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璟输掉了淮南争夺战，一个灾难性后果就是失去了江北的产盐地。海陵（今江苏泰州）是五代十国时期著名的盐田，供应着江东大部分人的食用盐。本来李璟想求柴荣将海陵盐监还给他，柴荣没答应。但出于稳定南唐局势和收买人心的考虑，柴荣答应每年无偿供给南唐三十万斛食用盐。
　　另外，柴荣还将被俘和扣押的南唐高级官员和将领遣还江东，有钟谟、冯延鲁、边镐、许文稹、周廷构等人。这些人都是李璟遭受奇耻大辱的见证人，李璟现在羞于见这些人，他们回到江东后，都被李璟废置不用。
　　至于从某种角度来说导致南唐历史性惨败的头号罪人陈觉，李璟出手很重，他将陈觉贬为国子博士，流放至饶州安置，随后将陈觉赐死。南唐历史上危害性最大的奸臣，以这样惨淡的方式结束自己耻辱荒谬的一生。
　　南唐的罪人还有很多，比如枢密副使李征古，他的下场和陈觉差不多，被李璟赐死于洪州。下场最可悲的，要算是南唐头号名臣、太傅宋齐丘。李璟早就对宋齐丘结党营私不满，利用丧失淮南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机会，将宋齐丘逐出金陵，放归九华山。
　　李璟给宋齐丘定的罪名是：“恶莫甚于无军，罪莫深于卖国。”(8)宋齐丘失去了官禄，无以为食，可怜七十三岁的宋齐丘饥饿难耐，只好吞野草充饥，最终饿死于山间。《资治通鉴》说宋齐丘被李璟囚禁之后，但给饮食，宋齐丘自知罪孽深重，自缢而死，谥号丑缪。
　　现在李璟终于明白了，淮南的丧失，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失败，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失败。

　　可惜，李璟醒悟的太晚了。
　　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八月，李璟以藩臣的名义，给他的宗主国皇帝柴荣上了一道表，算是给这场旷日持久的淮南争夺战划上一个对李璟来说非常苦涩的句号。表如下：
　　臣闻天秩有礼，位已定於高卑，王者无私事，必循於轨辙，傥臣下稍逾名份，则朝廷实紊等夷，情所难安，理须上诉。窃以臣比承旧制，有昧先几，劳万乘之时，巡方倾改，事庆千年之嘉会，固已知归。
　　伏惟皇帝陛下，禀上圣之姿，有高世之行。囊括四海，泽润先民，明目达聪，道均有戴。东征西怨，化被无垠。已观混一之期，即仰登封之盛。而臣爰从款附，屡奉德音，陛下煦妪情深，优容义切。全却藩方之礼，惟颁咫尺之书。粤在事初，便知恩遇。向者，未遑坚让，今兹敢沥至诚。
　　且臣顷以德薄，道乖时危，事蹙献诚，以奉陛下。请命以庇国人，获保先基，赐之南服，莫大之惠，旷古未闻。微臣退思，所享已极，岂于殊礼可以久当，伏乞皇帝陛下，深鉴卑衷，终全旧制。凡回诰命，乞降诏书，庶无屈於至尊。且稍安于远服，乃心恳祷，无所寄言。

　　现在李璟对柴荣已经无话可说了，佩服的五体投地。跪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男人面前，并没有辱没李璟。
　　另附，三年淮南战争中，李璟向柴荣进献的财物清单：
　　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二月，献金器一千两、银器五千两、锦绮绫罗二千匹、御衣犀带茶茗药物若干。后献五百头犒军牛。
　　又献金一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
　　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三月，献银十万两、绢一十万匹、钱一十万贯、茶五十万斤、米三十万石。
　　同年四月，献“买宴钱”二百万。

　　又献献金酒器一副，御衣一袭、戏衣鱼犀带一条、金器五百两、银器五千两、银龙一座、银凤二只、锦绮千段、细马两匹、金银鞍辔各一副、玉鞭玳瑁鞭各一把。
　　同年五月，献细茶五百公斤、清酒一百瓶。
　　同年九月，献御衣金带、金器千两、银器五千两、锦绮绫罗千匹。
　　又献银一万两、绫绢二万匹。
　　又献旃檀佛象一躯，细衣段千疋，乳香三百斤。
　　又献银器五千两，锦绮绫绢五千匹。

　　同年十月，献银器两千两、锦绮绫绢五百匹。
　　同年十二月，献银三千两、锦绮绫绢一千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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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旧五代史.周世宗纪五》卷一百一十八
　　(2)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三
　　(3)　《旧五代史.周世宗纪五》卷一百一十八

　　(4) (5)　《容斋续笔.淮南守备》卷四
　　(6)　《玉壶野史》卷九称李昪的父亲名叫李志。“其父志，去宗室悬远。”
　　(7)　《册府元龟.僭伪部.称藩》卷二百三十二
　　(8)　《南唐书.宋齐丘传》卷四
　　(9)　以上李璟数次所献财物，俱见于《册府元龟.僭伪部.称藩》卷二百三十二
　　日期：2010-09-14　20:48:07

　　第七章 奠定盛世的基础
　　一 　 土地政策
　　1
　　藏富于国，藏富于民，这是一种经济思想的两个方向。
　　其实不管是藏富于国，还是藏富于民，都是相对而言的。不是说藏富于国，老百姓就穷的叮当响；藏富于民，也不意味着国库里空空如也。政府需要税收，进行正常的行政开支，老百姓也需要足够保障生活的收入。政府和百姓在利益分配上，应该互相让步，要理解和尊重对方的利益。

　　历代王朝的覆亡，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者不尊重老百姓的利益，反而以刮民自肥为要务。有些帝王没有正确理解政权和百姓之间的辩证存在关系，主观上蔑视百姓的利益需求，客观上极尽搜刮抢掠之能事，最终把老百姓逼上了绝路，导致政权崩溃。
　　站在百姓利益的立场上看公元十世纪这段的历史，能称得上是好皇帝的，只有五人：梁太祖朱温、唐明宗李嗣源、南唐烈祖李昪、周太祖郭威、周世宗柴荣。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朱温，史家对朱温基本持否定态度。
　　朱温残暴好杀，但不能否认的是，后梁的“赋敛之轻”，远超于对百姓残暴的后唐（不包括李嗣源）、后晋、后汉。这也是为什么后梁与后唐十年大战，而中原百姓却“未至流亡”的主要原因。
　　朱温很正确的理解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辩证存在关系，“厉以农桑，薄其租赋。”(1)只有百姓富裕了，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富裕。正如周太祖郭威所说：“苟利于民，与资国何异？”(2)，郭威遵循这一原则，对国内弊政进行了改革，很有成效。
　　柴荣即位以来，虽然战事不断，他本人也经常率军亲征，但并没有耽误内政。不论是盛世还是乱世，一个稳定的政权都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军事上足以自保，二、经济的发展，至少要保证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三、老百姓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三者缺一不可。
　　柴荣的经济领域改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土地耕种权的分配，二是工商业的发展。
　　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里，土地问题是天字第一号工程，没有什么问题比土地问题更敏感，因为这涉及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切身利益。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没有解决好土地问题的政权，无一例外的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远的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近的有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
　　农民失去土地，一般来说有两个原因，一、连年战乱，人口骤减，原来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四处逃亡，导致大量可耕地荒芜。二、贵族王公等强势群体兼并土地，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在宋朝国势最盛的时候，也就是在宋太宗统治期间，宋朝的土地兼并问题极为严重，已经引起了政府有识之士的高度警觉。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国子博士李觉就上疏赵光义，谈到了这个问题。
　　“今井田久废，复之必难，旷土颇多，辟之为利。且劝课非不至而尚多闲田，用度非不省而未免收赋，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作。雨露降而岁功不登，寒暑迁而年穀无获，富者益以多畜，贫者无能自存。”(3)
　　这两个问题在五代十国都非常突出，土地兼并是历代都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但五代十国的情况和唐朝又有所不同，唐朝的土地兼并者多是王公贵族官僚，而五代十国多是军阀、有军功者或得势的中下层地主。