屠其民，凡五万八千余口”。在此之前，“广源州蛮”侬智高起兵攻宋，居然能横扫广西。
　　占城国倒是与宋建立了朝贡关系，但占城最早与中原政权建立朝贡关系时的在位皇帝是谁？就是柴荣。南汉时期的大将梁克贞率兵攻占过占城，南汉只有两广之地，犹能与占城刀兵相向。大食早在耶律阿保机创业早期，就与契丹有朝贡，契丹国志“高昌、龟兹、于阗、大食、小食、甘州、沙州、凉州”。大食每三年朝贡一次契丹，贡物价值数十万缗。大食国还屡次请求契丹皇帝赐给他们公主嫁过来。回鹘也向契丹朝贡，还有新罗、西夏。

　　宋朝并非一无是处，从来不否认宋朝有其伟大以及可资借鉴之处，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否定哪个朝代，而是以史为鉴。宋朝立国三百年，有成功，也有失败；有骄傲，也有耻辱。不独宋朝如此，其他朝代也是这样，所以不能完全肯定宋朝，也不能完全否定宋朝，这都是不客观的。
　　日期：2010-08-20　15:16:21
　　第三章 志在天下
　　二内修政治
　　1

　　帝王掌管天下，治理万民，不可能由他一个人来处理复杂的事务，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必须有一群能力出众的人才代替他去做具体的工作，这就有了官场。官场，是国家机器执行其统治意志的权力机构。
　　国家权力机构是一个政权的存在核心，没有人来做官办事，也就不存在政权了。从政治角度上讲，古代的阶级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最顶层的是帝王，最底层的是百姓，而处在中间层的就是官吏。帝王基本上是不会和百姓发生直接接触的，而官僚阶层则可以上传下达。
　　一个国家，与其说是帝王统治，不如说是官僚统治。帝王如果想治理好国家，他需要做的只是治吏，自古治国便是治吏。吏治的好坏，决定着国家的安危存亡。如果皇帝无能，只要官僚体制健康的运转，帝国就会平安无事。但如果是整个官僚体制出了问题，后果就非常的严重。
　　官僚制度出现问题的时代，基本上都集中盛世的后期和乱世。自唐安史之乱后，官场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堕落。特别是五代时期，出现了许多鲜廉寡耻的官吏，他们瞒上欺下，四处伸手捞外快。
　　当然更多的官吏并没有这么不堪，但他们处事圆滑，只务虚不务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每天尸位素餐，备员而已。柴荣准备亲征刘崇，群臣集体投了反对票，就很能说明问题。柴荣意识到，如果不对官场进行改革，换一些能干的官吏上来，他什么事都做不了。

　　显德二年（公元955年）的春天刚刚来到，柴荣就在官场投下了一颗丨炸丨弹，他下了一道诏书：“令录之官，政理之本，亲民总务，在干与廉，虽铨衡旧规，每常慎择，而缙绅多士，难以具知。爰开举善之门，以广用才之道。应在朝文资官翰林学士两省官内，有曾历藩郡宾职州县官者，宜令各举堪为令录者一人，务在强明清慎，公平勤恪。其中有已曾任令录，亦许称举，并当擢用。不拘选限资叙，虽姻族近亲，亦无妨嫌，只须举状内具言。除官之日，仍署举主姓名。若在官贪浊不公，懦弱不理，或职务废阙，或处断乖违，并量事状重轻，连坐举主。”(1)

　　从这道求贤诏书中，我们看到了柴荣励精图治的决心和敢于向官僚系统宣战的勇气。柴荣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来官员举荐非人要承担连坐责任的，但他提出必须举荐“在朝文资官翰林学士两省官内，有曾历藩郡宾职州县官者。”却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并不是说没有从政经验的人就一定做不好官，但这却是最节约成本和最稳妥的办法。用人和用兵一样，用熟手最好，至于新人，可以慢慢培养，拔苗助长的效果如何，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过了。
　　柴荣是个认真做事的人，他不像有些皇帝只搞些花架子，热闹过后，自己说过什么全都忘了。柴荣有很多缺点，比如他性子有些急躁，但至少他为人诚实，他甚至公开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有时也会犯错误，请大臣们给他挑刺。他不怕被人说到痛处，只求听到大家的真心话。
　　二月二十三日，柴荣下过一道《求言诏》，这道诏书内容很长，但写的很真诚感人，而且是用一种朋友之间交心的方式和群臣交流。《求言诏》：
　　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处身者不能无过失。朕承先帝之灵，居至尊之位，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至于刑政取舍之间，国家措置之事，岂能尽是，须有未周，朕犹自知，人岂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过失，食禄者曾无一言论时政之是非，岂朕之寡昧不足与言耶？岂人之循默未肯尽心耶？岂左右前后有所畏忌耶？岂高卑疏近自生间别耶？　得不求骨鲠之辞，询正直之议，共申裨益，庶洽治平。朕于卿大夫才不能尽知，面不能尽识，若不采其言而观其行，审其意而察其忠，则何以见器量之深浅，知任用之当否？若言之不入，罪实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将谁执！

　　应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方求名实，岂尚虚华，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书其事。辞有谬误者，固当舍短，言涉伤忤者，必与留中，所冀尽情，免至多虑。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举职，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举之可也，勿务因循，渐成讹谬。臣僚有出使在外回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闻官吏之优劣，当具敷奏，以广听闻。班行职位之中，迁除改转之际，即当考陈力之轻重，较言事之否臧，奉公切直者当议甄升，临事蓄缩者须期抑退。(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人就会犯错误。但有些皇帝却总以为自己完美无瑕，无所不能，对指摘自己缺点错误的言论极为反感。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认为这样会损害自己的形象。
　　什么是真正的好形象？至少要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实事求是，事物的客观存在并不会因为你不去面对而消失。柴荣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需要听真话，而不是拍马者自己都不相信的奉承话。真话有时很难听刺耳，但“"家有诤子，不败其家。国有诤臣,不亡其国。”对一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据《宋史.张昭传》记载，柴荣“好拔奇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书言事者，多不次进用。”这可能和柴荣的出身有关，柴荣喜欢提拔出身低微的士人和下层官员。用人不问出身，这本来是个优点。时任兵部尚书的张昭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昭认为人的实际能力和出身是没有绝对关系的。同样是出身低微，唐太宗用刘洎、马周而兴，唐昭宗用柳璨、朱朴而亡。柳璨阿附朱温，朱朴是个书呆子。用人不难，难在知人。张昭希望柴荣了解对方的人品能力，再给予擢用。(3)　

　　柴荣听罢，点头称是，自己确实是有些性急了。柴荣并没有因为张昭指责他做事浮躁而记恨张昭，反而更加重用张昭，经常向张昭请教兵法上的问题，并赐张昭财物，以示对人才的尊重，这就是柴荣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